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稻的历史研究

2001年11月底12月初，在北京中国农业博物馆召开的中、日、韩农史研讨会上，聆听了韩国人文社会科学学会金荣镇教授和庆北大学李镐澈教授有关韩国稻作史的论文，[1]后来又读到了釜山大学崔德卿教授的论文,[2]对韩国农业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韩国历史上的稻的栽培法。据三位教授的文章介绍，韩国历史上存在过直播法和移栽法两种水稻栽培方法。其中直播法又分为水耕法和干耕法。水耕法是直接把稻种撒到水田里去的一种作法；干耕法则是在没有水利灌溉的情况下，把稻种在干燥的土地上，像旱稻一样栽培，等到雨季灌满雨水后，才像一般水稻那样栽培；移栽法也可分为湛水养苗移秧栽培和干田育苗移秧栽培（即干畓稻）。

韩国的稻栽培法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以韩国所谓的“干畓稻”为例，这种栽培方法类似于中国所谓“旱地育秧”或称为“水稻旱秧田法”。这种旱地育秧方法至今还在使用，但追查历史则会发现，出现于十七世纪韩国农书中的这种方法至少在11世纪宋代中国就已出现，并一直延续到近代。[3]类似朝鲜的“干耕法”似乎也在宋代出现。[4]再以本文将要讨论的主题直播稻而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北方曾大面积推广水稻直播，黑龙江省1980年代以前水稻直播占到70%，中国南方60年代也采用过直播。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进入城市劳务市场，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以及化学除草剂等广泛使用，直播稻栽培又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或许有人以为直播稻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殊不知水稻直播栽培古已有之，甚至比移栽更早出现，即先有直播，而后有移栽。从全球来看，水稻直播栽培也比较普遍，美国、澳大利亚、前苏联全部采用直播，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直播面积呈上升趋势。从中国来看，虽然直播在唐宋以后的水稻栽培中已不再是主流，但直播稻一直保留下来。近代一些以刀耕火种为特点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以直播的方式来种稻，他们“将山坡上之天然草木纵火焚去，迹其余烬，就地播种，不再分秧，任其生长。”虽然有些地方已经注入了精耕细作的农业元素，如驾牛将地犁松，以长圆石轮，顺土滚拖，碾土为细末，再以木耙钩尽芜草，始将谷种洒于细土上，以犁翻土，又用齿耙拖拽，则谷种即掩于细土中二三寸许。[5]但在不移栽这点上仍然延续了刀耕火种时代的老路。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移栽技术出现之后，被视为“耕种灭裂”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直播技术依然存在？

在中国，水稻移栽最早可追溯到汉代，而大规模的普及则是在唐宋以后。但在水稻移栽普及之后，直播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还在许多地方一直流传下来。我们并不是要带着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情感，说韩国的直播栽培、“干畓稻”一定是从中国引进的，但理智地分析水稻栽培的历史，对于探讨水稻栽培技术在东亚的交流与比较还是有意义的。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就直播稻而言，随着当代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关注，为了减少农业生产成本，直播法越来越得到重视。历史上的直播栽培技术和直播稻品种值得重新认识，因为这些技术和品种都是在长达数千年的文化和自然环境因素下积淀下来的。基于丰富的农业遗产资源，是开发未来粮食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为止，中国农史学界还没有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水稻栽培法作过系统的研究。本文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想对其中的一个问题进行讨论，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水稻直播法。[6]本文的重点将放在移栽法出现之后的直播法，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探讨在移栽技术出现之后，为什么在许多地区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存在直播技术？同时，还将对中国历史上的水稻直播技术和直播稻品种作一分析。

按照金荣镇教授的提法，朝鲜水稻栽培技术发展进步的顺序是湛水直播栽培，干田直播栽培，湛水养苗移秧栽培和干田育苗移秧栽培。也就是说，由直播栽培向移秧栽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检讨中国稻作史，则会发现虽然移栽取代直播是总的趋势，但直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一直存在，直播的存在有许多方面的因素构成。

一般认为，最初的水稻栽培肯定是直播。虽然有资料表明，汉代北方就已采用水稻移栽法，这就是《四民月令》所提到的“别稻”。但移栽并没有得到普及。北魏时贾思勰《齐民要术》在谈到北方水稻和旱稻的栽培时中都提到“拔而栽之”，[7]但这里所谓的“拔而栽之”，并不等同于育秧移栽，而仅仅是出于除草和间苗的需要所采取的原田拔栽。即拔出之后，经过除草仍旧栽在原田上，或是将稠密地方的稻苗拔起补栽在稀疏的地方。虽然有学者认为，水稻移栽起源与拔苗补栽有关，但《齐民要术》所谓的“拔而栽之”还不能说是移栽。如果田中杂草不多，稀密大体均匀，拔而栽之也就没有必要了，也就是说，拔而栽之只是偶尔为之的现象，[8]对于稻田中大多数的稻株来说，仍然是直播。而且上述所谓的“拔而栽之”还只是在北方连作稻田和旱稻田上所发生的情况，对于大多数的稻田，特别是南方的稻田来说，所采用的可能都是直播法。

唐宋以后，移栽法得到了普及，但直播依旧在江淮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存在。

唐宋以前，直播是一种普遍现象，有关直播的记载并不多。唐宋以后，水稻移栽已普及，直播反倒是少见多怪，因此有关直播的记载多了起来，从这些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稻的直播栽培在江淮及其以南的稻区一直都存在。黄河流域种稻不多，且多以旱稻为主，其所用的栽培方法自然和北方旱地作物栽培方法一致，即直播而非移栽。不过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明朝山东沿海地区的水稻栽培采用直播的方式。民国时期河北在保留原来的旱稻直播栽培的同时，出现了水稻直播。淮河流域是中国农业的水旱交错地带，唐宋以后，稻作得到了发展，直播稻占有相当的份量。淮河流域的直播稻以水稻为主，间或也有旱稻，甚至是介于水稻旱稻之间的类型。既非旱稻，又与纯粹的水稻不同。长江流域是水稻的主产区，自宋代以后，这里便有直播稻的记载，除了在一些地势较高，水源缺乏的地方，如上海崇明、四川潼川存在旱稻直播以外，本区的直播稻都以水稻为主。长江上游地区的直播稻则多为旱稻，种植者多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岭南地区的直播稻分布也比较普遍。

直播稻是一种原始的稻栽培方式。原始农业时期，人们采取刀耕、火耕，乃至象耕鸟耘的方式整地，然后撒上种子，直至收获[10]。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移栽环节。最多只是将个别植株由稠密处移至稀疏处，进行补苗。这种原始的栽培方式一直保留下来，直到清代，乃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海南黎族等少数民族都有直播稻的存在。问题是在移栽技术出现之后，为什么在有些地区仍然存在直播栽培方式？

先从移栽说起。移栽增加了育种、拔秧和插秧的工序，使得整个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拔秧和插秧两个环节更是劳动密集型的工种。[11]因此，移栽的实行有赖于大量劳动人口的存在。而在强壮劳动力得不到有效供给的情况下，一些老弱妇孺也被迫参与到水稻移栽的队伍中。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一夫一妻为一个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一般女性是不参与大田生产的，最多是给在田中忙活的男人们送送饭而已，但在水稻移栽的这个环节上，我们却看到了例外。妇女们广泛地参与拔秧和插秧劳动。而当人口减少，即便老弱妇孺齐上阵，也不能够正常完成移栽的时候，直播就是最好的选择。近年来，直播现象有所抬头，很大程度上可能与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经商，而农村劳动力减少有关。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改移栽为直播的现象。湖北地区是最早使用秧马的地方，[12]秧马是一种拔秧（或插秧）的工具，表明北宋时期湖北地区已使用移栽，但随着宋廷南迁，湖北一带成为宋金交战的主战场，人口大量流失，[13]虽然有原来生活在狭乡的江南百姓“远来请佃”。[14]但南宋时湖北人口减少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扭转。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直播就是最好的选择。彭龟年（1142-1206）在湖北为官时，记载了那里由于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耕种灭裂，种而不莳”，实行“漫撒”式的直播方式。[15]

需要指出的是，采用这种“种而不莳”，“漫撒”直播的不光是原本已采用移栽的湖北农民，也包括新近迁入湖北地方的原来的江南农民。江南狭乡原本也是耕作非常精细的地方，可是这里的农民在移民到人口较少的荆湖北路的新环境之后，原有的移栽传统并没有得到继承，而采用了直播方式，以适应新的形势。由此看来，在技术的选择上，人口因素要大于耕作传统。漫撒的直播方式，虽然有“灭裂”之嫌，但却可能是利用荒地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在经受战争破坏的地区，人少地广，没有必要也难于实行精耕细作，以期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而是广种薄收，通过总产量的提高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人们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直播方式，其中的一种情形便是在“旧稻塍内，开耕毕，便撒稻种，直至成熟，不须薅拔。”[16]农业劳动人口少是选择直播的主要因素。这点在宋代的岭南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宋代岭南还属蛮荒之地，人口稀少，因而农业生产技术较为粗放。直播便是其表现之一。

人口的因素还从土地的开发利用上来影响种稻方式的选择，也就是说，直播的选择还与土地开发利用以及自然条件有关。唐宋以后，虽然有局部的地区因战争等因素出现人口减少的现象，但从全国总的情况来看，仍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与山争地，与水争田，在江湖沿海地区更是出现了围水造田运动，出现了圩田、沙田、涂田等多种土地利用形式，稻作的边缘地带不断向外扩展。这些新垦的农田和旧有的农田有很大的不同，于是需要特殊的栽培方式和作物品种。主要表现在这些新开水田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水源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保障，正常的播种时节往往因雨水的浸注而中断，而等到水退之后，按照常规的育秧移栽程序，来种植常规的稻种，又因生育期的限制不能正常的结实。只能采用直播的方法，以极大限度地利用有效的生产时间。还有些地方，如淮河及南海等地的濒水之田，水退之后已经到了冬天，过了种稻的季节；而等到可以种稻的夏季，水位又涨起来了，水深以致没牛，人要下田，只能乘坐小船或小筏。此种稻田，纵有现成的秧苗，也难以进行移栽，只能采用直播方式。方法是待冬春水涸耕过，至夏初，遇有浅涨所漫，划船载浸过的稻种遍撒田间水内；候水脉稍退，种苗即出，可收早稻。即方以智所谓的“乘桴播刈”。

如果说水稻的直播与相对多水的自然环境有关的话，那么，旱稻的直播则与一些地区相对干旱少雨有关。有些地方“春久不雨，泥块被烈日晒结”，无水育秧，即便是采用旱地育秧的办法育成了旱秧，移栽时，也会因本田中缺水，而不能下插。加上一些地方土壤过粘，育成旱育，拔插都困难。在这些情况下，直播是最好的选择。如清代四川潼川，以及民国时期四川、苏北灌云、东海等地所植的旱稻，就属于这种情况。

直播稻的存在，特别是旱稻直播，可能还与北方旱地农业传统有关。中国北方向来以旱地农业为主，但也存在一些零星的稻作，北方稻作受到旱地农业和影响，广泛地使用直播法。河北丰润等地，古属渔阳，东汉太守张堪曾在这里开稻田八千余顷，是北方地区稻作一直较为发达的地区。然而，到了清代这里的水稻已实行了移栽，但旱稻仍然采用的是直播旧法。[17]江苏灌云、东海间的旱稻直播，除了可能与干旱少雨的自然因素之外，也可能因距旱地农业的中心北方较近，受旱地农业传统的影响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所谓的直播，不过是用旱地农业的方法来种植稻子而已。

表面上看来，直播稻似乎只是在经济技术和自然条件下，一种被动的接受，但我们在了解到古代（特别是进入清朝以后，太湖流域的）农学家有关直播栽培的论述之后，则会发现直播不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更是一种理智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在权衡了移栽和直播的利弊之后所做出的决策。因为在他们看来直播比移栽有利。这也是明清时期一些原本采用移栽的地区改用直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水稻移栽法，自汉代开始使用，经过唐宋时期的推广，到明清时期已经基本普及开来，但恰恰是到了明清时期，也就是移栽法最为普及的时期，一些稻作最为发达的地区，如太湖流域，移栽所引发出来的各种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重新提出了直播的主张。表现上看来，直播是对移栽的一种“反动”，但这种反动并非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综合了移栽的长处，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直播法。如果说，一些地区实行直播法是耕作粗放的表现，那么，明清时期直播法的提出，则是理性的回归。因为，新的直播法是在移栽法实行多年，发现了种种弊端以后，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应该说，明清时期人们对于水稻移栽技术基本上还是肯定的，移栽是稻作的主流。明代的农学家马一龙在《农说》中还对移栽在水稻栽培中的作用进行了理论的概括，指出“移苗置之别土，二土之气，交并于一苗，生气积盛矣。”但是进入清朝以后，有人就开始对移栽的作用提出怀疑。

怀疑最初是由移栽的过程可能会对秧苗的正常生长产生不利影响而引起的。清初思想家陆世仪[18]认为，“今田家莳秧，先一日拔秧浸水中，或一宿或再宿不等，甚者或经三、四宿而后始莳。莳之时，抛掷堆垛，略不少惜。莳后遇赤日则黄萎，数日而后始醒。盖秧之元气泄尽矣。其值阴雨而易醒者，则稻必胜。早莳之胜于晚莳。亦以过小暑则气渐热，秧难遽醒也。由此观之，同一莳也，醒之难易，犹系禾之善否，而况移种不移种之分乎？”[19]清道光年间的潘曾沂[20]用更为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于移栽所持的反对意见。他说：“秧田内刚要发科，拔了起来插莳。这一拔伤得不小。等醒转来。直要到六月里方才发科。所以科头瘦小，结的穗头短，秕谷多。升合少。都是这个缘故。大凡一粒谷，总有一茎先出的，叫做命根。你们拔秧先把这一茎拔断了，所以不肯长养，可恨可惜。”“拔秧损禾根，其时土干日燥。萎而复苏，元气伤矣。”“你们莳秧，预先拔浸水中，或一夜或两夜不等，若手里来弗及。便搁过三、四夜后头，方才插完。莳的时节，抛掷堆垛，全不爱惜。莳后，晒在老太阳里，日惭黄瘐。隔几天醒转来，秧的元气都洩尽了。而且根头的泥，又要洗净的，秧的命根是棵棵拔断的。所以稻不得法。种得迟，已经是不得法的了，拔起来另种，如何便能起发？这一耽搁，又要半个月，可惜可惜。”[21]

移栽对秧苗产生不利的影响，可能会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变得更加糟糕。因移栽意味着增加了一道工序，也就增加了劳动量，而且这道工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增加在前作收获之后，和农作物最佳生长期之前，抢收抢种，而且还有其它事情需要打理，时间紧，任务重，劳动强度大。这在江南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趋于形成的宋代的一些诗歌中就有反映。“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桑蚕又下田”[22]。插秧时男女老少齐上阵，“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宋人真德秀提到种田“四苦”，其中的“始耕之苦”和“立苗之苦”都与移栽有关，特别是所谓“立苗之苦”：“燠气将炎，农兴以出，伛偻如豚，至夕乃休，泥涂被体，热烁湿蒸，百亩告青”，指的就是插秧。双倍的付出，若能有双倍的回报，农民是不会吝啬劳力的。但实际上可能事与愿违。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移栽质量没有保障，也影响了禾苗正常生长。明清时期的太湖稻区，由于移秧属劳动密集工序，多采用“田家或互相换工，或唤人代莳包莳”协作方式。这过程中有人偷工减料，本应合理密植，但有人为了偷懒省事，多将秧稞莳开，人为拉大行株距，原本每人一行，每行横莳六稞，每稞相距八寸，结果每稞相去或至一尺外及尺许不等者，一亩地几减秧稞大半[23]，直接影响着单位面积产量。尽管有些所谓“有力”之家为了保证插秧质量，提高庸工的伙食标准，并用秧弹来加以规矩，但无形中又加大了成本和劳动量。

水稻移栽的初衷之一原本是为了保障农作物，如小麦等，在本田中有足够的生长期，以获取稻麦二熟，但由于事多工烦，前后作都受到影响，甚至两获之利不如一收。于是经过长期的实践之后，清代江南地区有人提出了直播取代移栽的主张。陆世仪在一次稻熟时发现田傍一稻穗高出其它稻穗约尺余，穗上的粒数达二百余，也高出其它稻穗九十余粒的两倍，“因思此禾盖未尝移种，元气未泄故也”。这一发现使他对于直播法有了新的认识。当时他的邻村东乡正在实行一种叫做“撮谷法”的直播法。这种撮谷法比之移栽法有成倍的收成。他认为，“撮谷区田之倍收有故。盖秧不移种。元气未泄也。”不过他也认为，撮谷法有不足之处，一则耘铴难；一则易酣，不能耐风潮也。于是他在参考古代代田法和区田法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农民的种田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直播法。无独有偶，清道光年间的潘曾沂也力主水稻区田直播法。他认为“拔秧损禾根，其时土干日燥。萎而复苏，元气伤矣，故宜撒种”，撒种即直播，直播法“不用移插，自然命根直下，入土坚深，四月里就要发科，发科既早，不独主根上的一本，将来穗头结得饱绽，就是根旁边发出来的枝干，都是有用的。后首结的稻穗头，自然是一样长大的了，这就是早稻的功效。”

直播栽培是一种原始的栽培技术。这种技术往往是与粗放经营、广种薄收联系在一起。“纵使收成，亦甚微薄”[24]。尤其是在移栽已成为主流的情况下，人们更将其视为一种落后的栽培技术。然而，在移栽技术尚未普及之前，或是尚未普及的地区，或者是在移栽已经普及，而又由于水旱灾害等原因，而不得不采用直播的地区，人们并没有把直播当作是一种落后的技术，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在做出了直播的选择之后，人们依然会通过各种技术措施，解决直播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以期获得最大的收成。尤其是对于那些倡导直播法的人来说，直播更有移栽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他们对于直播技术就更为讲究。这就推动了直播技术的发展。下面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直播稻的主要论述，从中可以了解到不同时代和地区的直播稻技术。

1、《齐民要术》中的直播法。中国北方以旱地农业为主，虽然也有水稻栽培，但其技术也受到了旱地农业的影响。直播即其中之一。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历来被视为中古时期北方旱地农业技术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所记载的水稻和旱稻栽培，虽然提到了“拔而栽之”，用以清除杂草或匀苗、间苗，但基本上来说是属于直播法。其中的水稻直播栽培主要包括整地、浸种催芽、播种、除草、烤田、灌溉等环节，由于没有移栽的环节，草害比较严重，因此，《齐民要术》中提到“岁易（轮作）为良”、“净淘种子”、“镰浸水芟”、“薅（拔草）”、“拔而栽之（将苗拔起来，等清除杂草之后再栽下去）”等预防草害的措施。

和水稻直播相比，旱稻直播法在浸种、播种、镇压等环节上稍有不同。在浸种方面，旱稻只要浸到“裛令开口”即可，而水稻则要浸到“牙生长二分”。也就是说，在旱地直播的情况下，不要象水田直播一样，浸种的时间不要太长，稍为浸一下就可以下。这是因为浸久了，芽已发出，将其下种到旱地上，反把谷种的水份吸走了，这样一来，谷就难于生长。同时，在旱地上直播，为了防止干旱，还采取了“耧耩掩种”的播种办法，这样还可以节省种子。也是出于防旱的目的，播种之后，未生之前，还要采用镇压的办法。即“令牛羊及人履践之”。这些措施都是针对旱地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25]。

2、《王祯农书》中的直播法。元代《王祯农书》中至少有两处提到水稻直播法，一处是《农器图谱集之十二》：“尝见淮上濒水及湾泊田土，待冬春水涸耕过，至夏初，遇有浅涨所漫，乃划此船（指划船，别名秧塌），就载宿浥稻种遍撒田间水内；候水脉稍退，种苗即出，可收早稻。”一处是《农器图谱集之六》：“辊轴：辊辗草禾辊也，其轴木，径可三、四寸，长约四、五尺，两端俱作转簨挽索，用牛拽之。夫江淮之间，凡漫种稻田，其草禾齐生并出，则用此辊辗，使草禾俱入泥内；再宿之后，禾乃复出，草则不起。又尝见北方稻田，不解插秧，惟务撒种，却于轴间交穿板木，谓之‘雁翅’，状如礰礋而小，以磙打水土成泥，就碾草禾如前。江南地下，易于得泥，故用辊轴；北方涂田颇少，放水之后；欲得成泥，故用雁翅磙打。此各随地之所宜用也。”前一处指的是江淮洪水泛滥区，利用划船直播水稻；后一处专述直播稻的除草。

水稻在大田生长过程中，经常要遭受杂草的侵袭，是有除草的出现。采用漫撒直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除草困难。而人们选择移栽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去除杂草。因为在拔秧和插秧的过程中，农人可以有选择地剔除杂草，防止杂草进入大田。在漫撒直播的情况下，如何进行除草呢？隋唐以前，普遍采用的是水耨的除草方式，这种方式根据应劭和《齐民要术》的解释，是在稻苗长到七、八寸的时候，用镰刀割去稻田中的杂草，然后灌水，或是在稻田有水的情况下，直接割去杂草，由于这种除方式仍然将根株留在土里，因此过了一段时间，杂草又会重新长出来，因此，还要通过薅锄等方式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的除草。这是一种直播条件下所用的除草方式，这种方式在后世一些地区仍有采用。[26]不过在一些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如直播面积较大，用薅锄的办法难以应付，是有辊轴的出现。《王祯农书》所载的就是这种大面积漫撒直播下的除草方式。这种方式和先前流行的水耨一样都是利用了水稻与杂草对淹水的不同反映[27]。稻苗不怕水淹，而杂草则被淹死。水耨的方式虽然不致将稻淹死，但也会对稻的生长发育产生不利的影响。

漫撒直播，省去了通过移栽拔插来清除杂草的过程，加大了草害发生的可能性，更有甚者，由于漫撒无行，农人在田间行走不便，不利于除草作业。有些地方甚至省去了除草这环节。南宋时，邓深在《丰城道中》就看到了“湖田不薅草”[28]的情况。漫撒直播也影响了田间的通风透光，实为作物栽培之大忌。因为“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必使“衡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行，行列也），夬心中央，帅为泠风”[29]方为得法。如何解决草害，保证通风透光，成为直播法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也影响着直播的发展方向。

3、陆世仪的撮谷区田直播法。清初，陆世仪说：“予闻东乡有撮谷法，种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种，又不能多种。予问其详。云：撮谷有二难：一则耘铴难；二则易酣，不能耐风潮也。盖撮谷之法，先耕地，车水浸田，然后下种，以三指撮谷种下之，约五六寸一撮，如莳秧状，撮毕以足徐退，复撮如初。足从水中行，水微荡漾则谷种不定，多四散，不能成稞簇，故不便耘铴；又根出浮面，入土不深，稞长大，上实下虚，故易酣，且不耐风雨也。以此知区田之法之善。隔区分种，则下种有地，不必足立水中，以手按实，则无荡漾之患，苗出看稀稠存留，则无耘铴之艰，渐耨陇草以壅其根，则根深蒂固无酣侧之虞而耐风与旱。以此征之区田之倍收必矣。人何不畧仿此意而小试之？撮谷区田之倍收有故。盖秧不移种，元气未泄也。……秧苗入土深，则难出；秧根入土不深，则难乆。故农人于播种之始，则撒秧于一处，以浮灰轻盖之，既长则另分而插莳，所以顺其浅深之性也，是亦可谓得其术矣。然孰若区田之法，不用移植，而尽浅深之冝，为尤得其术哉。”[30]类似的做法早在明朝江南地区的旱稻栽培中即已出现，所不同者即水田的撮谷点播为旱地穴播而已。具体做法是：“治地毕，豫浸一宿，然后打撢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浇之。每鉏草一次，浇粪水一次。至于三即秀成矣。”这种种法“大率如种麦”。[31]陆世仪的贡献在于将区田的概念引入到撮谷法之中，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水稻直播技术。

区田撮谷法是在总结当地农民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文献记载基础之上所提出的一种水稻直播法，它保留了撮谷法的直播的优点，避免了移栽法在拔插过程对于苗根的伤害，吸收了移栽分行的好处，便于播种后地中耕除草和田间管理，保证通风透光，同时又借用了古代区田法的遗意，解决了撮谷法所带来的“耘铴难”、“易酣，不能耐风潮”的缺点。系对水稻直播技术的一大贡献。但这一技术也同样存在“工力甚费，人不耐烦”劳动生产率不高的问题。这也是此法难以推广的原因之一。

4、潘曾沂的水稻区种直播法。清后期，潘曾沂的《丰豫庄本书》中对丰豫庄的稻作生产技术进行了总结。书中所提到的施肥、整地、选种留种、播种、耘耥、灌溉、烤田等都与当时江南稻区所采用的精耕细作技术，以及《劝农书》、《天工开物》和《补农书》等书中的相关记载大同小异，如基肥垫底、麦苗肥田、深耕细耙、雪水拌种、耘铴培土、灌溉烤田等，所不同者这些技术措施都是围绕着直播法来展开的。

潘氏的主张和做法与陆世仪有相同之处，即以直播取代移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撒谷种，莫插秧”，他认为移栽会“损禾根”，甚至“伤元气”。同时为了防止直播所可能引起的耘铴难的问题，提出了“苗要稀，种要开”要求，“每一撮，用谷五、六粒，离开寸许地，再下一撮。愈稀愈妙。苗出太密，就要赶早删去。”“横里竖里，都要分行清楚，才撒种子。忽遇著暴风，急忙放干了水，免得风浪淘薄，聚谷在一处。忽大雨到，要稍增水。怕暴雨漂飐，浮起谷根。”通过这种办法，在抛弃移栽的同时，把移栽的好处在直播中尽可能地保留下来。潘氏和陆世仪一样也主张用区种法和代田法的方式来实行直播稀种。书中给出了一个黑白相间的示意图。示意图中，白行种稻，掘深八、九寸。每行种二尺，空一尺。黑（墨）行不种稻，起楞头（即垄），高八、九寸，阔一尺五寸，留楞头泥壅根。

和陆世仪相比，潘氏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入了代田法的概念。代田法最初是由汉代农学家赵过提出来的。基本的意思是土地休闲利用。用潘的话来说就是“今年种的一行是明年不种的，明年种的一行是今年不种的。”可以起到恢复地力的作用。种一行空一行，还为行走和耘铴提供了方便，同时可以结合耘铴进行壅泥培根。二是通过区种直播，潘氏不仅试图解决耘铴难的问题，还试图解决漫撒直播所致的费种问题。直播在历史上所受非议之一便是费种。“钦州田家卤莽，牛种仅能破块。播种之际，就田点谷，更水移秧。其为费种莫甚焉。”[32]后魏《齐民要术》所载直播的情况下的播种量是“一亩三升掷”[33]，明代《天工开物》所载的“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34]计算，则每亩大田所用的稻种实际为30（升）/25亩=1.2升。两者相差1.8升。也就是说，直播的用种量是移栽的两倍还多。但《齐民要术》中所用的播种量可能是在撒种直播的情况下出现的。在穴种或条种直播和情况下，用种量可能会减少。潘曾沂《丰豫庄本书》中提到了两个播种量。“每亩下种子一升”，这是区种法情况下的播种量。而一般情况下，“每田一亩，下种三升足矣。”也就是说，在穴种或条种直播的情况下，用种量约为1-3升/亩之间。这个数字和移栽情况下是差不多的。在移栽情况下，由于移栽密度不同，其用种量也是不尽相同的。不过大致也是在1-3升/亩之间。[35] 三是潘氏的区田直播法，并非单纯地改移栽为直播，而且涉及到整个稻田耕作制度的改革。自宋以后，江南地区已经较普遍地实行了稻麦二熟制，水稻移栽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适应二熟制的需要而出现的。但相应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小麦产量不高，又影响到水稻按时种植，进而影响水稻产量。潘氏的区田直播“首重春耕，播种极早，秧不移插”，这就要求对整个稻田耕作制度进行改革，具体来说就是要废除小麦种植，通过提高水稻产量来弥补。但在推广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阻力，很多人对此举“疑信参半，一则谓春花弃之可惜，一则嫌工本费而用力烦。因此视为难事，不甚踊跃。”为此潘氏曾借助官方的力量，通过行政干预来加以推广。

5、曾吉夫的水稻干田直播法。民国时期，四川省立教育院曾吉夫教授针对当地连年干旱，春耕时无水播秧的情况，提出了水稻干田直播法。这种方法主要包括以下要点：第一，整干田。把干田的泥巴挖起来，弄得平平整整的，就打起很深的窝窝。[36]窝窝的稀密，跟上年的栽秧远近一样，若是找得到水，就淋点水更好，不淋也要得。第二点谷种。打好的窝窝，如果是完全干的，就点下几十颗干谷种，若是淋过水或落过雨的泥巴有点湿的时候，就把谷种先泡过三四天才点下去，这是顶好的法子。第三、盖草灰。谷种点在窝窝内，就盖点草灰，若是没有草灰，就盖点细沙沙也要得。第四、时期。点的秧子比栽的秧子长得快，就迟一点也不要紧，总在阳历四月十号到五月一号内都可以点的。若是你们不信点谷种的话，过了这个时期，就有水来亦没法。第五、淹水。谷种点在窝窝内，慢慢的发芽，长到三四寸高的时候，天若下雨就可以淹一点水。若是再迟一些时候才下雨，亦不怕得，因为点的秧子比栽的秧子经干得多，就是田干开口了，秧子干黄了，也不要紧，等雨一来他就转青了，所以只要点下去，横顺就有收的。第六、粮食田内点谷种。你们的田内若是已经点得有麦子、胡豆、豌豆的时候，那就更好点谷种。照上面的法子在粮食的空空头一窝一窝的点下去，盖点灰更不怕干。收入粮食时秧子就长起来了，这样更收得多了。[37]曾吉夫的直播法和明朝的所谓“打撢下子”的旱稻直播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多了一个淹水的环节，所以称为“水稻干田直播法”。曾教授还将这种直播法用于间作套种，在旱粮田中直播稻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综观中国历史上的直播稻技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齐民要术》和《王祯农书》为代表的漫撒直播，这种直播法比较简便，也比较原始，适合于人少地多的情况下使用，但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浪费种子，不利于播种之后的田间管理和中耕除草等作业。一种是以陆世仪和潘曾沂为代表的区种直播（穴播或条播）。它借用了移栽的许多特点，节约了种子，同时为播种之后的田间管理，耘耔等，提供了便利，还有利于作物的通风透光。缺点是播种时稍费工夫。

6、直播稻品种。适应直播，特别是漫撒直播的需要，历史上还出现了一批直播的品种。前面说到，在圩田、湖田和涂田地区，由于水源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正常的播种时节往往因雨水的浸注而中断，而等到水退之后，按照常规的育秧移栽程序，来种植常规的稻种，又因生育期的限制不能正常的结实。为此，这些新开发的稻田，除了采用直播的方法，以极大限度地争取有效的生产时间外，选用一些晚种而早熟的品种，也是至为关键的因素。历史上著名的黄穋稻就是适应水田直播需要而出现的一个晚种早熟品种。它具有晚种而早熟的特点，全生育期只有六十至九十天，同时具有耐水的特性，这使得黄穋稻适合在地下水位较高，甚至于长年淹水的环境下种植。由于具有这样的一些特性，黄绿稻常常作为一种汛期过后补种品种，并采用直播的方式来种植。[38]与黄穋稻相类似的品种还有许多，这些品种有的因生育期短而称为“百日稻”，有的因其外观称为“乌谷”，有的还因其直播漫种而称为“撒苗”、“散稻”或“点谷早”，有的因其种植粗放，而称为“野籼”、“芒草”或“（艹查）谷”。有些地方，如所谓水乡，即使是在水退之后，水位仍然很深，即使有现成的秧苗，也难以进行移栽，只能采用直播方式，“以稻散布于田，听其自熟”[39]。这时候，所选用的稻种还必须是深水稻，或者是耐水性强的品种，如“深水红”之类。在一些海滨地带，如广东东部沿海地区，则还要考虑咸潮的不利影响，选用咸水稻种。[40]

中国的水稻直播栽培技术及其品种对邻近的朝鲜等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1928年8月份朝鲜平安南道用于干田直播的稻种中就有一种名为“牟租（稻）”，相传是数百年前平安南道的观察使李某（一名五厘先生）从中国携带来的。这是朝鲜最早的干田稻品种。据李镐澈等人的考证，五厘先生可能是指梧里李元翼先生，他是1592年倭乱时平安道观察使。表明至少在17世纪已经开始形成干田稻这一独特稻种。[42]来自中国的干田稻品种还有一种，称为芮租（稻），相传是从中国颖泽（？）的芮国[43]传入，具体年代不详。可以肯定的是朝鲜的干田稻受到中国直播稻的影响。只是中国的直播稻可以追溯到比17世纪更早的年代。

直播稻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稻作栽培技术，但它在水稻移栽技术出现之后，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顽强地保存下来。在人口稀少，经济、技术相对落后，以及水旱灾害频繁的地区，它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经过明清时期的推陈出新，直播稻不仅保留了直播的优势，同时也吸收了移栽技术中的一些优点。使直播稻技术由漫撒直播发展到区种直播。适应直播，特别是漫撒直播的需要，历史上还出现了一批直播稻品种。直播稻充分尊重稻作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避免了由于移栽所致的生长挫折，同时也减少了劳动力的支出，降低了稻作生产成本。直播稻对于土地的开发利用，粮食产量和人口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对邻近的朝鲜等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直播稻技术的更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直播技术能够适应稻作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It is suggested that as a primitive technique, direct seeding rice did not disappeared as the emergence and popularization of transplantation from Han Dynasty (206B.C—200A.C) till today. It was a reasonable choice to adopt direct seeding for peasants in the areas of sparse population, laggard economics and skills, and the areas of water logging and drought. Pit seeding namely dibble seeding and bunch planting that derivate from broadcast direct seed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 (1364-1911) not only inherited advantage of direct seeding, and also absorbed the good qualities of transplantation. Direct seeding ri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and utilities, the growth of grain and popula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made an influence on neighbor country as Korea..

Key words: direct seeding ric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lanting technique; variedties

[1] 韩，李镐澈、朴宰弘，朝鲜后期农书中水稻品种分析，《古今农业》，2003年第1期，32-45页；金荣镇，17世纪韩国水稻栽培技术体系。《古今农业》，2003年第2期，48-60页。

[2] 韩，崔德卿.韩国的农书和农业技术——以朝鲜时代的农书和农法为中心，《中国农史》2001年第4期，81-95页。

[3]宋·王得臣：《麈史》卷三载：“安陆（今湖北安陆）地宜稻，春雨不足，则谓之打干种。盖人牛种子倍费。元符己卯（1099）大旱，岁暮，农夫告曰：来年又打干矣。盖臈日（农历十二月初八）牛泥中则然。明年果然”。清程瑶田《九谷考》载：“吾徽播种生秧，有水旱二法。然皆必拔而更莳，及其更莳也，则皆在水田中。”又民国八年《建德县志》卷二载：“他处有不施水之秧田，谓之：畑秧田，其利或出水田之上。”（稻下编，177页）民国时期，四川省立教育院的曾吉夫教授则总结了一套“水稻旱秧田法”引自王达、吴崇仪、李成斌合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下编，农业出版社，1993年，（以下简称：稻下编）549页。

[4]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一七载：宋代“果州、合州等处（今重庆直辖市）无平田，农人于山陇起伏间为防，潴雨水，用植粳糯稻，谓之（田曾）田，俗名雷鸣田，盖言待雷鸣而后有水也，戎州亦有之”。

[5]民国二十一年（1932）罗平县志，卷六，稻下编， 904页。

[6] 游修龄在《中国稻作史》中有一节提到直播，指出直播有两种情况，一是旱稻（陆稻）的直播，二是水稻的水田直播。并认为，旱稻的直播起源早于水田的直播，《齐民要术》中仍然沿用的是直播法。（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148-49页）

[7] “水稻篇”：“北土高原，本无陂泽。随逐隈曲而田者，……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既非岁易，草稗俱生，芟亦不死，故须栽而薅之）”；“旱稻篇”：“科大，如穊者，五六月中霖雨时，拔而栽之。入七月，不复任栽。”

[8] 这种现象在移栽普及的今天仍可看到。今日农民在耘稻时，看到一杂草与稻株盘根错节时，也会偶尔采用拔而栽之的办法来清除杂草，然后将稻苗回栽。

[9] 一作湖湘之圩，表明今湖南地区在明末清初时也有水稻直播的存在。

[10]曾雄生，象耕鸟耘探论，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1），67—77页，又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经济史》，1990年第3期，16—25页；没有耕具的动物踩踏农业－－农业起源的新模式，农业考古，1993（3），90—100页，又《二十世纪中国民俗经典·物质民俗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07-328页。

[11] 据家父告知，一个强劳动力一天只能插一亩。弱者只能插6、7分田。这还不包括拔秧在内。同时也插莳的疏密有关。在我们当地早稻的行株距为5、6寸。晚稻7、8寸。一季晚稻（迟禾）为8、9寸。

[12] 宋，苏东坡，秧马歌序：“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

[13] 如，《宋会要·食货》载：“庆元四年（1198）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湖北路平原沃壤，十居六七。占者不耕，耕者复相攘夺，故农民多散于末作。”

[14]《宋史·食货志》：淳熙三年（1176），臣僚言：“……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

[15] 宋，彭龟年，乞权住湖北和籴疏，止堂集，卷六。

[16] 元，王祯，农书·农桑通诀·垦耕篇。

[17] 清，程瑶田，九谷考，稻上编，248页

[18] 陆世仪（1611-1672），江苏太仓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著有《思辨录辑要》，是书卷十一“修齐类”阐述了作者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见解，他主张以直播来取代移栽。

[19]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一“修齐类”。

[20] 潘曾沂，江苏吴县人，长期生活在原籍，对农业生活颇有研究。道光八年（1828）他在庄地（丰豫庄）试行区种法，写成《课农区种法直讲》三十二条，详细讲解区制、播种、耕耘、用粪的方法，主张深耕早播，稀种多收。道光十四年（1834），又刻了《丰豫庄诱种粮歌》和《课农区种法图》。后来作者的侄子把这些文字连同其他文字，合编为《丰豫庄本书》，于光绪三年付刻。《本书》中对丰豫庄的稻作生产技术进行了总结。其所阐述的稻作技术的核心却是水稻直播。

[21] 清，潘曾沂《丰豫庄本书》

[22] 宋，翁卷，乡村四月，西岩集。

[23]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一，修齐类。

[24] 宋，彭龟年，乞權住湖北和糴疏，止堂集，卷六。

[25] 民国时期南方地区的旱稻直播法也有镇压环节，但用于出苗之后，方法和作用也与《齐民要术》中所载不同，主要用于促长。“二月清明节后，驾牛将地犁松，以长圆石轮，顺土滚拖，碾土为细末，再以木耙钧尽芜草，始将谷种洒于细土上，以犁翻土，又用齿耙拖拽，则谷种即掩于细土中二三寸许。月余秧长五六寸时，以牛拖拽长圆石轮，滚于秧苗上，嫩叶被碾后，蹂折腐绒，似觉枯萎，再用木齿耙拽拖梳苗使顺。不数日，秧苗旺发，绿叶成丛，仍复旧状。因石轮滚后，土平贴，根稳固，秧苗遂因之怒长。”（民国二十一年（1932）罗平县志，卷六，稻下编，904页）。

[26] 旱稻直播除草：“俟苗长八九寸或尺许时，用竹笼套手臂，拔草或以锄铲草。”（民国三十一年（1942）墨江县志稿，农业，稻下编，907页。）“嗣苗高尺许，以小钧锄将芜莠恶草铲除，捶其根旁，如此耘锄二次或三次后，工作始毕。”（民国二十一年（1932）罗平县志，卷六，稻下编，904页。）

[27] 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142页。

[28] 南宋·邓深，大隱居士詩集，卷上。

[29]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辨土

[30]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一修齐类。

[31] 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1560）。

[32]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八，花木门，月禾。

[33] 日本金泽文库抄北宋本《要术》则将“升”改为“斗”，资料主要来自《齐民要术》等书的《四时纂要》亦说：“每亩下三斗”，有人认为这是指移栽情况下的秧田播种量。

[34]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第一卷。

[35]南宋朱熹在《乞给借稻种状》中提到：“各请田主每一石地借与租户种谷三升”。石作为面积单位，用以计量土地。其具体数量各地不一：有以十亩为一石的，也有以一亩为一石的。如果按一石一亩计算，则大田平均每亩的播种量大致是毎亩3升。又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军屯稻田“一百二十一顷五十八亩，计用种一千一百一十五硕七斗五升。”（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二一），平均每亩的用种量约为0.95升。

[36]民国时期，四川出现的旱（干）田直播法，除了采用穴播（即挖成一个一个的窝窝播种）外，也采用条播的方式，开成一条一条深二寸的沟，然后下种。并强调沟和窝要尺可能深一些，把种子下后盖一点灰，并且用脚轻轻踏一下。这是因为粘土，以后把水蓄起时，泥就很稀，谷子就容易倒，所以沟和窝要深，并且稍稍要踏他一下，使他定根较深。（合川文南特刊第一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稻下编，550页。）这又和《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旱稻直播法有相似之处。

[37] 民国，合川文南特刊第一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稻下编，547-48页。

[38] 曾雄生，中国历史上的黄穋稻，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292-311页。

[39] 清，嘉庆《海曲拾遗》卷六，物产，稻下编132。

[40] 清，包世臣，中衢一勺，稻上编，355页。

[41] 此一品种可能在宋以前即已存在，又称为赤。司马光《类篇》卷二十：“，莊加切，紅稻也。”

[42] 韩，李镐澈、朴宰弘，朝鲜后期农书中水稻品种分析，《古今农业》，2003年第1期，36页。

[43] 具体地点待查。

载：《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

地区		时代	情况	类型	出处
淮河流域	湖北	南宋	湖北地广人稀，耕种灭裂，种而不莳，俗名漫撒。	水稻	宋，彭龟年，乞权住湖北和籴疏，止堂集，卷六
	淮河流域	宋元	尝见淮上濒水及湾泊田土，待冬春水涸耕过，至夏初，遇有浅涨所漫，乃划此船（指划船，别名秧塌），就载宿浥稻种遍撒田间水内；候水脉稍退，种苗即出，可收早稻。	水稻	元，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二
	安徽泗州	明代	泗之农惰，四方所无。每岁必俟播种始耕，而又不知用粪。黄牛力小，不能深入，耕即下种，虽块如升斗不顾，稻田亦未插秧者，间或有之，千百之什一耳。	水稻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帝乡纪略，卷五，风俗。
	安徽颍上县	清代	其渠种，多撒稻，少树秧。	水稻	清，道光六年（1826），颍上县志，卷五，风俗。
	河南光山	清代	深水晚，夏种秋收，性耐水，能从深浸抽茎出水面，但须厚壅。	水稻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光山县志，卷十三。
	江苏北部灌云、东海	民国	灌云、东海间植少数旱稻，播种以后，遇雨即成水田，稻秧不再移栽，此与纯粹水稻者不同。	旱稻	民国十五年（1926），江苏分省地志，农业。
长长江流域	江苏泰州	晋	海陵县扶江接海，多麋兽，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随此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	水稻	晋·张华《博物志》
	湖北德安	明	布种即茂，不待莳插而芒黑者，谓之乌漫儿。……谷宜深水种，谓之骑牛撒。布种不插而芒白者，谓之白芒儿。	水稻	明·正德十二年（1517），德安府志，卷二，土产。
	江苏如皋	清代	水乡多以稻散布于田，听其自熟，米色红而味香。	水稻	清，康煕，如皋如县，卷六，食货
	江苏海曲	清代	若水乡则不莳秧，惟以稻散布于田，听其自熟。	水稻	清，嘉庆二十三（1818），海曲拾遗，卷六，物产。
	吴下、南海	清代	莳耘之后，有铴抓法。又不用牛，则吴下泥沃也。南海田乘桴播刈，与湖退[9]之圩，漫撒同法。	水稻	十七世纪中期，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六。
	江苏太仓	清代	予闻东乡有撮谷法，种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种，又不能多种。……人何不畧仿此意而小试之？撮谷区田之倍收有故。盖秧不移种，元气未泄也。……	水稻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一修齐类。
	江苏吴县	清代	撒谷种，莫插秧。四月底，二尺长。拔秧损禾根，其时土干日燥，萎而复苏，元气伤矣，故宜撒种。	水稻	清，潘丰豫庄本书·丰豫庄诱种粮歌。
	上海	清代	粳稻，宜水田，春分浸谷，四月莳秧，八月熟。亦有播谷散种者。	水稻	清，同治九年（1870）上海县志卷八。
	上海崇明	民国	散植㽘地	旱稻	民国十八年（1929），崇明县志。
	浙江建德	民国	不为秧田即播种籽于本田。	水稻	民国八年（1919），建德县志，卷二。
	四川潼川	清代	有一种旱谷，不必浸种分秧，但耕田下子，其性耐旱，宜于高阜。	旱稻	清，乾隆五十年（1785），潼川府志，卷三。
	云南孟密以下	明代	孟密以上，犹用犁耕栽插，以下为耙泥撒种。其耕犹易，盖土地肥腴故也。	水稻	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
	云南罗平	民国	……将谷种洒于细土上，……月余秧长五六寸时，以牛拖拽长圆石轮，滚于秧苗上，……不数日，秧苗旺发，绿叶成丛，仍复旧状。……嗣苗高尺许，以小钩锄将芜莠恶草铲除，捶其根旁，如此耘锄二次或三次后，工作始毕，迨八、九月之间，谷熟登场，……。	旱稻	民国二十一年（1932）罗平县志，卷六。
	云南腾冲	民国	四月小满节前后，均匀播种，不须再行插秧，坐待秋获。	旱稻	民国三十年（1941）腾冲县志稿，卷十七，农政。
岭南地区	岭南	南宋	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	水稻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惰农。
	钦州	南宋	钦州田家卤莽，牛种仅能破块。播种之际，就田点谷，更不移秧。其为费种莫甚焉。既种之后，不耘不灌，任之于天地。	水稻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八，花木门，月禾
	海南	清代	生黎不识耕种法，亦无外间农具，春耕时用群牛践地中，践成泥，撒种其上，即可有收。	水稻	清•张长庆：《黎岐纪闻》。昭代丛书已集广编，道光十三年刊本。
		清代	生黎不识耕种法，惟于雨足之时，纵牛于田，往来践踏，俟水土交融，随手播种粒于上，不耕不耘，亦臻成熟焉。	水稻	清，琼黎一览。
	广西桂平	清代	岭禾，一名玉米，其种在于岭坡，耕地如畦町，播种散在地上，随生随熟，不用插。	旱稻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桂平县资治图志，卷四。
	广西	清代	畲禾……彼人无田之家，并瑶僮人皆从山岭上种此禾，亦不多施工，亦惟薅草而已。	旱稻	清，嘉庆五年（1800）广西通志，卷88，南宁府
	广西	民国	火稻，又呼大米……种法如种麦。……陆稻俗名干禾，系旱地作物，栽种时以种子撒播于土中，任其生长，可不施肥。多种于山丘斜坡之地，瑶苗特种民族，种者较多，往往与幼桐间作，	旱稻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广西通志稿（上）。
	广西贵县	民国	浮禾。苗长径丈，谷有芒，米粒大如粳……春雨未濡，播种于积潦之区（俗呼埌塘），及长，苗随波上下，不患淹。	水稻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广西通志稿（上）。
	广东廉州	清代	廉人将种谷撒田，听其自生，密如栉比，禾根紧促，不能舒长，故穗短而实寥寥。	水稻	道光十三年（1833），廉州府志，卷四。
	广东钦县	民国	平原淡田，春久不雨，泥块被烈日晒结，早造耕作，须用石碾展过，木椎椎过，使泥块粉细，再耙平撒种，下田用泥覆之，谓之早（旱？）种。	水稻	民国二十三年（1934），钦县县志，卷八，农业。
	海南各山僻地	民国	焚去山坡之自然草木，就地播种，不再分秧，任其生长者。	旱稻	民国二十二年（1933），海南岛志，物产。
	广东东部沿海	清代	唯粤东有咸水稻种，撒于海滩，不劳而收。	水稻	清，包世臣，中衢一勺。
黄黄河中下游流域	山东诸城	明	海上斥卤原隰之地，皆宜稻。播种苗出，芸过四五遍，即坐而待获。	水稻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诸城县志
	河北丰润	清代	丰润水田更莳。旱田直播穜而生之。	旱稻	18世纪后期，程瑶田，九谷考
	河北张北	民国	先将地分成畦，再将水灌入，然后撒种于土内，十余日即出土，须拔草三四次。	水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张北县志，卷四
	河北怀安	民国	每年立夏前后，将地堰叠筑完成，灌以清水，深入三寸，浸二三日后，将水放尽，刨土使松，再灌以水，不须肥料，即堪下种。至大暑前后，将水放出，即行刈获。	水稻	民国十七年（1928）怀安县志，卷六，物产
	河北滦县	民国	粳子，旱种曰粳……每年清明下种，不分秧，收分收获。	旱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卷十五，物产志
西西北	甘肃（高台）	清	稻，高台宜种，人鲜知法，间有种者，亦非插秧，但洒谷种，任其自生耳。	水稻	清，乾隆二年（1737），肃州新志，卷六，物产
	甘肃高台	民国	土人不谙置畦、插秧之法，只散播种籽于田间，听其自生，故收入不及南方优胜。	水稻	民国十年（1912）高台县志，卷二
	新疆阿克苏、玛纳斯	清	水田犁行，一周布籽泥淖中，用耙覆之。不知分秧之法，稂莠蔓生……	水稻	清，宣统二年（1910），新疆志稿，卷二，农田
	宁夏东部沿河各县	民国	农民耕种，只于春暖时，将田土翻犁耙平，引渠水灌注，于芒种（六月初）时，将稻种播散田中，使其自行茁苗生长以至收获，从无分秧者。	水稻	民国三十六年（1947）宁夏纪要

品种名	内容	出处	播种地区
黄穋稻		宋，陈旉农书、王祯农书	长江中下游广大稻作区
乌漫儿	布种即茂，不待莳插而芒黑者，谓之乌漫儿。	明，正德十二年（1517）卷二，土产	湖北德安
骑牛撒	谷宜深水种，谓之骑牛撒。	明，正德十二年（1517）卷二，土产	湖北德安
白芒儿	布种不插而芒白者，谓之白芒儿。	明，正德十二年（1517）卷二	湖北德安
（艹查）谷，一作（）谷[41]	其种法不必浸种分秧，但耕田下子，五六十日可实，湖人被水害者，水退不遑他谷，故多布此，然亦须田，山原不多艺。	清，乾隆七年（1742）），授时通考,卷二十二；光绪八年（1882）孝感县志，卷五，土物	湖北德安、孝感、随州
深水红		清，隆隆七年（1742），授时通考，卷二十二。	安徽六合、五河、江苏扬州、仪真、高邮、泰州、通州、上海、青浦、靖江。
一丈红	徐玄扈云：吾乡垦荒者，近得籼稻曰：一丈红。五月种、八月收。能水。水深三、四尺。漫撒水中。能从水底抽芽出水，与常稻同熟，但须厚壅耳。	明，崇祯四年（1631），松江府志，卷六，物产；群芳谱·谷谱·稻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光州志，卷二十七，食货志	上海松江、河南光州、广西贵县
浮禾	苗长径丈，谷有芒，米粒大如粳……春雨未濡，播种于积潦之区（俗呼埌塘），及长，苗随波上下，不患淹。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广西通志稿（上）。	广西贵县
撒子谷	一岁两熟，若遇水旱，耕种愆期，则处暑前后亦可播种。	民国二十三年（1934）贵县志，卷十，物产。	广西贵县
乌口稻、六月乌	其稻种每夏初移动一次，即几年可浸可撒。若一年不移动，便不可用矣。若遇水灾或缺秧，秋水退犹可莳，但少收耳。	明，王藏，稼圃集，引自胡道静《农史农史论集》，18页。	江苏苏州一带
黄花稻、鹤脚乌	以上二种，春可陆种，以待时雨。秋前大水，撒种于泽田，不栽而生。农家蓄此种，以备旱潦。	清嘉庆《东台县志》卷十九	清代江苏东台、仪真、高邮、兴化等地
散稻	水乡多以稻散布于田，听其自熟，米色红而味香。	清，康煕，如皋如县，卷六，食货	江苏如皋
野籼	谷雨种，处暑收。不用小秧，径行撒播，漫无行列，收成较多。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一，稻	江苏江阴
中科稻	立夏种，寒露收。有用谷种撒播，不栽小秧者，收成颇丰，与籼稻同种，收时约晚二十日。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一，稻	江苏江阴
芒草	撒置田中，不须栽插，成熟最早。陂泽卑下之处，每多种之。	清，乾隆十二年（1747），汉阳府志，卷二十八，物产	湖北汉阳
撒苗	又一种漫种者，名撒苗，收最早，间种之以救饥。水淹后亦可晚种，种类数十，土人各因时令之早晚，土脉之宜否，以为播种，不能齐也。	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十八。同治，武陵县志，卷十八也有类似记载。
乌谷	秋过已久，撒于水田，能自生，或种之凶岁以御荒。	民国八年（1919），南昌县志，卷五十六，物产。	江西南昌
点谷早	点谷早者，径以禾种摄种田内，不必打秧。	清，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卷上，十二页	江西抚州
百日稻	计渍种迄收成百余日，皆于立夏渍种，布于水田，不必插秧成列，总谓之川珠。其性柔而甘味。	叶梦珠，阅世编。
咸水稻		清，包世臣，中衢一勺。
深水晚	夏种秋收，性耐水，能从深浸抽茎出水面，但须厚壅。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光山县志，卷十三	河南光山
穜禾糯	性有黑白两种，山岭可种，用点播法，无须移植。	民国二十四年（1935），罗城县志，农产。	广西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