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声汉教授的品德、学风和学术成就

周肇基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广州．510642)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第20卷增刊1992年12月

石声汉教授，湖南湘潭人，1907年11月19日出生于昆明，1913年迁居长沙。由于父1亲长期失业，家境贫困，生活迫使他过早地担负起维持家庭的重担．读中学时，年仅16岁的他就靠给学校管理图书、当家庭教师挣钱补贴家用。从中学到大学的学生时代，他不得不几度到小学、中学代课，边工作养家边读书求学。正处于身体发育关键时期的他，被贫困、操劳、营养不良损坏了健康，罹病在身。但贫穷锻炼了他刚强和艰苦奋斗的意志，也使他对祖国的贫困、软弱有了切身的体会，从小就下定决心勤奋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以此来改变祖国的面貌，使祖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小学、中学、大学他都是闻名全校的高材生[2]。

他先在长沙楚怡小学读书，后升入长沙明德中学，在中学时他自拟一副对联，请父亲写成条幅，时时以为自勉。

大地作庐天作幕坚金为骨絮为肠

这副自勉的对联，道出了他胸怀宽广、意志刚强、心地善良的性格。1924年考入武昌高师(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生物系，读了三年因时局和家境中途辍学，以后到中山大学生物系半工半读，补修完大学学业，1928年8月任中山大学助教，1931年8月任浙江大学生物系助教，1932年8月任南京国立编译馆编译员，其间短期代理同济大学中文秘书。

一有志气、有理想、热血方刚的爱国青年

1933年11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第一届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读植物生理学研究生，导师是著名植物生理学家F．F．Blackman。1936年5月12日以优异成绩获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3]，毕业论文题目是《其它金属离子对大麦生长和水分含量的影响与缺钾之间的关系》。

当时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机会难得。但是他对此事的认识是爱憎分明的，表现了中国人的高尚民族气节。他说：“中英庚子赔款(英文是Boxer indemnity fund remit- ted by he British government直译为不列颠政府退还的，对义和团破坏的赔款)是英国侵略了中国，中国被迫纳款，这在中国是耻辱，在英国又何尝光采?是英国掠夺了中国人民的血汗，如今退回一部分，却以恩赐者自居。”[4]和他同时考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并同船赴英的吴大任先生(现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亲自听到石声汉先生讲了这些气愤的话。他回忆说，在当时，有这样的见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表现了石声汉先生对人对事都有独特见解和很强的洞察力。吴大任先生又说，当时他和石周末经常结伴游览。“在博物馆，看到英国从中国劫去和盗去的大量珍贵文物，如昭陵八骏，圆明园宝藏，声汉比谁都愤慨。从埃及和其他地区掠去的无数历史珍品，都公然陈列，光是木乃伊就有数十具。声汉指出，这些全是贼赃”[4]。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认识真是一针见血。在黑暗贫穷的旧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也要不时受到殖民主义者的歧视，石声汉先生在伦敦就遭到一次失窃。他放在衣柜中大衣口袋里的两张十英磅的钞票不见了(当时每月公费只有二十四磅)，这笔款不是小数，他报了警。按当时的规定，银行对五磅和十磅一张的大额钞票，出纳都要登记号码，持有者用此付款时都要在上面签字。所以只要警方认真追查，应当可以查出下落的。石声汉先生跑了几次警察局，却毫无结果。他认为这是因为失窃者是中国人，所以不受重视，这是殖民主义歧视有色人种的思想还很顽固的表现。他的指责触到了对方的痛处，双方发生了龃龉，警方理亏，但仍然无动于衷不了了之[4]。国家衰落，人民受气可见一斑。

生活的磨炼使他养成了表面冷峻而内心烘热的性格。秉性耿直，不趋炎附势，绝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抗战时期他任教于武汉大学(学校迁至四川乐山)，当时在乐山作威作福的国民党军长娶小老婆，有人为讨好这个军长，请石先生为他写一幅贺喜对联。石先生闻之勃然变色，拂袖而去，硬是不给他写[1]。这种倔强的性格，在“文革”中也使他吃了更多的苦头。1966年正当他奋力为《农政全书校注》定稿而拼搏时，“文革”开始了。“四人帮”使我国人民遭到了空前浩劫。一个昼夜辛劳笔耕的知识分子，却被无故打成“牛鬼蛇神”。他在某夜写的一首词中愤怒地问道：“牛鬼蛇神事有无?”[5]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压力使他病弱之躯被折磨得更加虚弱，多次晕倒在强制劳动的麦地里[1]。他还要不时受到专案组和外调人员的审讯，但他实事求是，从不编造乱说。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孔宪武教授生前的一次谈话讲得十分真切：“文革中，我经常被批斗，写检查、交代，揭发材料。三天两头外调专案组来审问，从他们口中常常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确有此事但情节出入，有的荒诞离奇，显然是揭发者编造胡诌。令人愤慨。石声汉先生和我是老同事、老朋友，从他那儿来的专案组来审问我，令我揭发交代。但所提线索都是真真确确，绝无胡编乱造。对我的问题，石先生所写旁证材料也是公正客观，符合实际，使我想到石先生为此可能会吃不少苦头．他为人耿直，几十年都是这样”。著名植物生理学家薛应龙教授称他“正直不阿，嫉恶如仇，不求名利，有君子之风。”[6]

他孝敬父母，爱戴师长，敬重友情。小小年纪，就主动担起家庭重担，为父母排忧解难。念念不忘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们谆谆教诲，常常忆起与同学们的寒窗挚谊并不时向孩辈们倾述这些动人的往事，使听者也受到不少教育。[1]

他在英国学成后又到德国研习德语。弃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丰厚的物质生活于不顾，毅然投身于祖国的怀抱。他的崇高目的正如他留学时的同窗、英国豪顿博士1966年1月27日来信时所说“自从30年代中期我们在帝国学院相识以来，你的身影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从交往中我知悉你的抱负是回到中国去．种植森林，遏止戈壁沙漠的蚕食进逼。”[7]他是认真执著地这样去做了。回国后他长期在西北黄土高原工作，为了研究和解决当地严重存在的干旱问题，他为植物生理生化教研室制订的长远科研规划是“以水分生理为中心”，他亲自指导研究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还热情积极地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为该所的科学研究献技献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教育和农史研究事业。为祖国培养了大量的建设人才，著述丰硕。以自已的模范行动为实现青年时代的远大理想而鞠躬尽瘁。这些事例足以说明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远大理想、爱憎分明的优秀知识分子。

二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优良学风

1、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石先生专攻植物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年近半百又开辟第二战场转入整理研究中国农业古籍，并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杰出成果，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这可以追朔到距今60年前的30年代初期，那时只有20多岁的他得悉贾思勰著《齐民要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学专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农书。他有兴趣地第一次翻开此书阅读，然而这部文字古奥、奇字连篇的古书实在难读，勉强读了一些，未能通读下去。几年之后，他又拿来硬读了一遍，虽然理解不深，但他深感其中蕴藏着许多珍贵的知识、他期望着有一位长于文史且对农业科学有坚实基础的“有志之士”能把这部书注疏、整理出版，以使广大民众都能看懂。然而等待了20多年，没有这种书籍问世。于是他头脑里又出现了“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念头[5，8]。干脆自已来钻研吧!然而主客观条件又使他当时无法开展此项工作。

石先生对于研究中国古农学和古代植物学的兴趣，应该说在早年就是很浓的。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是他在距祖国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在紧张的留学生涯，还利用周末时间，于1935年初春，在伦敦天产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翻译了一本德国人Emil Bretschneider写的《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7月初版)，翻译此书的目的，正如他在重版序言中所说，在于把“欧洲汉学家们，研究中国各种学问所得成果，和他们研究时所用方法和材料——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祖先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他们所作的估价，在这本小书中，都有着相当鲜明的代表性”。这是一部外国人研究中国植物学史的评论之作，把它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对今日的植物学家，特别是研究栽培植物沿革的人，还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所以商务印书馆预备重印时，我个人也很赞同。”[9]这两件事不是偶合，而是真实地反映了研究整理中国古代农学遗产，是他几十年前的夙愿。经过多年深思熟虑，所以一旦条件成熟，他做起来得心应手，成绩卓著。这种对看准了的事，锲而不舍，坚持不懈拼命干下去的探研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机遇终于来了，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发出了整理祖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号召，在他的老师，知人善任的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教授的推荐支持下，他应邀参加了农业部召开的“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在会上承担了校注《齐民要术》的重任。在上级的支持下，同年在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了“古农学研究室”，1956年12月学校任命他担任古农学研究室主任。整理古农书的研究任务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2、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在接受了组织交给的校注《齐民要术》重任后，许多工作要从头做起。首先是要比较《齐民要术》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考订文字的异同，目的在于确定原文的真相。这种工作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校勘学。为了钻研、掌握这门学问，他首先写信向山东济南栾调甫先生请教，这位80高龄的学者写来了长达万言的长信。对他帮助很大。其中有一句说“校勘不懂家法，就作不下去”[5]。“家法”含意是什么?他四处查书。花了许多时间才从古代著名校勘学者的著作中领悟到，它意指校勘工作必须尊重原书，不要妄加改动，有什么看法可以多作注释，但不要改动原书。

《齐民要术》广征博引经、史、子、集160多种，在校勘过程中对每一处引文都要查证征引是否正确。为了查证《盐铁论》中的一句话，他把《盐铁论》反复查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这句话，他不厌其烦，不厌其详，耐心地再把《盐铁论》标点了一遍，还是没有查出来[5]。于是得出了结论，是《齐民要术》错引。负责地作了注释，排除了疑难。为了校勘注释中国古代农书，他抱病出差外地，常常为了考证几个字的真伪，风尘仆仆往返奔波于京沪的图书馆之间[10]。

3、为弘扬和借鉴祖国农业的优良传统而研究

《齐民要术》的影响早巳跨越国界，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在国际上把研究《齐民要术》的学问简称为“贾学”。不少国家的学者都在精心研究，而在旧中国对此可说是冷僻到几乎无人过问[11]。当时不少的人对于自已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很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英国学者Joseph Needam(李约瑟博士)善意地批评说，世界上不少人“没有把一些明明是属于中国人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人。甚至中国科学工作者本身，也往往忽视了他们自已祖先的贡献”。日本学者也指责中国不重视“贾学”研究。富于爱国正义感，民族自尊心极强的石声汉先生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笔者在60年代初几次拜会石先生时，他都谈到这个主题。“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创造发明，但是过去研究甚少，应当大力发掘，整理研究。现在一些外国人对此很感兴趣，下了很大功夫。我们再不努力，又会远远落在后边。”“现在农史研究的力量，零零星星，相当薄弱，事业需要有一批有识之士投身于这项重要事业。你对此有兴趣，很好。外国人并不比中国人聪明，这是我多年留学的实际感受。中国人受几千封建统治，思想受到严重束缚。中国人要有志气、自尊、自信、自强。我们的农史研究就应该做得比外国人好。”这些话充分显示了他致力于古农学研究的动机和目的。他不仅自已带头认真地这样去做了，而且正象他一向所说的那样“要么不做。要做就得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地尽力做好。”[1]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同时他还以自已的模范行动来教导、影响周围的年轻人。我就是受他的著作影响，逐步走上农史研究征途的诸多年轻人之一员。他深知难读的古农书必须经过专家的深加工——校勘、标点、注释、语译之后才易为广大群众阅读，所以他自称做的是“服务性”工作[1]。他做得是那样细致，那样认真。1955—1966年间，由于政治运动。他实际上用于古农学研究的时间还不到7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还肩负着培养植物生理和植物生化研究生以及培养中青年教师的繁重任务，他常常抱病工作到深夜。3年完成97万字《齐民要术今释》，7年完成出版近300万字的古农学论著，效率之高可谓罕见。他对待疾病坚持斗争，从不屈服；对待科学研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非常人所能及，就是在逆境之中，身心受到折磨之时，仍一心系念着古农学研究，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攘窃前人所积，近年来思路渐成体系，每愿抒发偏见，供有兴致者批判，籍省他人检索之劳，庶几不负六亿人四五十年来之供养……。”[3]对于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由于是国家机关正式下达的任务，他倍加珍爱。《齐民要术今释》1～4分册，1958年出齐。虽然他研究的出发点是“古为今用”，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理由是“厚古薄今”，可是他据理声辩“最近提出古今厚薄问题，我自已估计过，我研究《齐民要术》材料是古的，但我运用的是近代科学观点和方法，不是考古。而是想实际利用，我用现代语言注释说明，使不熟悉古典文字的人省一些时间精力，谈不上厚薄。[5]这体现了他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性格。他常说他是“老牛拉惯了车，停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又说：“自已是蛀书虫，先把书吃下去，经过消化后再吐出来。”[5]即使是在十年动乱，住牛棚受批斗的境况下，他仍不停歇，在特殊的纸张上——烟盒纸、包装纸、旧报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书稿[5]。当人们看到这些奇特的书稿时，谁能不为之动容，谁能不为他那崇高的研究精神而折服，他的老朋友，著名农史学家梁家勉教授，对此深有感受，他著文说“十年动乱中，石先生跟多数的知识分子命运一样，捱受批斗。有人担心他‘蒲柳之质’能否经受得风雪?当时，他却出人意料，不但处之泰然，而且每当更深人静，还在孤灯独对，埋头整理农史著作。他明知农史工作，远远‘不是少数人所能负荷得起’，可是他那种坚强的‘以身为薪’，‘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的治学精神，永远留给人们深刻印象！”[11]

石声汉先生十分赞赏《齐民要术》的内容材料的来源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并用现代语言将它做了翻译。

“采捃经传”——查考文献中已有的有关记录。

“爰及歌谣”——参照无文字记录的群众经验。

“询之老成”——请教于有经验的专家，虚心向他们学习。

“验之行事”——用自已的实践与努力，来证实并且提高[12]。

所以他强调研究《齐民要术》不仅是为了探究理论，而且要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道路，将古农书所总结的劳动人民智慧，付诸实践[11]。他将以上四句话进一步做高度概括为“用实验的科学方法来总结经验”[11]。有一件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1964～1965年间，笔者曾到甘肃庆阳县西峰镇地庄大队搞科学种田。为了研究解决当地冬小麦越冬死亡和春旱减产问题，笔者根据《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所载种子处理技术，用浆水浸泡蚕粪来处理小麦种子，提高小麦植株的抗寒性和耐旱力。什么是浆水，如何制作?原文中没有具体解释。我写信向石先生请教，说当地农民家家制有饮食用的浆水，民间认为清凉解暑，降火，特别是夏季，必不可少。石先生信中指导我说，古农书中有不少“宝藏”，值得发掘，可以一试。我选了儿名回乡中学生做农民技术员，和他们一起拉上架子车，步行数十里到庆阳县李家寺蚕种场买了满满一车蚕粪拉回来。连夜如法炮制，处理麦种。先做小量试验，看对发芽率，发芽势有无显著影响，接着做大面积示范。当年冬寒，大田麦苗越冬死亡严重，缺苗断垄，但试验区麦苗健壮，基本全苗．次年春旱持续时间长，大田麦苗植株矮小，枯焦，功能叶片少。处理区小麦比对照高15公分，保留功能叶片多。处理区、对照区边界分明，一目了然。当地县、社、队组织了干部估产、评比参观，一致认为是增产的好措施。队干部纷纷仔细询问种子处理方法。从实践中使我体会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农业技术，至今仍可用来为农业生产服务。我把这个情况向甘肃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所长张作良研究员汇报，他听闻很感兴趣。我还建议以研究所的名义邀请石声汉教授来甘肃省农科院讲学，并到实验基地考察指导工作，所领导很重视这个意见，并叫我和石先生联系，看看他有无时间，以便具体安排。石先生回信表示同意，并说不要称讲学，应该是来甘肃考察了解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正当所领导准备正式发出邀请时，政治形势变了，石先生来甘肃讲学考察的事未能成行。但他不顾病弱之躯，欣然有意来甘肃考察指导生产，以及对我在农村科学实践给予指导帮助的事实说明他的研究工作是很注重实践的。

4、虚怀若谷的学者风范

早在抗战期间的1943年6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和石声汉教授已初识于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他的巧思过人和幽默、热情给李约瑟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在李当年写的日记里，连日都写下了有趣的往事。他们早已是老朋友，石先生书赠的条幅至今都醒目地挂在李约瑟博士办公室的墙壁上[10，18]。李约瑟博士十分器重石先生，60年代初曾邀请石先生赴英合作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未获批准。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为了研究古农书，石声汉先生与日本汉农学家西山武一教授、熊代幸雄教授以及天野元之助教授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互相赠送新著。所需研究资料互通有无。互相开诚布公地对著作中偶尔出现的小小错误提出指正意见。提者直接了当，受者闻过则喜。如此学者风范，堪称学坛佳话。现举小例二则：

(1) 石声汉教授致天野教授信(明信片)[14]

    天野教授：

    拜领印样“关于后汉崔寔《四民月令》”，谢谢。承蒙指出崔书南宋中尚在，又“五月”节断句有误，极是极是。谨拜善言，奖语不敢惜!

    “韭”(原P374“备考”)，一般“一种永生”，随时分根，播种子者甚少，恐系历来习惯，故崔书缺播种期。

    石声汉

    1957／4／29

(2) 石声汉教授致西山武一教授的信(摘引)[14]

    西山武一教授：

    去年拜奉，尊译齐民要术上册，甚为感谢。所引拙稿，殊蒙推奖，惶愧惶愧。拙作《齐民要术今释》已于去年十一月全部脱稿。第一分册已印行，前曾寄呈两本，第二分册(卷4—6)预计三月发行；第三分册(卷7—9)正在“Proof—reading”中，大致五月可印出；第四分册(卷10)大致四月或五月可以read the proof。如有需要，可以考虑在五月间将第四分册之Proof Sheets寄上一份备参考．……唯仍望保持联系。

    尊译244，“*[月+臣]”字作“副肾”未合。

    “*[月+臣]”或“胰”，即日本之“*[月+革]脏”。

    石声汉拜启

        1958／1／20

石先生对于自已的研究工作一向是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他经常说：“我从事这项工作，时间还短。由于体力和知识水平等的限制，校勘、注释的工作，有的还嫌粗糙，距我20多年前所想望的标准，都还差得很远。‘初生之物，其形必丑’，我是抱着“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企望，求取国内外专家的帮助。”[8,25]

在国内学术界石声汉教授的交友也很广泛，其中有小学、中学、大学、留学期间的同窗，各个不同时期的老同事、老朋友和学生。有生物学界、植物生理学界、农史学界的诸多朋支，也有不同专业的同学、同事做为知已朋友。有的数十年未见面，但亲密如初。重视友谊，友情又促使他更加发奋工作。在石先生的著作中，时常可以看到他与农史界一些知名学者交往和学术上互相鼓励、支持和表示衷心感谢的地方，经常提到的学者有他的老师和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教授、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教授、中国科学院夏纬瑛教授、西北农学院酈裕洹教授、上海人民出版社胡道静编审、华南农业大学梁家勉教授、北京农业大学于船教授、中科院西北分院盛彤笙教授等，他们的论著也时常为石先生所引用[25]。反映了农史界的先辈们，学术上互相切磋，事业上亲密合作的友谊深厚。虽然有时在学术观点上不同。有过争论，但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

三教书育人成绩斐然

石声汉先生在赴英留学前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杭州浙江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译员。1936年7月学成回国后先后在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同济大学生物系(先后在广西八步、云南昆明、四川李庄)、云南大学生物系、武汉大学生物系、峨眉四川大学、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兰州大学生物系、西北师范学院生物系、广西大学、湖北省立医学院，乐山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西北农学院、中科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任教，历任教授、系主任、兼职研究员、教研室主任、古农学研究室主任等职。工作45年来，他在13所高等学校(其中包括综合大学、农林学院、师范院校、技艺专科和医学院(上课)，2个科研机构任兼职研究员，1所编译馆任编译员。任教学校之多，迁徙之频频是少见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植物生理学是当时的一门新兴学科，胜任者少，知名者竞相聘请；一方面是由于抗战时期人民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他执教过的学校分布奥、浙、苏、陕、桂、滇、川、甘、鄂9省，他所教过的学生真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了。

几十年来，他所教的课程主要是《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1959～1965年，他接受国家任务，招收并培养了3名植物生理专业和1名植物生化专业的研究生[15]。为他们以及培养中青年教师还开设了《高级植物生理》、《植物生物化学》等课程。此外由于工作需要他还做过脊椎动物分类的科学研究，教过《动物生理学》、《德语》和《中国文学》等课程[15，16]。

一位大学教师能开出如此众多的专业课和跨学科的课程，并且讲得又都引起学生莫大兴趣，深受欢迎，足以表明他有过人的天赋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培养出了象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导师、上海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薛应龙这样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他教过象《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美协常务理事方成这样著名的画家。他所培养的几名研究生和各届学生现在不少已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和农学界知名的专家教授和学术带头人，有的还肩负着各级领导的重任。他们正在为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为我国农业教育事业发奋地工作着。

著名植物生理学家薛应龙教授回忆说：“石老师的讲课不但内容丰富新鲜，并且讲得深入浅出、条理清楚，全班同学对石老师的渊博学识无不钦佩，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我在植物生理学方面有所贡献的话，饮水思源，首先应感谢声汉师。是他的讲授使我具备了扎实的植物生理学基础，更重要的是引导我登上了植物生理学的方舟，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我有声汉师这样的老师，我感到自豪。[6]著名漫画家方成教授回忆说：“我在武汉大学读化学系，……石先生是生物系里很有声望的教授，我早有仰慕之意。1942年，我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任助理研究员，声汉先生兼任研究员。……我的毕业论文是在这个研究社里完成的，声汉先生是我的导师。……我深爱他的正直和刚毅。喜欢他的宽厚和幽默感。……声汉老师的严谨治学精神，尤其是高尚的人品和对我深厚的情谊，我是毕生难忘的。”[17]他的研究生，西北农业大学生物化学教授赵文明撰文说：“石声汉教授是我最崇敬的老师，也是我从事植物生化教学和科研的启蒙者和引路人。他的讲课深入浅出，循序渐进，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引人入胜。……这些对我们的启蒙和智慧上的开发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1961年秋季研究生入学后，他第一次找我谈话时就强调学习英文。……在他及时督促和耐心指导下，使我阅读英文资料的能力很快提高。研究工作开始后，他多次告诉我：作研究工作一定要细心，要有耐性。研究工作本身就是多次重复的平凡劳动，决不能草率从事，欲速则不达。鼓励我要勇于创新。他说：‘科学研究没有现成的仪器和方法，要大胆创新。’他的谆谆教诲与启蒙是永远难以忘怀的。”[15]

石先生的论著吸引和培养了不少的年轻人。当年我就是读了先生的论著，进而向先生请教，多次聆听教诲，又蒙先生赠送大作——《齐民要术选读本》和多篇论文，在先生通信、指导下，培养了对农史工作的兴趣，逐步走入农史研究队伍的行列。象我这样的学生可能不在少数。以上可见他对学生的教诲影响多么深远，在众多学生的心目中，他的崇高形象，他那为人师表的高尚风范永留人间。

四卓著的学术成就

初步统计，石声汉教授一生撰著了17部专著、4部译著(英译中)、1篇译文，论文20篇、校阅专著1部，其中专著280万字。这些论著广泛涉及脊椎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进展、生物化学、植物生理学、古农学和现代农业科学等各个领域，不仅涉及自然科学的有关学科，还广泛涉及古汉语、现代汉语、历史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从时空观念上来看，它研究古代联系现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均有精深的造诣，这样全面的人才实为难得。这些论著不仅是农史、生物学史研究者、爱好者、农业干部的重要参考书，而且是高等院校师生了解国情的优秀课外读物，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荣誉。他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宣传继承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1、率先成功地校注中国古代农书，赢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石先生率先成功地校注《齐民要术》、《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农政全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赢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誉为中国农史学研究的主要带头人和“贾学”的奠基人。

1955年4月他参加中央农业部召开的“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之后，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整理《齐民要术》的研究工作．研究中发现国内现存的版本，大多残缺不全。而日本国金泽文库(皇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比较完整的手抄本，这部珍贵的手抄本曾经影印过。他即写信给日本鹿儿岛大学的汉农学家西山武一教授，请他给予帮助。西山武一教授友好地寄赠一部金泽文库《齐民要术》影印本给他。并在来信中对于中国人不注意“贾学”的研究表示遗憾[5，8]。这对于民族自尊心极强的石声汉先生是莫大的刺激。他忘寝废餐加紧工作，克服疾病缠身和研究中的重重困难，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完成了97万字《齐民要术今释》，并以四个分册连续出版。为了中日文化交流，为了感谢寄赠《齐民要术》影印本，为了回复西山武一教授善意的批评。他把新出版的《齐民要术今释》第一分册寄赠。西山武一收到后十分高兴，回信中高度评价石注释本校勘精细慎重，注释内容独特，并说“这不但是‘贾学’之幸，而且有助于今后中日之间的文化发展与交流。”其时西山武一、熊代幸雄正合作把《齐民要术》校勘、翻译成日文，收到寄赠的石注释本之后，他们表示暂停校勘工作，待石注释本出齐后再继续进行[8]。以后来信又表示，见到了石声汉先生整理注释的《齐民要术今释》之后，他们自已更正中国人不注意“贾学”研究之说。石先生的论文、著作接连问世，遂引起更多的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西山武一、天野元之助、熊代幸雄等多位日本著名汉农学家纷纷与石声汉先生建立学术联系，还提出希望建立中日研究《齐民要术》委员会，会址设在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的建议[5]。实际上他们已刮目相看，把这里看成“贾学”的研究中心。

早在抗战时间身为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李约瑟博士，就在乐山武汉大学生物系与石声汉相识了。他的第一印象是“巧思过人的石声汉……是一位很有剑桥气质的真菌学家。”[13]阔别多年后，他们又在西北农学院重逢。李约瑟博士主持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农业史卷，引用石声汉先生论文不下七八处。李约瑟评价说；“由于他的两本著作——一本是关于前汉的农书《氾胜之书》，另一本是关于六朝时期贾思勰的不朽名著《齐民要术》——他在西方已很出名。因此，石声汉是不会被遗忘的，而我个人将最深切地一直记着他。[13]

日本东海大学渡部武教授以《贾学的创始者们》为题著文说，“特别使我感到要拜读石先生著作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先生做学问的方法论中继承了明清以来的考证学。……石先生虽然是生物学专业的自然科学家，然而。据说对汉代的《焦氏易林》古音韵作出了出色的研究，先生真是农书研究的最适人选，其文本校勘工作非常严谨。……(古书)其中的误写，由于石先生的严密校勘而得以订正。……石先生的最大功绩可以说是这本《齐民要术今释》。……在中国以石先生为首，万国鼎、王毓瑚、李长年、缪启愉等各先生进行了‘贾学’的开拓工作……不远的将来，由于后人的努力，在石声汉先生开拓的‘贾学’土壤中必将获得丰硕的果实。”“石声汉教授的《中国古代农书评介》提供了中国古农书的便览，不能不使我们衷心感谢。”这位日本汉农学家还把石声汉注释的《四民月令校注》、《中国古代农书评介》译成日文出版[14，18]。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先生著文说：“由于他学识渊博，天资过人而又治学严谨，在短暂的10余年(1955—1966)里已校订、注释及翻译了多卷深奥而重要的祖国古农书，独树一帜，被中外科学史家(“贾学家”)誉为权威之作。……他在中国古农学领域的广泛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正是我们植物生理学界所期望的——达到国际水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卓越贡献。当然，这个贡献远不只局限于植物生理学或生物学，以至古农学，实际上也是宣扬了中华民族的科技和文化的光荣传统。这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也可能只有在声汉教授这一个人所具有的特殊天才和毅力条件下方能达到的。……他的成就在于基本上是全部将祖国农学、生物学的精华向外输出，以弘扬祖国科学文化。”[19]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著名农史学家胡道静编审评论说，祖国农学史优秀遗产之振兴，公居首功[20]。

石声汉先生的著作有很强的生命力，他1935年初版的译著，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版。1944年初版的《生命新观》，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重新排印。他用英文撰著的《A PRE- LIMINARY SURVEY OF THE BOOK CHI MIN YAO SHU)(《齐民要术概论》)和《ON FAN SHENG—CHIH SHU》(《氾胜之书研究》)分别于1958年、1959年第一版后，国外大受欢迎，一版再版，1982年由科学出版社第四次印刷。《农政全书校注》1979年出版后，大陆供不应求，1985年又第二次印刷。台北明文书局也于1981年9月把该书初版。

2、学贯中西、文理兼备

石声汉先生留学英、德，取得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不仅精通植物生理、生物化学，而且在植物分类、生态和形态解剖等方面造诣很深。又加上做过脊椎动物分布、分类的调查研究，教过《动物生理学》，生物学知识坚实、广博。他的老同学、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罗士韦研究员赞誉他博闻强识、善书法。通晓古典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当其任教武汉大学时，曾代授中国文学、外语等课，深得同事的敬仰，造诣之深，可以概见。[3]他的老同学、老同事杨浪明教授撰文说“他熟练地掌握四国语言，通晓古典文学、文字学、音韵学、善书法会填词，晚年译注整理古农学，做到古为今用，成绩尤为卓著。”[2]他的老同事、著名农史学家、植物分类学家夏纬英教授称赞“他是一个科学家，又是一个文学家。而且又是一个美术家。这三样事我都比不了石先生，所以他不仅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他研究的东西比我的深奥。石先生会作文章，会作诗，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文学家。石先生字写得很好，且会篆刻，所以我称他为美术家。”[21]他的学生。著名植物生理学家薛应龙教授说：“声汉师的才子美名在生物学界老一辈学者中是遐迩闻名的。石老师不仅在植物生理学界和古农学界是著名的学者，就是在汉文学方面无论是诗、词、古文也无不精通。在西方文字方面，不仅能用英语、德语讲学，就是对日、法、拉丁等文字也都能运用自如(文字方面，他还能操普通话和长沙、广州、江浙和岭南方言，这对于他研究古书，裨助不少[1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声汉师的汉字书法，真是字似其人，洒脱飘逸，毫无俗态，为科学界同人喜爱欣赏收藏。”[6]

联想在60年代初期，笔者为石先生精采的农史论文和专著所吸引，冒昧给先生写信请教。后又百里求师，登门拜访，几度聆听先生的教诲，几年内保持通信，多次收到先生惠赠大作。受益良多。记得有一次先生与我谈起研究生物学史、农业科学史的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时，他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应当具备坚实的生物学、农学基础，广博的文史根底和甘于寂寞的刻苦钻研精神，有了这三条，没有不成功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正是先生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后来又从事古农学研究工作的切身经验总结。先生集广博深厚的文理学科知识于一身，又通晓多国文字，能熟练地进行中外文互译，事实上他才是涉足广泛学科领域，能胜任古农学研究，难得的最适人才。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成果累累。他的论著包罗的范围，远至古代，近至现今，形式多种多样，有译作、中英文互译。既有把外国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向国内读者介绍的译著，如《动态生物化学》、《比较生物化学引论》、《食虫植物》、《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光合作用之研究》等，也有把中国古农学成就向国际上介绍的译著如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BOOK CHI MIN YAO SHU(《齐民要术概论》)、ON FAN SHENG—CHIH SHU(《氾胜之书研究》)。有辑逸、校注、标点，有研究工作总结和专题论文，如《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中国古代农书评介》等。还重视广大群众的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写过一些普及性的文章。

3、应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古农书

不真正了解科学研究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会认为；搞科学史，研究古农书有什么意思，不就是看看古书，把难懂的字，费解的话用现代白话文翻译一下吗?学自然科学的搞古农学研究，倒不如让学文史的人去干，来得快捷。这种看法极不全面，他不了解古农书。古农学里面，不仅有难读的字，费解的句，还包含有许许多多自然科学知识(包括生物学、农业各学科、天文学、化学、地理学……)，缺乏广博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是难以攻克这些堡垒的。正如石声汉先生所指出“凡是忘了《齐民要术》是一部农书，而只把它当作考据材料或校勘对象，都不可避免要犯技术的错误。”[12]石先生的力作，《齐民要术今释》问世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不同凡响的反应，恰恰在于他文理精通，知识广博、举多学科之功力，毕其功于一役。一举攻克了历代学者一向认为“文词古奥”难读难解的书——《齐民要术》。《齐民要术今释》的成就，不仅使外国学者收回了中国人不重视“贾学”研究的偏见，而且心悦诚服的推举中国是“贾学”研究的中心。这种由事实诱发的观念上的大转变，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方法引入了应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有力武器。这就把一些事物的原理揭示得一清二楚，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进一步知其所以然。也能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事物作出正确判断。下面我们从研究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即《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一书)中选一些例子予以引证。

该书内容提要里开宗明义指出了研究《齐民要术》的目的和方法；“本书从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对《齐民要术》底内容做了一个全面的精辟的分析。……探寻其中所包含的科学道理．……叙述了《齐民要术》对我国后来农学的影响。”[12]指导思想十分明确。

酿造技术在《齐民要术》中占有很显著的地位。整个卷7，还有卷8上半部，末尾，卷9一部分都是酿造。这部分内容对外行来说也最难解。如制醋“发时数搅”。不搅则生白醭，生白醭则不好。他用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知识对此作了科学解释。“醋酸细菌将酒精氧化成醋酸，是作醋时必须有的一段微生物性变化。醋酸细菌必须有丰富的大气氧供给，才能活动。所以它只能在酒精溶液的表面上，形成菌皮，这种菌皮称为‘白醭’。白醭生成后，醭下面的酒精溶液，便得不到大气氧。绝氧后，醋酸的生成，立即停止，而酪酸细菌，却可在这样的绝氧环境中，产生气味恶劣的酪酸。”[12]

又如煮饧和作饴，《要术》的文字，也极难懂。他用酶化学、生理学原理分析“淀粉的糖化，必须有淀粉酶的催化，才能在常温中顺利进行，所以制麦芽糖，必须取得淀粉酶……”，使疑难迎刃而解。

食盐精制一段，技术操作手续繁杂，难解其理。他解释说“这里面有溶液理论(相定律、饱和度、界面问题)。……结晶学理论(结晶格子底扩大，晶体大小与环境条件的关系)，盐卤母液成分等许多问题”。使人颇得要领。

种蔓菁“故墟新粪坏墙垣”。他用土壤微生物底氮循环活动，使旧墙土中富含氮肥，来解释坏墙垣宜于蔓菁。

种麻“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有枯叶夭折之患”。他用麻连作易发生立枯病的土壤传染病害来解释，所以麻忌连作。

用发育阶段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嫁接的果树结实快。用种子顶土力的差异和植物的伤流现象来解释“种瓜黄台头”。都令人信服。

还要说明的是这些注释之中有不少是属于石先生的实际经验。笔者60年代初期去他家拜访，就亲眼看到他住宅周围的院子里，种有苦瓜和丝瓜。对于选种，连年种植，必已摸出一些经验。所以对《要术》的“收瓜子法；常岁岁先取“本母子”瓜，截去两头，止取中央子”。他注释说“葫芦科植物胡瓜属、苦瓜属、丝瓜属都有这种“本母子”瓜的情况。苦瓜果实两头的种子。所成的植株，瓜形的确倾向于不正规，中央部分的种子，所成植株倾向于正常。”写得这样具体，正是他实践经验的结果。

关于《要术》卷5染料植物红兰花一篇，古人提取色素技艺繁杂费解，他用化学原理，一步步予以分析“提取红兰花中所含色素；采得红兰花后先要‘杀花’……跟着再用灰水和酸浆水提取较纯的色素，……先用碱性溶液处理，……取得黄色的色素溶液，然后再用强有机酸，……再没有只好用醋酸和乳酸，使颜色恢复中性时的鲜红色”。把复杂的过程，操作的流程及其原理说得明明白白。

笔者认为石声汉先生整理、注释《齐民要术》，既继承了古代严格考据、校勘的严谨学风，又创新发展引入应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以自然科学原理方法为武器，把古农书中的“古奥”、“神秘”“玄奇”费解的“坚核”攻破，给予科学的解释，变啃不动为啃得动，难理解为好理解。发掘出其中蕴藏的科学道理。古为今用，联系现代农业发展的实际，为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农业提供借鉴。这种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学术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值得进一步发扬广大。

4、大胆提出独到的见解，科学上的大无畏精神

石声汉先生学术思想十分活跃，他不拘泥前人所说，不时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和分解，并著文加以论证和阐述。正如他经常鼓励学生们要勇于创新时所说“科学研究没有现成的仪器和方法，要大胆创新。”[15]这种创新的思想在他的古农学研究中时有显露。大家知道关于我国植物嫁接的起源，学术界时有争论，众说纷纭，有一种占压倒优势的观点是嫁接起源于自然接木现象的启示。这种论点在园艺学、果树栽培学和农史研究论著中碾转承袭。但是他与众不同，在1963年《植物生理学通讯》第2期上发表了《对嫁接的一些揣测性解释》一文，中心论点是“我国嫁接技术的来源无史料可供考证。……大约应当从扦插发展而得。”并选用了多种古籍和农书中的史料，加以论证，扦插何以发展为嫁接。其后他又在《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一书中再次阐述这种观点，“扦插是无性繁殖中最简便的方法。扦插成功，要靠插条自巳能够及时地生长出新根，很可能某一次有人设想，将某一个优良品种的枝条，寄插(嫁接)在一个普通品种的树干上，来利用这个个体的原根，让插条(接穗)能很快地正常生长，这个尝试得到成功后，嫁接法(古代称为“插”)就发展了出来。”笔者赞同此说，并在这篇论文的启示下，提出植物嫁接起源有三条途径的论文——《论中国嫁接技艺的源流和成就》，扦插起源说即为途径之一，并在1991年8月首届农业考古国际会议上报告，引起与会学者、专家的广泛兴趣。

在《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一书中，他还就我国引入植物名称的来历做了精辟的研究和概括。他认为“凡向来都用一个单字汉字作名称的、绝大部分是我国自已驯化的种类。……例如禾、麻、稻、桃、李、杏、梨、枣、瓠、葱、松、柏、菱、苋、茶、竹、柑、橘、蓝等。”“引入植物，借用我国近似植物的单字名称，前面另加一个或几个字标明来历。

两汉到两晋，从陆路引入的种类，多数用‘胡’字标明。例如胡瓜，胡葱、胡荽、胡桃、胡椒、胡豆等。

南北朝以后，从“海外”引入的，多半用‘海’字标明。例如海棠、海枣(现在的伊拉克蜜枣)、海芋、海桐花、海松、海红豆等。

南宋、元、明用‘番’字表示从‘番舶’带来的。例如番荔枝、番石榴、番木鳖、番椒、番茄、番薯。

清代用“洋字”标明的。例如洋葱、洋芋、洋白菜、洋槐、洋姜等。

直接标明来历的，例如安石榴、波稜莱(从尼波罗即尼泊尔来)、夭兰桂、占城稻、南瓜、西瓜等。”[23,23]他进一步指出“凡以上所述，并不是预先订下法则，让大家遵照执行的东西，而只是就已累积的品种大致总结出来的。”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考本清源，分门别类作了科学的归纳和概括。此前尚无人如此详尽的研究总结过。

又如历史上传说张骞通西域带回来许多种植物。但是他不拘泥前人所说，公然著文《试论我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对此传统说法提出异议。“张骞究竟从西域带回来多少种栽培植物，至今还没有在正史中找到可靠的明文记载。《史记》和《汉书》中的张骞传、大宛传、匈奴传、西域传乃至西南夷传，都只说到张骞两次出使和开辟道路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亲自带回任何栽培植物。”[24]经过充分的论证，他说：“我们目前似乎不能不这么做结论，张骞从西域带回栽培植物种子的事，既没有正面的史料可以证明，事实上的可能性也并不高。”他在大量对比了史籍之后，总结说：“可见开始将这些栽培植物之功归给张骞的，决不是与张骞时代相同的司马迁以及继承司马迁的班固，而是比班固(一世纪末)稍后的王逸(后汉顺帝时人，大约一世纪后半到二世纪初)及延笃(?—167)，即从后汉初叶起，西域植物之称为张骞引入的，才渐渐多起来。王逸、延笃最初根据什么材料作这样的叙述，无人知道；大概有很大的可能是得自传说。[24]他不拘泥前人所说，大胆提出独到见解的大无畏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5、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农书并对其科学评论

石声汉先生不仅对我国历史上的有代表性的古农书，有计划地作了校勘、注释，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又精心写出研究总结，比较全面和系统地研究了历代各个时期的主要农书和农学遗产(包括具体事物、技术方法、文字记载、农谚等)。同时互相对照，前后比较，梳理农书间的相互影响和源流关系。精细地研究每部农书编写特点、记载内容，研究它何以有增，何以有减。甚至精确地统计出一种农书引载它书几条，各占总量的百分之几。定性、定量地通盘对比研究之后，写出了著名的《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和《中国农学遗产要略》。虽然这两本书早在60年代中前期已经完成，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80年、1981年才得以分别出版。如果说《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是他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那么《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和《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就是他系统研究中国农书和农业遗产的总结。笔者认为这三部专著都是他潜心研究中国古农学、应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分析研究古代农业遗产的优秀代表作，更是引导初学者跨入农史学科之门的启蒙教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书末附有农书系统图和中国古代农书重要内容的演进表，这是石先生创造性编绘出来的精华之作，读之使人一目了然。如果对中国古代农书及其所载内容不了如指掌，是绝对编制不出来的。可见其研究功力之深厚。这两种图表问世至今。已30年了，还没有看到有新的类似的图表问世。所以说他仍处于此类研究的学术领先地位。日本东海大学渡部武教授对《中国古代农书评介》极为赞赏，并将它译成日文，1948年9月由日本思索社出版。以上三种研究总结性质的书，在国内共印近2万册，早已售罄。笔者多次收到报考农史专业研究生的考生来信，要求代购或询购石先生的著作，但都没有买到。足见石先生著作对读者的吸引力经久不衰。

石声汉先生在旧社会饱尝颠沛流离的苦，任教低微的工资，那里够养家糊口，不得已曾尝试卖字、刻章。有一次课余挎菜蓝去看朋支，因衣冠不整，瘦骨嶙峋、面有菜色，被人当仆役相待。[4]抗战期间由于入不敷出，不得不四处兼职，甚至因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晕倒在讲台上。[10]孩子因缺乏营养，生病迁延数月，他不得不寄卖他从英国带回的照相机、折叠伞、西服和一些珍贵书籍。1943年他曾写《浣溪沙——嘉州自作起居注》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贫困生活。其中有“白足提篮上菜场，残瓜晚豆费周章……幼女迎门饥索饼，病妻扬米卷恁筐……寄卖行前低问讯，旧书滩畔再巡逻，近来交易有成么。”[1]这种贫病交加的苦难经历，使他更加热爱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来到大西北，制定以水分生理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不頤身体的病弱又毅然挑起古农书研究的重担，拼着命取得了国内外有口皆碑的学术成就，这就是他崇高的赤子之心的爱国行动。他受到过不应有的错误批判斗争，也受到过党的亲切关怀和爱护。1961年春受到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和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的接见，并请著名医生为他看病。给了他极大的鼓舞。[5]他是一位民族自尊心极强的爱国知识分子。他所作所为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榜样。他的高尚品德、优良学风和卓著的学术成就将永远为后人所称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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