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干旱对长江中下游湖区的影响

雄生/文

近段时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干旱，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鄱阳湖、洞庭湖，湖底见天，泽国变成了牧场。

干旱影响农业生产是自然的，但因地而异，往往在流域的上游，干旱往往会影响及时播种、栽插和灌溉，但对于下游，特别是湖区来说，干旱不见得就是一场坏事。

长江中下游的许多湖泊，如太湖、鄱阳湖等都是吞吐型的连河湖，水位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以鄱阳湖为例，每年三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洪水期，尤其是五六月间，浩淼无涯，波浪滔天，把与鄱阳湖连接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下游三角洲的低平地带全部淹没。而在十月至次年的三月是枯水期，尤其十二月、一月之时，众水归槽，四面是连片的湖滩洲地，小湖泊星散在港汊之中。这种“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自然景观，使湖区高水位与低水位之间的地区非常广阔。

湖田便是在湖水退落之后，稍加改造，便利用显露出来的湖滩进行种植的一种农田。即所谓“水退可耕之地”。但由于地处湖心，地势最底，洪水可以自由进出，以致稍溢即没。在一般情况下不适宜种稻，而只种菱、茭、藕等水生植物，只是在干旱年份，或大水过后才可用来种植水稻。[1]所以在江西湖区有“十年九不收，一熟十倍秋”的谚语。[2]同样的，太湖沿岸也是“十年之间，熟无一二”，甚至“十无一熟”。[3]这一熟指的就是干旱年份所带来的收成。和湖田相类似的是为滩田。滩田较湖田地势略高，被水淹的时期相对较后，但洪水也可以自由进入。

在地势较低的江河湖沼地区发展稻作，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在于水，而不在于旱。太湖地区最为典型。太湖形如碟，四周除西部山区特高外，东、南、北三面沿海、沿江一带的边缘地段也比较高，而中部低洼，故又名笠泽。具体说来“大江之南，镇江府以往，地势极高，至常州地形渐低……秀州及湖州地形极低，而平江府（苏州）居在最下之处。使岁有一尺之水，则湖州、平江之田，无高下皆满溢。每岁夏潦秋涨，安得无一尺之水乎？”[1]水成为这些地区发展稻作最大的不利因素。“东南所殖唯稻，大水一至，秋无他望。”[2]唐代陆龟蒙就曾深受其害。他“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3]宋代这种情况并无好转。“大水之岁，湖、秀二州与苏州之低田，渰没净尽。”（郏亶语）[4]熙宁、元祐时，两次大水灾，苏州等地的居民丧生百余万之多。苏轼（1037-1101）说：“吴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鱼龙之宅，而居民与水争尺寸，以故常被水患。”[5]南宋时，王之道有《苏台悯农》，序中提到：“苏台五月苦多雨，自葑门以东，积潦浮天，下田所不沉者数寸堤耳。农夫以无土，没水取泥培堤防，捍涌溢。”[6]即便是地势走高的镇江府也不能免于水灾。淳熙十一年（1184）十一月十八日镇江府言：“管下金坛县，今岁五月连遭大雨，五乡二十四都被水淹浸，致伤禾稻。”[7]

在常被水患之区，水小的年份，甚至是干旱之年，往往能有更大的收成。苏州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大旱之岁，常、润、杭、秀之田及苏州岗阜之地，并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见，而苏州水田，幸得一熟耳。”[8]有一年两浙全境发生干旱，“浙民苦之，而郡境（指苏州境内——作者）独丰，临壤嗷嗷，尔民嬉嬉。”[9]

从宋代开始就有树石衡量水位的高下的方法，以确定水位高下与田收的丰歉关系，“树石测水，宋旧制也，石长七尺有奇，横为七道，道为一则，最下一道为平水之衡。水在一则高低田俱熟，过二则极低田淹过，过三则稍低田淹过，过四则下中田淹过，过五则上中田淹过，过六则稍高田淹过，过七则极高田淹过。如水至于其则某乡之田被淹，不待各乡报到亦不待官府勘视，已预知于日报水则之中矣。”[10]水位越低，收成越好。

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人们还将某种物候和水旱情况，以及水稻收成联系起来，这在范成大的诗中就有所反映。“湔裙水满绿苹洲，上巳微寒懒出游，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自注：吴下以上巳蛙鸣则知无水灾。）”[11]这也反过来说明，水患对于浙西稻作农业生产的影响。对于古代生活在湖区的农民来说，旱比涝好。

由此看来，世事无全好，也无全坏，只要相机行事，察其宜，而为之用，则坏事可以变为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