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剑桥学者谈史上农作物交流

近日，在剑桥留学工作的刘君，通过电子邮件与某谈及史上农作物交流，实录如下：

刘：

您好。我从社科院考古所的赵志军老师那里得到您的联系方式。我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系从事生物考古研究（09年博士毕业后留 在本系作博士 后），目前主要的兴趣是公元前第三纪欧 亚之 间的农作物交流，包括麦类的东传和小米类的西传。我们的研究小联合了三种手段寻找证据：植物 DNA, 稳定同位素分析，和植物考古。田野工作主要在中亚展开。我们这个研究项目起了个名字叫Food Globalisation in Prehistory (http://www.foglip.mcdonald.cam.ac.uk)。在剑桥的小组主要从科学手段和考古出发，没有史学背景，这正是我希望向您请教的原因。之前赵老师 和其 他学界长辈都建议我向您讨教。我也读过您的著作，受到很大启发。
我目前着手的两篇文章都试图讨论史前农业交流的社会动力。最近一篇发表在World Archaeology（第一作者是牛津的Nicole Boivin， 批评我们11年的文章） 的文 章强调外来作物的异族情调和广泛种植的滞后性，暗示农业交流最早的动力与精英社群相关的。我的文章与这个观点相反，强调农业交流的社会动 力与 底层社群相关。Boivin的 文章 有一系列历史比对，比如中古时代的阿拉伯农业革命以及罗马时代的精英园艺（gardens of Roman elite），证明新物种的交换价值而非农业价值本身起到作用。我的文章的基础是考古证据，但也希望用一些历史时 期的例子。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是明清时期 美洲作物在中国西南的推广，何炳棣的论 述与 我的观点相合。所以我想向您请教有没有其他的历史比对，可以说明引进新的农作物（或者新的农业系统）与饥荒、社会动荡、人口瓶颈相关， 而不是精英阶层的品位。

某：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邮件。事实上，通过令尊，我的老所长的介绍，我对你的学习和工作多少有点了解。非常乐意分享你们在生物考古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史前人类食物的全球化应该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这两天南京正好有个会议与你们的项目吻合，想必你们或你们所认识的同行有人参加。社科院的 赵志 军老师也会参加。我也收到组织者的邀请，但因为年底事多，只能割爱。

以我有限的研究，我认为农业的交流，无论 是史 前还是有史以来，都是与底层社会关系更为密切一些，底层的交流几乎天天都在进行，它是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不断地由小往大扩散。但如同“静水流深”，这种交流从一个大的范围来看，往往又是缓慢的，或渐进式的，不容易被人发觉。 相比 之下，由精英阶层主导的交流，如中国历史上，宋真宗引种的占城稻，清康熙推广的御稻米，就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历史常常被视为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正如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所批评的那样，历史赞美把人们引向死亡的战场，却不屑于讲述使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 史清 楚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却不能告诉我们麦子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人类的愚蠢之处！如果我们只关注精英的异族情调在农业交流中的作用，我们也会犯同样的历史错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所谓精英）出于对异族奇花异木和珍禽异兽的喜好，的确从事过一些引种 的工 作，如汉代的统治者把原产岭南的荔枝引种到西北长安种植，唐代的统治者从中亚撒马尔罕引种“金桃”等，有的成功，如葡萄、苜蓿等，但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你后面说的一句话，其实并不矛盾。有时新 作物 及其品种的引进，的确与饥荒、社会动荡、人口等因素相关，而这个当口，精英阶层的作用更容易显现。占城稻的引种，便是因为当时江南等地干旱，所以真宗从福建将早已引入的占城稻（原产于今越南）的一个品种推广到江南等地；又如，明万历年间，江南大水，地 方官 员想到动用公款从江西等地购买稻种，以进行灾后补种。这样的例子中，精英的力量可以比较好的展现。而在平常的日子里，距离长短不一的引种交流之类的活动，却在悄悄地，甚至不为人所察觉地进行。比如，我从六世纪的《齐民要术》中就读到有商人将原产四川的 蜀椒 （花椒）引种到山东；在苏轼的笔下，读到有农民从淮南买稻种运往淮北。这类的事实应该很多，只是历史上很少记载而已。考虑到农业的地域性，任何作物的引种都存在风土驯化等问题，我以为民间的渐进式或波轮式推进交流可能更容易成功。

刘：

谢谢您耐心和详细的回复。您的建议对我有很大启发。
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目前写的这篇文章事实上是在和Boivin辩 论有关史前农业传播的动力问题。附件里是Boivin最近的文章，以及11年 我们在World Archaeology的文章。下面我想说说我这篇文章的基本想法。很希望听听您的意见。
Boivin的主要观点是：当一种新的作物被引进另一个农业系统，最初阶段的引种不以产量为目的（或者说不是 以改进这个农业系统为目的）。商 人追逐新鲜物种的价格、贵族欣赏新植物的异国情调才是最初引入的原因。而新物种得到广泛种植进而影响普通人的餐桌常常要滞后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才发生。这样的例子有：水稻在罗马时代就出现在欧洲，最初作为一种药物，但要迟滞到十五世纪以后才成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穷人的主 食。甘蔗在中 古时代就引入欧洲了，但也要到十五世纪才进入普通人的食谱。Boivin用 这个观点来解释考古证据：例如，中国最早的麦类年代是 2500－2400BC，只有少数几个遗址的少数的种子。2000BC之后，麦类更系统地出现在考古遗址中，但数量仍然很少。真正变成普通人 的食材，是汉代以后。中国的粟和黍进入印度河流域有同样的滞后性。
Boivin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使用历史案例时多选用副食、水果和香料的传播。这样选择的原因是她引用 的材料多与阿拉伯农业革命相关。 我认为这个方向错了，史前农业交流的核心是淀粉：多种麦类、多种小米、荞麦和水稻，都是富含淀粉的农作物。它们的传播动力与香蕉、棉花和芒果不是一回事。 这些作物的跨欧亚传播是在2000BC前完成的。因为它们 是人们的主食，如您所说，与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想占城稻是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最初推动者是宋朝皇帝还是未被历史纪录下来的民间力量，引种的目的都是为了推广一年二熟制，从而达到农业增产的目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哥伦布大交换 ‘。无论 在美洲还是欧亚大陆，新物种的推广都是和穷人的拓荒有关。宗教和农业思想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不小的作用，但是最主要的动力是养活人口。 回到史前问题，我希望借用历史时期的例子讨论两个考古事件：一是在河西走廊，植物考古提供的最早的小麦的年代和人骨中稳定同位素反映的人类食 谱变化几乎同时。也就是说，小麦一进入河西走廊，人类食谱就发生变化。碳十四的数据表示这两个变化几乎发生在一个世纪，没有滞后。这说明引进 小麦是和普通人的食物相关的。另一个事件是小麦在中原的出现。比如陶寺遗址，小麦出土在遗址的最晚期，这一期因为城墙的毁坏而出名，早期大规 模的宫殿被小型院落和手工作坊取代。所以，新物种的引种可能发生在系统崩溃之际，而不是社会稳定商业繁荣的结果。
很希望听到您的意见，是否还有其他的历史案例可以引用？ 关于占城稻的文献，我看到您的两篇文章 （宋代的双季稻、 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很有帮助，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经典文献。

某：

你好。从你的介绍中，我可以很自然地得到这样的想法，即不同的作物引种，其目的和意义是不同的，即便是同一种作物，对于不同的人群而言，其意义也是不同的。最初欧洲人从美洲 引种西红柿，或许是被其漂亮的外观所吸引，引种的目的在于观赏，后或许是因其秀色可餐，便成了蔬菜，再后来引种，便主要是将其当作蔬菜了。

谷物（淀粉类作物）引种的目的当然是填饱肚子，但不同阶段的引种，其目的可能就不一样。占城稻在江淮地区的引种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干旱，再往北的传播，则是与应对早霜有关， 因为占城稻早熟，这样可以在霜降之前收获，因为北方无霜期较短。后来，人们又发现早熟可以成就一年二熟，这也成为一些地方引种占城稻的动机。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过，后来也发表在台湾的《中国饮食文化》上，讨论小麦在中国的本土化，我也认为小麦在中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从距今 五千到距今一千年都是小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其中的原因，除了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外（中国南北方整体上不太适合小麦种植），更有原有饮食习惯的影响（因为中国人早已习惯了小米和大米），在大米和小米等能够充分供应的情况下，是不会轻易换成小麦的。偶尔 的尝试可以，但不会成为主食（staple food）。

你所说的“小麦一进入河西走廊，人类食谱就发生变化”，或许是对的。但从我的角度讲，或许会做出这样的解释，即小麦可能是带入，而不是引入。所谓“带入”，是指小麦的种植者 和食用者原本就是以小麦为主食，在他们移居到河西走廊的时候，将小麦一同带来；而“引入”则不同，是指已从事其他农牧业生产的人群，从小麦种植者那里发现了小麦这种作物，并将其引进到自己已有农业体系之中。中国西北新疆、甘肃等地，是古丝绸之路所必经之 地，带入和引入都有可能发生。但就中国核心地带而言，引入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这些地区引入小麦之前，小米和大米等谷类作物的种植已非常普遍，小麦想要取代原有的主粮作物的地位，确非朝夕之功，而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其中不仅是食物结构的改变，而更关 系到饮食习惯，耕作技术，灌溉技术、加工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变化，而只有这一切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小麦才有可能取代原有的谷物成为大多数人的主食，否则只是少数人的爱好。这点看法可能跟你所说的不一样。

外来作物引种到中国比较成功的，在美洲新作物引种之前，除了小麦以外，还有棉花（不过这不是你们所关注的FOOD），葡萄之类。占城稻的研究，以前以日本人加 藤繁、华裔学者何炳棣等人的研究比较经典，对西方的影响大，不过他们的研究可能夸大了占城稻的作用，占城稻早熟，可以省水，最初引种是为了干旱等问题，它对于梯田等的开发有贡献，但为了推广一年二熟则不是最初的初衷。对此，游修龄教授有“占城稻质疑”之类 的文章。可以参考。

刘：

谢谢您的意见。您说的对，不同作物的引种，动力和意义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我会在文章中强调这一点。
您在《中国饮食文化》的文章我看到过，对我很有帮助。我同意小麦的本土化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的观点。事实上，在甘肃的人骨同位素上我看到这样 的现象：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左右有一个很快的变化，从以小米为主食变成了以小米和麦类混合的食谱。但此后的变化非常缓慢，食谱中的麦类比重慢慢增加同时小米类慢慢减少，一直到汉代人骨同位素彻底变成C3了（C4的小米信号不见了）。中原的情况则不同，尽管这个时间段的遗址中常常出土麦类，但类似甘肃的食谱变化始终没有出现。等这篇文章写完了，我会再去信向您请教小麦本土化的问题。我们正在摸索一种用稳定同位素来区分冬春 小麦的方法，这个办法用在英国铁器时代的材料上。我很希望尝试中国的出土小麦。
我找到了您提到的文献，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