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古歌谣中的稻作年代考

曾雄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010）

　

摘要 傣族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最古老的稻作民族百越族的后裔，《古歌谣》是傣族先民留下的反映本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资料。该文从中国稻作技术的发展和傣族历法的由来两个方面，考察了傣族古歌谣中的稻作年代问题。认为《古歌谣》中所反映的稻作可能是唐宋，特别是明代以后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汉族和傣族稻作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 傣族、古歌谣、稻作、年代

中图法分类号 S - 09

傣族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作为百越民族的后裔，种稻是傣族文化的特征之一。傣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创作了许多歌谣，其中有些歌谣还以自己民族的文字记录下，为研究傣族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游修龄教授在新著《中国稻作史》介绍了傣族的稻作情况，而所依据的材料便是《傣族古歌谣》①。但由于篇幅关系，游先生并没有对所引歌谣中的内容展开来加以分析，也没有把它们放在整个中国稻作史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进行讨论。而仅仅依据语言、历法等项研究结论，推测傣族古歌谣产生约在东汉以前[]。也就是说，歌谣中所看到的稻作生产过程都是东汉以前的情况。但是，这一推论能够成立吗？本文将从稻作技术、傣族历法等方面对傣族古歌谣中的稻作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考察，以求教大家。

1 从稻作技术探讨傣族古歌谣及稻作的年代

“种子要泡透，最好泡三天。抬出深水处，支在鱼塘边，两天就发芽。妻子起来忙蒸饭，丈夫早已赶牛到田边。撒秧犁田男人忙，女人可以起得晚。秧田犁好了，秧田耙平了，芒果蓓蕾刚破半，恰是撒秧好时光。姑娘啊，别偷懒，伙子们，别眼馋，秧田不是纺线场，快快撒下秧。”

“犁田季节男人最忙，天刚蒙蒙亮，星星还挂在天边，哥就要牵牛到田里，天黑了才回来。”

“栽秧育苗是一件细活，抓住节令啊，比什么都重要。八月土松水温和，栽下苗棵发蓬快，半个月秧苗便变绿。今天已是八月十五，我们田才栽了一半。妹妹呀，你还得抓紧时间，要把宝贵的时间追赶，月底得把秧栽完，不能拖到九月了。”

“妹妹呀，你是农家女，农家最讲好季节，八月光阴赛黄金，九月来了缅王（蝉）叫，如果听到缅王叫汪汪，手中的秧把还不放，栽下的秧苗会发黄，秋收时谷穗会很小。”

“芳香的八月，鱼儿在谷稞间打闹。”

“九月是薅秧的季节，田里的水要保持一柞深。有水苗棵旺，杂草也不会生。稗子是秧苗的敌人，专吸土中肥，比秧苗还长得旺。阿妹啊，薅秧时要提防，别把稗子当秧薅①。”

从上面所引的歌谣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稻作已具有很高的水平。不仅使用了牛耕整地，还有了浸种育秧、插秧、除草，甚至于稻田养鱼技术。远非东汉以前当时江南稻作的水平所能比，而与唐宋以后的江南稻作技术水平相当。从汉文文献来看，傣族古歌谣中所提到的稻作技术，大多都是东汉以后才出现的。

先说牛耕。春秋、战国时期，牛耕虽然已然得到了使用，但并不普及，到了汉代经过赵过的改进之后，牛耕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历史上有赵过始教牛耕的说法，这当然是错误的。但要说赵过所处的时代所有的地区都用上了牛耕，那也同样是错误的。西汉时期，牛耕似乎并没有在南方，特别是岭南地区得到推广应用。直到东汉时期，今天傣族近邻的九真地区（今越南清化、河静两省及义安省东部地区）仍然是“烧草种田”、“不知牛耕”，与之相应的是这些地区尚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人们“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 []，只是当任延担任九真太守之后，“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 []。象林，就是后来傣族的聚居地，说明傣族地区使用牛耕也可能是东汉以后的事情。认为《傣族古歌谣》中哥哥牵牛耕田的情景出现显然与历史记载不符。

次说浸种。浸种是水稻栽培的一种较为特殊的种子处理措施。稻种的外壳组织坚硬，水分不易渗透。如将干燥的种子播于秧田，不能即刻发芽，可能招致鸟害。同时浸种更有催芽的作用，这对气候相对于傣族地区寒冷的北方更有必要。因为北方地区气温偏低，播种后不易发芽，致使种子腐烂，所以浸种往往结合催芽进行。浸种催芽最早见于《齐民要术》，其法是“浸经三宿，漉出，内草篅中裛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出于文献的限制，江南地区到了宋代以后才有浸种的记载。

三说移栽。水稻移栽的最早记载见于东汉崔寔（约103——170年）的《四民月令》：“三月可种粳稻，五月可别稻及蓝，尽至止。”但是水稻移栽似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齐民要术》（成书于533——544年间）中虽然提到旱稻移栽，所谓“科大，如穊者，五六月中霖雨时，拔而栽之。”即将植株生长稠密的地方移到生长稀疏的地方，并非从秧田移植到本田，而当时北方的水稻栽培仍然是采用直播的方法。江南地区的水稻移栽是从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

四说中耕除草。文献中最早提到稻田除草的是东汉的应劭，他在解释“火耕水耨”时说：“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稻独长。所谓火耕水耨” []这里的除草系将草与稻同时割掉，显然与薅秧不同。真正的薅秧记载最早见于《齐民要术》：“稻苗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镰侵水芟之，草悉脓死。稻苗惭长，复须薅。”到了南宋初年《陈旉农书》中才对耘田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末说稻田养鱼。与稻田养鱼有关的文字最早见于三国。《魏武四时食制》载：“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出稻田的鱼也许并非人工养殖，有意识在稻田中进行人工养鱼的记载见于唐代的《岭表录异》，但也并不是在种稻的同时养鱼，而只是在种稻之前，利用养鱼开荒，然后再种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稻田养鱼文献见于清康熙年间成文的李晋兴的《稼圃初学记》。

表1 傣族古歌谣所述稻作技术在汉文文献中的最早记载

技术项目

见于文献记载出现年代

汉文文献出处

浸种

北魏

《齐民要术·水稻》

犁田

东汉

《后汉书·任延传》

耙田

宋代

《耕织图诗·耙》

移栽

东汉

《四民月令·五月》

薅秧

北魏

《齐民要术·水稻》

灌溉

商周

《诗经·白华》

稻田养鱼

清代

《稼圃初学记》

从表1中可以看出，根据汉文文献记载，稻作技术除灌溉可能是在先秦以前出现的外，其它技术措施都是在汉代以后北方地区首先出现的，如果傣族与北方汉族的稻作技术处在同一发展水平，则可以证明，傣族古歌谣中所述的稻作技术可能是汉代以后的情况，而傣族古歌谣也可能是汉代以后出现的。

事实上，汉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南方稻作技术比起北方来要落后许多。自汉代以来直到隋唐时期，许多历史文献在记载南方水稻生产的情况时，都要用到“火耕水耨”这样一个成语，其中又以《史记·货殖列传》最早也最具代表性：“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古今中外学者对于“火耕水耨”有过多种解释，虽有分歧，但“火耕水耨”的一些基本特点还是为大家所共同接受，如以火烧草，不用牛耕；直播栽培，不用插秧；以水淹草，不用中耕。

历史上的楚越之地，包括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傣族即是古越族的一支。据文献记载，傣族的先民早在公元纪元以前，就已定居在云南省西南部和中印半岛的中部及北部一带。最早见于古书记载的傣族先民，当是《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记的“滇越”。魏晋时，傣族的族称是“濮”、“越”、“僚”。唐代称为“齿蛮”、“茫蛮”。后又称为“白衣”、“白夷”、“百夷”、“摆夷”、“摆衣”等。

傣族先民虽然是最早的种稻农人之一，但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种相对落后的原始农业状态。春秋、战国时期，当中原地区汉族的先民开始进入精耕细作的时期，傣族的先民的百越族还处在“鸟田”农业阶段①；两汉时期，傣族地区近邻的交趾一带，尚不知牛耕，想必傣族先民亦如之。唐宋时期，当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田稻作农业开始使用江东曲辕犁、耙、碌碡、礰礋，乃至耖等农具作业，并形成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时候，傣族的先民还在使用“象耕”②。而象耕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以象挽犁耕地，据笔者考证，最初的所谓“象耕”、“鸟田”乃动物践踏觅食之后为人所直接用于种植的农田，这是一种甚至比刀耕火种还要落后的整地方式[]。傣族养象以耕田虽然已脱离了原始的“象田”、“鸟田”，而是有意识地饲养动物踏田（蹄耕），但和牛挽犁而耕相比仍属于一种落后的生产技术。明代以后，由于大批内地农业人口涌入傣族地区，接近内地的孟密以上地区已进入“犁耕栽插”，至于离内地较远的孟密以下地区，则还处于“耙泥撒种”的粗放阶段[]。直到本世纪50年代以前，傣族的稻作技术仍然处在较为落后的状态，远非汉族稻作技术所能比。从生产工具来说，虽然整地作业中也使用了犁、耙等，但犁头等铁制农具主要从外地买来，耙齿为竹制，犁、耙构造较为原始，工效不高。耕作技术也较为粗放，一般是犁一道，耙2～3道，不施肥，也不薅秧，栽后即等待收获[，，，]。傣族古歌谣中的稻作技术显然超越了“火耕水耨”的年代，甚至比本世纪50年代一些傣族地区的稻作技术水平还要高。

从傣族稻作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古歌谣中较为先进的稻作技术不可能是东汉以前的情况，而更可能是唐宋，特别是明代以后的情况。

2 从历法探讨傣族古歌谣及稻作的年代

上引古歌谣中的稻作在技术水平上和唐宋以后汉族地区的稻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真正差异较大的是进行这些农事操作所发生的月份。

汉族地区水稻播种期一般是在农历三月前后，加上一个月左右的秧龄期，至农历四月左右便要移栽，移栽一个月后便要耘田，经2——3次耘田之后，到九月便要收获。傣族古歌谣中虽然也有三月播种和九月收获的歌词①，但移秧和耘田的时间却分别出现在八月和九月。

表2 汉傣稻作农事月令对照表

农事

汉族所在月份

傣族所在月份

播种

三月

三月

移栽

四月

八月

耘田

五月

九月

收割

九月

九月

从表2中可以看出，汉族和傣族的稻作农事除了播种和收割所在月份相同之外，在移栽和耘田的月份上却存在着4个月的差距。汉族稻作中，移栽到收割历时5个月，初耘到收割也有4个月；而傣族稻作中，移栽到收割只有1个月的时间，甚至耘田、收割在同一个月份。产生这种现象的一种可能性是傣族古歌谣中使用了汉族和傣族两种历法。

三月播种和九月收割可能是按汉族农历来计算的。根据本世纪50年代对于景董曼旷寨生产情况的调查[]，当地傣族的农事生产节令，按农历计算分别如下：

正月：驮柴、修沟；二月：月头挡坝，放水田，寨内同时抽补田地，月尾评公粮；三月：月头送公粮，月尾挖地，点种包谷、瓜类；四月：月头做秧田，月尾种花生及棉花；五月：月头教秧，月尾翻犁田地，准备栽秧；六月：薅秧、拔草；七月：割埂草、挡鱼坝、捕鱼；八月：做纸花、赕佛；九月：割谷、堆谷；十月：打谷、挑谷入仓；十一月：割山草、砍柴；十二月：编草排、砍木料，修建房子。

虽然，上述农事月令中，播种的时间较《古歌谣》中所说的时间略为晚些，但收割的时间完全相同，这也就证明一些《傣族古歌谣》中的播种和收获时间可能是按照汉族的农历来计算的。

但若按汉历来理解歌谣的八月移栽、九月耘田则很难说得通。因为按汉历计算，八、九月份水稻都应该灌浆成熟了，这时才移栽、耘田，很难会有收成，而且实际调查中也没有按农历计算八月移栽、九月耘田的说法。显然，八月移栽和九月耘田是按傣族历法来计算的①。傣历年表的顺序为六月、七月、八月、九月、（闰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第二年又从六月开始，傣历的元旦（即新年的第一天）多半在六月，有时在七月。例如，傣历1321年（公元1959年）元日是傣历的六月八日。

傣族的月序一般比汉历早三个月，即傣历的四月相当于汉历的正月，傣历的正月相当于汉历的十月（表3）。

表3 汉历傣历月份对照

汉族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傣族月份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由于汉历与傣历置闰月的时间不同，每遇汉历置闰月之后、傣历闰月之前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傣历的月序则比汉历早四个月。例如，1963年汉历癸卯年二月，相当于傣历1324年五月，由于汉历四月有一个闰月，汉历的五月则相当于傣历的九月，两者之间相差四个月，一直到第二年六月即傣历1325年闰九月之后，才又恢复三个月的月序差距。因此，傣族古歌谣中所谓的“八月移栽”、“九月薅秧”，实际相当于汉族地区的四月移栽和五月耘田或五月移栽和六月耘田，这和汉族农事生产节令是一致的。

当然汉族地区分布广泛，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栽培制度不尽相同，水稻播种月份也有很大差异（表4）。

表4 古农书所载水稻播种期表

书名

原文

折合阳历

氾胜之书

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

约4月10日前后

四民月令

三月，可种粳稻

约4月中到5月中

齐民要术

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

约4月中至6月中

宋会要稿

南方地暖，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用好竹笼周以稻秆，置此稻于中。……入池浸三日，出置宇下，伺其微熟如甲拆状，则布于净地，俟其萌与谷等，即用宽竹器贮之，于耕了平细田停水深二寸许布之。经三日决其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即复引水浸之一日。乃可种莳。如淮南地稍寒，则酌其节候下种。

3月中下旬至4月初
　

从4表中看出，《齐民要术》所载北方水稻播种期前后相差一个左右，《禾谱》所载江南水稻播种期也有一至二个月之差，南北考虑起来，其时差可能有3个月。

同样，傣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水稻，水稻播种期也存在差异。《古歌谣》中讲的移栽期是八月，这与本世纪50年代对于勐腊等地的调查结果一致。[]假定秧龄为一个月，则傣历六、七月份便要下秧，这正相当于汉历的三月，又与傣族古歌谣《叫谷魂》中提到的播种期相吻合。也就是说，傣族地区存在汉历三月份播种的情况。而根据调查，傣族地区也有些地方是由农历五月（傣历八月）中旬开始犁田，撒秧，六月（傣历九月）底栽秧，十月（傣历次年一月）初收割[，]；还有些地方的傣族水稻下种约在傣历九月（夏历六月）初，30天后拔秧栽插，次年二月（夏历当年十一月）收割，和古歌谣中所反映的情况有所差异。如，景洪县曼竜枫寨解放前全年农事活动情况如下：

九月：犁、耙秧田、撒种；十月：月底开始犁板田，过了关门节七天一赕佛；十一月：犁、耙板田、插秧；十二月：砍木料、制打谷床、砍竹编席、准备秋收。过开门节；一月：种烟，收早熟籼稻；二月：正式秋收，割谷、打谷；三月：上山砍柴；捉鱼；编制小竹器；四月：开荒；割盖房用的草，砍木料；五月：砍竹编竹器；编草排、盖房；开旱谷地；六月：挑木柴，过年；七月：种旱谷；八月，休息[9 ]。

也就是说，傣族地区的水稻播种期也有一至二个月的时差。傣族古歌谣中的八月移栽时间正好在这个误差之内。由此可见，傣族古歌谣中同时使用了傣历。证之物候也然。古歌谣中有“九月来了缅王（蝉）叫”，显然不是农历九月而是傣历九月，因为傣历九月即农历五六月，正是鸣叫期，而农历九月蝉已进入终鸣期。

在肯定了傣族古歌谣中使用了傣历这一基本事实之后，再来推测傣族古歌谣及其稻作所在的大致年代。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傣族古歌谣及稻作的年代肯定是在傣历使用之后。因此，对于现行傣历的来源和使用年代的确定是确定《傣族古歌谣》形成年代的重要依据。

傣历属于印度支那系统，它同时受到过中国和印度两方面的文化影响。傣族地区虽然在秦汉时期就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汉历中的干支纪年和纪日法可能在两汉时期就已传入到傣族地区，以后汉族的十二生肖、置闰方法、二十四节气等又在傣族地区得到运用，但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则较晚，而现行傣历又是在引入了印度历法中的数字纪年法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印度文化在傣族地区的传播，与佛教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是何时传入傣族地区的呢？游先生之所以推断傣族古歌谣所反映的稻作在东汉以前，主要是依据印度小乘佛教传入的时间来推测的。

傣族居住的云南地区，近邻印度，按理说来佛教传入应不在此后，但事实上正好相反。傣族人民普遍信仰小乘佛教，傣语称为“沙斯那”（Sasana）或称称“卜塔沙斯那（Buddha Sasana），都来自印度巴利语，也称楞加宗或大寺派佛教。根据对西双版纳傣族佛教的调查，西双版纳最早的缅寺是在佛涅槃一千年后才有的，但有缅寺时还无宗教，宗教是在佛涅槃后1600年从泰国传入的[]。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大约是在公元前486年入灭的，据此推测佛教应该是在公元500年到1100年之间传入傣族地区的。

傣族地区的佛教分别由暹罗、缅甸传入。据说暹罗北部有个“哈里奔猜国”（南奔），《蛮书》及《元史》都称为“女王国”是孟族建的小国。公元663年，国主占玛黛维公主带五百名佛教僧侣在哈里奔猜建云佛寺传教，这是暹罗北部有佛教之始。但尚未传入泰族部落，直到公元1292年，兰那国芒来王（泰族）征服南奔，小乘佛教才传到了兰那，然后从清迈传到景栋，再从景栋传入西双版纳，其时期当在公元十四世纪下半叶到十五世纪上半叶，至于小乘佛教从缅甸传入德宏傣族地区，时期当稍晚于西双版纳[]。《明史》中也有这样一条记载：“初，平缅①俗不好佛，有僧至自云南，善为因果报应之说，伦发信之。”[]说明元朝直到明初，德宏傣族地区还不信奉佛教。也说明，德宏傣族地区的佛教是明初由内地传入的。到了明代中期，根据《明实录》的记载，佛教才在傣族地区得到普遍的传播。由此也可以推想现行的傣历也大致只能在明朝以后才得到行用，这与法国学者R.Billard根据柬埔寨的历法资料推论印度支那历法开始行用于十四世纪下半期[]，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不过也有学者从傣族的历史文献中发现，早在傣历132年（公元770年），当时的历法中就确实包含了现行傣历的特点，如六月过年、天王到来时的日子为新年、闰九月，以及周日的推算等，并进一步推测现行傣历的测制、行用于公元638年前后[]。但这两条傣族历史文献，也有可能是傣族人用后来傣历去追述自己祖先历史的产物，并不表示当时就有了傣历。笔者个人更倾向于明代说。

综上所述，傣历的行用时间决不可能在东汉以前。尽管傣历中包含了东汉以前汉历中的某些因素，如称干支为“母”、“子”等，但并不能说明东汉以前傣历业已形成，而只能说明汉族的干支可能在汉代就已传入傣族地区。现行傣历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引入了数字纪年法才逐渐形成的，时间当在公元六世纪以后，具体一点可能就是傣历纪元开始的公元638年。也就是说，《傣族古歌谣》及其稻作最多只能是公元638年（更可能是明朝中叶）以后的情况。

3 结论和讨论

以上根据对稻作技术发展水平和历法行用年代的分析，可以推断，古歌谣及其稻作很可能是唐代，特别是明代以后形成的。

唐宋以后，以汉族为主体的南方稻作农业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形成了以耕、耙、耖为主要环节的整地技术，以培育壮秧为目标的育苗技术和以耘田、烤田为核心的田间管理技术，这些技术极大地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发展，并有力地支撑着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一些地方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局面，于是由人口密度大的所谓“狭乡”向人口密度小的“宽乡”移民也就势在必行。傣族聚居的云南地区正是所谓的“宽乡”，虽然内地人民入居傣族地区，早在秦汉时代就已有了，以后又连绵不断，但移居的高潮则是在唐宋以后，特别是在明代才出现的，其中傣族地区又是云南移民的重点[]。根据本世纪50年代的调查，有些傣族人甚至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南京等地迁入傣族地区的。大量移民的迁入，对傣族地区的发展变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傣族古歌谣中所反映的稻作技术，可能正是移民进入傣族地区以后，傣族受到汉族先进稻作技术的影响而形成的，所以在《傣族古歌谣》中既能看到以傣历为依据的农事安排，又似乎能看到以汉历为依据的农事安排。汉族对于傣族的影响于此可见。直到本世纪50年代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仍然是傣族人民购买的物品和学习的榜样。这就引出一人问题，即傣族稻作与汉族稻作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可以从稻作文化的源流来考察汉族与傣族等稻作文化的关系。一从源来说，古越族稻作文化是汉族和傣族稻作文化的共同祖先。古越族在创造了稻作文化之后，一部分古越族人带着他们的稻作文化向北发展，汇合到汉族文化中去，成为汉族稻作文化的一部分。如以河姆渡遗址为东南沿海百越诸族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支，这支文化的居民向北还创造了大江南北的青莲岗文化，把稻作带入苏北、山东境内[]。百越族的另一部分散处南方各地，在保留自己固有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周边农业文化，包括汉族的稻作文化。

二从流来说，汉族地区是先进稻作技术的策源地。尽管稻作文化起源于江南地区，但稻作技术却最先在北方发展起来。江南地区由于具备稻作的天然条件，往往不需要太多太复杂的技术就可以获得收成，因此长期以来，沿用了一种比较原始的生产方式，或象耕而鸟耘，或水耕而火耨。北方却不然，由于自身不具有稻作的天然条件，进行稻作生产时需人工地造就各种适合稻作生产的条件，这就促进了稻作技术的进步。如，北方雨水稀少，发展稻作首先要解决水源问题，这就促进了水稻灌溉技术的发展。中国历史上早期有关稻作的文献记载大都与水稻灌溉有关。如《诗经·白华》：“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这是有关水稻灌溉的最早记载；又如《战国策》：“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水对于水稻生产的重要性。为了解决稻田用水问题，《周礼》中专门设立了“稻人”一职，其职责是：“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泻水，以涉扬其芟，作田。”表明当时北方已具有较为完备的水田灌溉措施。缺水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先进的灌溉技术。有迹象表明，旱稻（又称陆稻）最先也是在北方地区培育出来的。由于缺水的缘故，北方地区的农民按照黍、稷、麦、菽等旱地作物的栽培方法，来栽培水稻，于是有了旱稻。旱稻之名最早见于《礼记·内则》：“淳熬，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管子·地员》中也有：“觳土之次曰五凫。五凫之状，坚而不骼，其种陵稻。”此陵稻，即陆稻。旱稻在北方曾有过大量的栽培，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专门辟有“旱稻”一节，放在“水稻”一节之后，这在农书中是不多见的，表明旱稻在北方的稻作中几与水稻平起平坐。

在北方地区发展水稻种植，还不仅仅受到缺水的限制，有时还受到气温的限制。采用浸种催芽措施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为了解决气温偏低所致的种子萌发困难问题。为了调节稻田温度，北方地区还很早就发明了稻田水温调节技术。稻田水温调节技术是针对水稻不同的生长时期，对于田中水温的不同要求提出来的。现存最早的农书西汉的《氾胜之书》上说：“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这是说，水稻则播种的时候，需要较高的水温，稻田水层浅，受日光照射水温较高，用水温较低的外水灌溉时，办法是使田埂上所开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安排在田边的同一侧，使得过水道在田的一边，灌溉的水从田地的一边流过，即所谓“水道相直”，对田里原来有的水牵动较少，原有水的水温就能保持，这样就能保证水稻刚刚播种的时候，对较高水温的需要；而到了盛夏时，水温过高不利于水稻的生长，为了降低稻田的水温，就要使田塍上所开的进水口和出水口错开，即“令水道错”，使灌溉水流斜穿过田面，这样稻田里原有的水就会较多地为新引进的灌溉水所代替，从而能相对地降低稻田水温，以适应水稻生长发育的需要。

实际上，许多后来所看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稻作技术，都是首先起源于北方地区。还是以移栽为例，虽然最早记载见于东汉，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齐民要术》中提到的旱稻移栽，不过是补株而已，即将植株生长稠密的地方移到生长稀疏的地方，尽管它可能与水稻移栽的发明有关①，但不能称为真正的移栽，当时北方的水稻栽培盛行的是直播法。移栽之所以不能普及，是因为移栽必需有良好之本田整土，栽植时期有大量人工，及适时之中耕除草与补植，往往为原始农作制度条件下不允许。长期以来都是地广人稀，火耕而水耨的江南之地自然没有，也不可能实施水稻移栽。中唐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水稻移栽才在江南地区得到了普遍的推广。水稻移栽的普及，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一些水源不甚丰富的地区，如所谓的高仰之地也都种上了水稻，这就扩大了对水源和种子的需求。移栽不但使稻株生长良好，并抽穗期甚为一致，分蘖均能生穗，倒伏亦少，更为重要的是移栽使得本田及秧田之杂草防除较有效；在春间缺水时期内能充分利用水源，节约用水，减少播种量，扩大播种面积；便于作物苗期的集中管理，以及移栽后的田间管理；缩短本田之植种时期，有助于水稻及其它作物的轮作。种种好处，正好适应了唐代以后江南地区水稻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得到广泛的采用。

移栽技术随着人口的南迁，传入了傣族地区，并在傣族地区得到了发展，教秧（一做较秧，又作寄秧）即其中的一例。所谓“教秧”就是在撒下秧20天后，拔出来插在田里，插得很密，再过20天后，又拔出来插一次，这样可以提高产量[，]。这种措施在汉族地区比较少见。

中国稻作文化正是汉族和傣族等稻作民族共同创造的。汉族和其它民族之间的稻作文化交流与融合，使得各民族独有的稻作文化特点在消除，共性在增强。因此，当有学者看到云南等一些少数民族稻作文化中有妇女插秧、祭神等现象时，就提出了所谓“非汉族稻作文化”的概念，殊不知这些现象在汉族稻作文化中也同样存在，而且有些可能即来源于汉族地区。

A study on the date of the rice culture in the old folk songs of Dai Nationality

Zeng Xiongsheng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AS,Beijing,100010 ）

Abstract: Dai (also Tai, Thai and Shan) nationality, one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is descended from the BEI YUE people with earliest rice culture.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old folk songs of Dai are regarded as precious materials about Dai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Some scholars have speculated about the time of rice culture in the songs, and defined it to be before the Later Han Dynasty. In the historical view of rice culture and Dai Calendar, the time of rice culture in Dai old folk songs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ice culture in the folk songs may be dated as some tim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even after the Ming Dynasty, and not before the Later Han Dynasty. Moreover,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of rice culture between the Hans and the Dais.

Key words: Dai, old folk song, rice culture,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