农村改革布阵“顶层设计”更需汲取民间智慧
——《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出版后记
张新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省城一所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自愿放弃去省计委机关（现改为“发改委”）工作的宝贵机会，满怀激情奔赴千里之外的大别山区腹地新县支援苏区经济建设，成为该县解放后30多年引进的第一位有经济学士学位的专业型青年干部。也许正是这个缘由，当地组织部门对我的成长给予特别的关怀和培养，安排我下到行政村→乡政府→县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县委政策研究室等多个台阶的领导岗位上锻炼和提高。1992年6月，我28岁时开始担任镇党委书记，直到2002年1月调离，干了整整10个年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划版图上，乡镇的名字和方位很少会标示出来，但是农村社区稳定和经济繁荣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息息相关。
人们似乎对于今天的中国出现所谓“三农”问题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试问，在推进农村改革20多年之后，为什么会出现牵涉全局发展的农业、农村、农村问题？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下一步将走向何处？诸如此类的一系列深层矛盾和实践困惑，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争论和不同的反响，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9亿农民人口的大国里，对于如何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智慧资源是极其广泛和丰厚的。且不说，从亿万农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单凭乡镇和村组几百万名基层干部的集体智慧就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因为，当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三八式”土老冒，他们是清一色的回乡大中专毕业生，既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积累，“从下往上看”问题更能切中要害，找到真经。
长期以来，广大乡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党员已经习惯于听从上面发出的“单一声调”，“一切行动听党安排”，久而久之他们变成一群驯化、呆板、顺从的“小绵羊”，而失去其应有的创造活力和献计献策热情。如果说眼下的“三农”问题最多、最复杂、最棘手也最难解决，那么中央决策部门和理论工作者应该主动地深入到农村最基层去寻策问计，若能与百名县委书记或县长、千名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万名村支部书记或村委主任、以及部分农民群众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将会大开眼界、茅塞顿开。这，也许是我同意中国农业出版社将这部文集公开出版的主要理由。
这本文集收录了我离开农村基层工作后的三年，对于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总体设计一些初步构想的研究论文。在此，我首先要感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段应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姜长云博士，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孙中才教授，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何开荫研究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吴海峰研究员，河南财经学院郭文轩教授等专家们的关怀和鼓励。2001年9月，我最先提出“中国下一步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应坚持土地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三位一体，综合配套，整体推进，协调运作”的五十条政策建议时，这些专家给予了充分肯定，河南省省长李成玉同志在该研究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这是我进入高校工作后继续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信心所在。同时，我要感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华南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社和浙江财经学院，以及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社科联等研究机构邀请我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此外，我还要感谢国内外一些学术期刊为发表这些文章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正是他们保障了这部文集中的论文质量和水平。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离开农村基层工作时间不长，广大读者从专辑中可以发现，这是一本初学者的粗浅之作。期盼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们不吝赐教，同时也希望热心关注“三农”问题的有志之士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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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信阳市谭山包·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张新光书记/教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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