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黄穋稻

曾雄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摘要 English abstract 引言 名称 性质 同类 普及 意义 附录 参考文献

摘要  黄穋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水稻品种，按其读音它在唐朝以前，甚至于北魏时期即已存在，但真正在水稻生产中产生重大影响，并为人所重视则是在唐宋以后。唐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适应人口增长对粮食增长的需要，各种与水争田的土地利用形式纷纷出现，湖田、圩田等成为粮食增长的主要途径。但这些新添稻田由于自然和人为方面的因素，存在着许多问题，经常性的水患即其中之一。人们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必须选择适宜的品种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增产效果。黄穋稻具有耐涝的特性，它能够在稻田水位超出实际需要的情况下正常生长结实。同时它还具有早熟的特点，生育期非常短，能在洪水到来之前或水退之后抢种抢收一季水稻。这些特点适合了唐宋以后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的需要，特别是与水争田的需要，使它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普及。文中还从评估唐宋以后中国粮食增长的主要途径入手，认为唐宋以后中国粮食的增长途径主要是依靠与水争田，而非与山争地的途径来实现，尽管与山争地也是粮食的增长途径之一。由于与水争田对于黄穋稻类型水稻品种的需要远大于与山争地对于占城稻品种的需要，故黄穋稻在实际上要比占城稻对于中国水稻生产、粮食供应乃至人口增长的影响大得多。

Huang Lu Rice In Chinese History

Zeng Xiongsheng

Institute of History for Natural Sciences, CAS,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Huang Lu Rice (Yellow rapid ripening rice) was one of rice varieties in Chinese history. Existed already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386 -- 543) according to its pronunciation，it was not very popular till the Song Dynasty (960 -- 1279 ). From than on, with the economic center shift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many kinds of land utilities, like lake fields, dike fields came into being. But these new paddy fields had some weakness, due to the factors of natural condition and human activities. One of them is liable to waterlogging and floo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uick ripening and water resistance, Huang Lu Rice could grow and ripe properly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water level surpasses the actual needs. Meanwhile it could use the limited time before or after flood to complete the full course of rice production from broadcasting to harvest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met the n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natural conditions, for example, the gaining lands from the water. Hence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ty  of Huang Lu Ri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pply of grain and growth of populations after the Song Dynasty. A comparison with the famous early ripening and dry resistance Champa Rice that induced by the Song Emperor of Zhen Zong （998 -- 1022）from Fu Jian in the year 1012 is made in this pape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Huang Lu Rice in Chinese history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Champa Rice, because the paddy fields gaining from waters ware larger than that gaining from mountains, and water resistance varieties are  more need than dry resistance ones in the rice cultivation after the Song Dynasty.

引言：一个尚不为人所重视的水稻品种

黄穋稻，是一个水稻品种的名称。按其读音，它虽然在《齐民要术》中即已出现，但只是到了宋元以后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说起宋元时期的水稻品种，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莫过于占城稻。占城稻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1] ”。由于他是由皇帝出面所做的一次水稻引种，所以它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史和野史中都有关于它的记载。同时也由于占城稻的确适应了宋代以后，南方水稻生产发展（如，梯田的发展、旱地改作水田的实施等）和自然条件（干旱）的需要，对水稻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一季早籼的普及，为以后双季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

但是，从现存宋元时期有关南方水稻生产的农书，如《陈旉农书》和《王祯农书》等的记载情况来看，其影响似乎不及黄穋稻。《陈旉农书》成书于南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其时占城稻引种已138年，作者自称“西山隐居全真子”，曾“躬耕西山”，书成之后，又曾访问洪兴祖于仪真，据此，有学者认为，此西山可能是扬州西山[3]，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杭州西山[4]，理由是书中有关于湖中安吉（今浙江省安吉县）种桑法等的记载[5]。然而，不论是扬州的西山，还是杭州的西山，都不出宋真宗推广占城稻的江淮、两浙的范围，而《农书》中对于占城稻却只字未提，是陈旉生活的小范围内不需要占城稻吗？不是，占城稻适合于“高仰之地”种植，陈旉隐居西山，他的《农书》中对于高田的利用规划说得最详细，且其中提到了所谓“高田早稻”[6]，却没有提到占城稻。那么，这个“高山早稻”是否是占城稻呢？从生育期上加以推测，“高田早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生育期在150至180天之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早稻[7]。而占城稻“作为早稻，其生育期从100天左右至110天左右，可以遍及浙闽至淮南一带是肯定的。[8]”因此，从生育期上来判断，高田早稻不是占城稻。

《王祯农书》中虽有“占城稻”的记载，不过这里的占城稻，是作为一个旱稻品种收录的，其曰：“今闽中有得占城稻种，高仰处皆宜种之，谓之‘旱占’。其米粒大且甘，为旱稻种甚佳。”这条记载很明显因袭了前人的一些有关占城稻的记载，如引种的地点，适宜种植的地方等，但和前人的记载相比，也有一些很大的出入，最突出点便是“米粒大且甘”，因为《宋史·食货志》等在记载占城稻时，提到“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都是占城稻，为何一个粒差小，一个粒大呢？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王祯因袭记载有误；二是闽中所引进的是另外一个占城稻品种，这个占城稻品种在王祯那个时候还主要在闽中一带种植，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种者不多，王祯的用意也在于推广，但此占城稻非彼占城稻也。结论只有一个：即宋真宗引种的占城稻在《陈旉农书》和《王祯农书》中都没有记载。

真正记载了占城稻的是现已基本失传的另一本农书曾安止《禾谱》。《禾谱》“三辨”中记载：“今西昌早种中有早占禾，晚种中有晚占禾，乃海南占城国所有，西昌传之才四五十年。[9]”《禾谱》成书于1086年到1094年之间，当时真宗引种已七、八十年，但就西昌（今江西泰和）一地而言，“传之才四五十年”，在时间上是衔接的。但《禾谱》除“三辩”之外，现存正文中并没有“占禾”的记载，在正文中的44个水稻品种中，只有“赤米占禾”一品，可能属占城稻品种。其在水稻品种中的地位也不过是四、五十分之一而已。

相比之下，宋元时期的农学家对于黄穋稻可能要熟悉一些。因为，不仅宋元时期有关南方农业生产的农书中都提到了黄穋稻，而且他们对于黄穋稻的播种与收刈期，适宜种植的地区，性状特征(如有芒)等都了如指掌，这似乎说明在宋元时期，黄穋稻的影响要大于占城稻。黄穋稻这一名称在各地的不同写法也表明，当时中国水稻的主产区大江南地区都有黄穋稻的栽培。

遗憾的是，人们对于黄穋稻的研究却远不及占城稻，甚至可以说有关黄穋稻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空白，而在连篇累牍的有关占城稻和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研究中，对于早熟品种的黄穋稻也只字不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意在填补这一缺憾。文章将从黄穋稻的名称入手，分析黄穋稻的特点，并试图从土地开发利用、粮食供给、人口增长等方面，考察黄穋稻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文章中不可避免地要将黄穋稻与占城稻做些比较。

一、黄穋稻的名称

黄穋稻的名称最早记载见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成书于公元六世纪三十年代），称为“黄陸稻”，其曰：“今世有黄瓮稻、黄陸稻、青稗稻、豫章青稻、尾紫稻、青杖稻、飞蜻稻、赤甲稻、乌陵稻、大香稻、小香稻、白地稻；菰灰稻，一年再熟。有秫稻。[10]”由于《齐民要术》对于“黄陸稻”没有作性状的描述，学者只是从字音和字形上，认为此处的“黄陸稻”可能就是宋元以后在江南地区所普遍种植的黄穋稻[11]。《齐民要术》之后，《新唐书·地理志》在记载扬州广陵郡的贡品时，也提到了“黄稑米”、“乌节米”[12]两种贡米。唐诗中也有“黄稑米”的出现[13]。稑与穋，在古文中是相通的，且后来黄穋稻，也有的地方写成黄稑稻。唯米可能是大米，也可能是小米或其它禾谷类的米，古有九谷六米之说，九谷之中黍、稷、稻、粱、苽、大豆皆有米，麻与小豆、小麦三者无米，故云九谷六米。但扬州之域，厥土涂泥，其谷宜稻。因此，黄稑米可能就是黄穋稻。十世纪以前还有一条与黄穋稻有关的记载见于徐畅《祭记》，其文曰：“旧稑稻熟。常用九月九日荐稻。”[14]稑稻虽然没有明确为黄穋稻，但如下文将要叙述的那样，黄穋稻的特征在于“稑”，而不在于“黄”，所以“稑稻”的出现对于研究黄穋稻也是非常珍贵的。

宋元时期最早记载黄穋稻的农书是北宋曾安止所作的《禾谱》（成书于北宋哲宗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3）一书。其曰：“江南有黄穋禾者，大暑节刈早种毕而种，霜降节末刈晚稻而熟。[15]”黄穋禾，即黄穋稻。其后，在陈旉所作的《农书》（成书于1149年前）中也有关于黄穋稻的记载，称为“黄绿谷”。其曰：“《周礼》所谓‘泽草所生，种之芒种’。芒种有二义，郑谓有芒之种，若今之黄绿谷是也；一谓待芒种节过乃种。今人占候，夏至、小满至芒种节，则大水已过，然后以黄绿谷种之于湖田。则是有芒之种与芒种节候二义可并用也。黄绿谷自下种至收刈，不过六七十日，亦以避水之患也。[16]” 南宋时期，地方志中也有关于黄穋稻的记载，称为“黄稑”，嘉泰元年（公元1201）《会稽志》曰：“七月始种，得霜即熟，曰黄稑。后种先熟曰稑。《说文》云：稑，疾熟也。[17]”又其后，在元代王祯所作的《农书》（成书于约1300年）中又两次提到了黄穋稻。除了在“架田”一节重复《陈旉农书》中上述有黄绿谷的内容以外，还在“柜田”一节中提到了“黄穋稻”，其曰：“浅浸处宜种黄穋稻。《周礼》谓‘泽草所生，种之芒种’，黄穋稻是也。黄穋稻自种至收，不过六十日则熟，以避水溢之患。”[18]

综上所述，宋元时期，黄穋稻就有四种名称存在，即黄穋禾、黄绿谷、黄穋稻和黄稑稻四种。明清时期，虽然在《农书》中缺乏有关黄穋稻的记载[19]，但却出现在许多地方志中，其名称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见表一，

表一，黄穋稻异名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黄穋稻的名称除宋元时期的四种之外，又出现了黄陸稻、黄露公、黄六公、黄六禾、黄龙稻、黄露公等多种名称。为什么黄穋稻会有如此之多的名称呢？禾和谷是怎么来的？穋何以又写作成稑、陆、绿、鹭、龙和六？

对于稻又称为谷和禾的问题，人们似乎可以从方言历史地理学中找到答案。研究语言地理学的学者发现，“稻”是中国文字统一后，全国范围内通用的书面语，而中国南方口语则一直保留称稻为“谷”或“禾”的习惯。如地处长江上游的云南的昆明、曲靖、昭通、文山、贵州的毕节、关岭、四川的灌县、忠县，都称稻为“谷”；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长乐、浦城、浙江温州、宁波、嘉兴，上海，以及江苏的苏州等地也称为“谷”。而从海南岛的澄迈、琼山，广东的阳江、台山、新会、广州、梅县，广西的东兴、钦州、玉林、桂平、苍梧、钟山和分别进入江西的赣州、吉安、南昌；福建的上杭、长汀、建宁、邵武，湖南的衡阳、湘乡、长沙等地则都称为“禾”。进入北方语言区域以后，便普遍称“稻”了[23]。《禾谱》的作者是西昌(今江西泰和，属吉安地区，在地理上与吉安构成吉泰盆地)人，其内容也主要是西昌一带的水稻品种，故水稻品种志被称为《禾谱》，而《禾谱》中所记载的“黄穋稻”也被称为“黄穋禾”。而《陈旉农书》的作者，曾隐居躬耕在“西山”，无论是扬州的西山，还是杭州的西山，大体上都没有超出称稻为“谷”的方言区，所以黄穋稻在《陈旉农书》中称为“黄绿谷”。其它如“黄陆公”、“黄六公”、“黄鹭公”等都是黄穋谷同音通转的结果。而黄龙稻之“龙”字，除了表示其具有不怕水的特性之外，在读音上也有与“穋”相似之处。《王祯农书》的作者乃东鲁名儒，其母语自然属北方语言，尽管他曾在南方做官，但他所作的《农书》则是一本兼顾南北方农业的农书，他所选用的语言自然是全国范围内通用的书面语，这也就难怪，在南方农学家笔下被称为“黄穋禾”和“黄绿谷”的水稻品种，在他的《农书》中变成了“黄穋稻”。又由于粳为稻之别名，所以个别地方又称之为“黄穋粳”。

真正需要解释的倒可能是“穋”到了陈旉的笔下变成了“绿”，而在其它一些方志中又有陆、稑、陆、六、鹭、龙等多种写法。笔者曾经考证了《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中之“六种”为何物，得出结论，认为“六种”即陸种，指的是旱地作物。六、陆是同音通借的结果。[24]文章写成之后，曾呈请我的导师游修龄教授审阅，游先生在回信中说：“我看了你的六种之宜的分析，以六为陆的同音通假，觉得是说得通的，因为六种之宜说的都是旱地作物。……我觉得不放心的是，陈旉是文字修养很高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将陆用六代替呢？通常使用同音代替的都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如地方志中不规范的同音代替字就很多见。陈旉在书中提到的‘黄绿谷’就不作‘黄六谷’，而其他方志等就用“黄六谷”。陈旉在祈报篇中曾提及‘故陆禾之数非一……’，这里的‘陆禾’也不作‘六禾’，值得注意。[25]”游先生提出的问题的确是当时我没有注意，而且是值得注意的，但若据陈旉没有将“黄绿谷”象其它志书一样写作为“黄六谷”，从而证明陈旉不会将陆用六代替则难以成立。因为“黄绿谷”之“绿”本身也是与“穋”同音替用的结果。从陈旉自己所记载的一些有关“黄绿稻”的生育期等情况来看，只有“穋”字才能真正体现“黄绿稻”的特色，它的本名应该是“黄穋谷”，事实上，《王祯农书》在引述《陈旉农书》有关内容时，已将“黄绿稻”恢复其本来面目“黄穋稻”，所以尽管陈旉（也许是某个版本）没有将“黄绿谷”写成“黄六谷”，但却将“黄穋谷”写成了“黄绿谷”。“黄绿谷”三字的出现，是同音通借的产物，证明陈旉有可能将“陸种”写作“六种”，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象陈旉这样具有很高文字修养的知识分子，更何况这种通借还可能是出自某个雕版印刷者之手。陈旉本人就曾对初版中存在严重的严重出版质量问题很有意见，他说：“此书成于绍兴十九年。真州虽曾刊行，而当时传者失真，首尾颠错，意义不贯者甚多。又为或人不知晓旨趣，妄自删改，徒事絺章绘句，而理致乖越。”为此，陈旉自己曾“取家藏副本，缮写成帙，以待当世君子，采取以献于上。[26]”但经陈旉再次缮写的副本是否出版一直是个问题，倒是绍兴十九年刻本可能未失传[27]。果真如此的话，则原刻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必定还保留下来一些，无规则的通借则是其中之一。这是题外话。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既然象陈旉这样具有很高文字修养的知识分子笔下，黄穋稻可以在通转为“黄绿谷”，因此，在一些方志中出现陆、稑、六、鹭、露、龙、芦等多种写法也就不奇怪了。于是同一个广西的水稻品种，却有“六禾”、“稑禾”、“穋禾”、“穋谷”等不同的写法[28]，甚至同一个广西柳州的品种，在雍正时写作“晚陆禾”，在道光时就变成了“晚六禾”了[29]。这种情况之产生主要是因为前人在编纂方志时只是记录了品种的读音，而并没有考证名称的由来。

二、黄穋稻的性质

黄穋稻何以称之为黄穋稻呢？这与黄穋稻之性质有着密切关系。黄穋稻的名称虽然几经变化，但它作为一个或一群品种的特性却没有变。这个特性可以概括为一个字“穋”。穋，作为一种品种，早在《诗经》时代即已出现。《诗经》中有“黍稷重穋，禾麻菽麦”[30]，又有“黍稷重穋，稙穉菽麦”[31]两句，其中重、穋、稙、穉指的都是不同类型的作物品种。毛亨传曰：“后熟曰重，先熟曰穋”，又曰：“先种曰稙，后种曰穉”。重，又作穜；穋，又作“稑”。《周礼》上说：“上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而生穜稑之种，而献之于王。[32]”这也就是一些方志上出现“穜稑”这一水稻品种名称在词源上的原因。实际上穜、稑是两类不同类型的品种。《说文》云：“稑，疾熟也。先种后熟曰重，后种先熟曰稑。”郑司农（众）注《周礼》也云：“先种后熟谓之穜，后种先熟谓之稑。”可见，穋的本义即后种而早熟的意思，而黄穋稻正是一个后种而早熟的水稻品种。这从黄穋稻和一般水稻品种的播种、收获期的比较中不难得出结论。

（一）后种。黄穋稻是个播种期较晚的水稻品种。水稻播种期之早晚，与各地的自然条件和耕作制度有着密切关系，黄穋稻所谓的“后种”也只是相对于当地一般水稻播种期而言。因此在确定黄穋稻是否“后种”时首先应该确定一般水稻的播种期。从有关史料的记载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从古代到黄穋稻开始盛行的宋元时期，一般水稻都是在农历三月中旬或四月上旬以前播种。见表二，

表二，古农书所载水稻播种期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以《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为代表的北方水稻播种期，一般都是在每年的三月，晚些可以迟至四月上旬或四月中旬，但这已不是播种的最佳时期，也即《齐民要术》所谓的“上时”。而南方由于气候转暖较早，加上存在早晚两季稻作，水稻播种期更有提前的趋势。早稻比北方的要早一至二个月，即每年的正月或二月播种，农历三月播种已算不上早稻，而根本就没有在农历四月份播种的早稻。而晚稻也在四月初播种。

再来看看黄穋稻的播种期。黄穋稻的播种期虽然不太固定，或“待芒种节（6月6日前后）过乃种”，或“大暑节（7月23日前后）刈早种毕而种”，这和一般的水稻品种相比，其播种期要晚2-3个月，甚至5个月。晚种是黄穋稻的第一个特点。由于黄穋稻具有晚种的特点，所以在季节上，人们往往把它当作晚稻来加以种植。在地方志中它也常常被列入晚稻之属。明清江浙一带的红稑晚稻[33]和清代广西地区的晚六禾[34]可能就是从黄穋稻发展而来。

（二）先熟。穋，从《诗经》中出现开始，其本义就是“先熟”或“疾熟”的意思。黄穋稻，虽然晚种，但它的成熟收获期却没有因此而相应地推迟，甚至还有可能提前。因为它是一个生育期极短的早熟品种。根据《陈旉农书》记载，黄穋稻自种至收不过六、七十天，而《王祯农书》记载则更短，只有不到六十天。其它文献记载也可证实，黄穋稻的全生育期不会超过九十天。考虑到古人在计算水稻生育期时，往往是从移栽后开始，如果再加上一个月左右的秧龄，实际生育期当在一百天左右。见表三，

表三，黄穋稻生育期表

从表中的播种和收获期的计算来看，黄穋稻的生育期大致在60日-105日之间，如此生育期，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短的，而在宋元及以前更是如此，它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生育期最短的水稻品种。

宋以前，除黄穋稻之外，一般水稻都是在霜降节（公历10月23-24日交节）前后，即农历十月收获，《诗经》云：“十月获稻”[35]；《齐民要术》载：“霜降获之”[36]；而唐元稹《赛神》诗云：“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37]。如果按最普遍的三月为播种期计算，则一般水稻的全生育期长达7个月，200余天；《杂阴阳书》曰：“稻生于柳或杨。八十日秀，秀后七十日成。”[38]如此算来，稻的生育期也在150天以上。又据计算，北宋时期，早稻的全生育期约为150-165天，晚稻的全生育期约为180-200天[39]。南宋初年，《陈旉农书》中有关“高田早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的记载，也表明当时所谓的“早稻”生育期也在150至180天之间。如此算来，黄穋稻的生育期只有普通稻的不足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所以，黄穋稻是个生育期极短的早熟品种。

需要指出的是，穋的本义仅是“疾熟”或“先熟”的意思，而并不包括“后种”，因为《诗经》中另有“穉”字表示“后种”，且与“穋”并提。穋，只是到了后来才发展出了“后种先熟”的意思，用以强调其“疾熟”。而黄穋稻在宋代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其有“疾熟”的特点，多作为水灾过后的补种品种，或双季晚稻品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后种先熟”品种。但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黄穋稻自身所具有的“早熟”和“疾熟”的特点，也可能把它当作一种早种先熟品种来使用，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早熟稻。从王祯《农书》“柜田”一节的记载来看，黄穋稻在元代的时候即已作为水灾到来之前播种、收获的早稻品种[40]。明清时期，也有人把它与当时各地最为流行的早稻早熟品种“带犁归”等联系起来[41]。带犁归，又名“六十日”，它既可以作为特早熟早稻品种，“三月种，五月熟”[42]，或“四月初种，五月终熟”，又可以作为晚植早熟品种，迟至“秋初可莳”[43]。这正好是秉承了黄穋稻“疾熟”的特点。

（三）耐水。黄穋稻适合在地下水位较高，甚至于长年淹水的环境下种植。这也许是它在一些地区被称为“黄龙稻”或“芦种”的原因。在神话传说里，龙是雨水的化身，以“龙”字命名的水稻品种，自然也具有龙的秉性，适宜在水中生存。这种不畏水淹的性格又正好和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一样，所以在太湖沿岸地区又给它命名为“芦籼”[44]或“芦种”[45]。和“龙”一样，“芦”除了表示其耐水的特性之外，芦，可能能还与穋有同音相通的关系。而籼，除了表示其为稻属之外，还有表示其先熟的意思[46]。证之方志，芦籼也的确是个早熟品种，《盛湖志》载：“稻早熟者，为芦籼，贫无力者种之，可得先食，然味较劣。[47]”不过有记载表明，黄穋稻在耐水的同时，还具有耐旱的一面，所以在一些易旱地区也选择黄穋稻种植。如“浦地（今浙江省浦江县）多山，少水泉灌溉之利，故常忧旱。黄穋，《群芳谱》名拖犁归，高仰处宜之。”[48]

综上所述，黄穋稻是个生育期短、早熟而又耐水旱品种。它可以作为一个连作晚稻品种在早稻收获之后播种。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救灾品种，在水灾之前，低洼易涝的稻田中抢种，或水灾过后补种。除此之外，黄穋稻还有其它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主要包括：（1）可以直播。由于黄绿稻常常作为一种汛期过后补种品种，所以它常常是采用撒播的方式来种植。（2）色黄。黄穋稻，顾名思义具有黄色的外观。不过这只是最初的性状，后来或许是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的结果，出现了红、黑等几种颜色，于是便出现了红穋粳、乌穋粳、粳红稑[49]、红稑[50]等名目。（3）有芒。陈旉在解释“芒种”一词的意义时批出，“芒种有二义，郑谓有芒之种，若今之黄绿谷是也。”这说明，黄穋稻是个有芒的品种。

三、黄穋稻的同类

黄穋稻自宋元时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之后，明清时期它仍然在继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一些与黄穋稻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的品种也在不断地出现。就生育期而言，宋代就出现了六十日[51]、八十日[52]、百日稻[53]等生育期与黄穋稻大致相同的品种，仅豫章（今江西南昌）就有“八十占、百占、百二十占”[54]等多个品种。其它生育期短的早熟品种还有很多，它们或以其外观，称乌、称红；或以早熟称“穋”；或以有芒而称“芒稻”；或以直播漫种而称“撒苗”。名称虽然各异，但它们都具有黄穋稻的一些基本特征，有时它们甚至是异名而同实。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乌谷和红稻。

乌谷，又称乌谷子、乌口稻[55]、冷水结、冷水稻、黑稻、晚乌稻[56]。最早见于南宋琴川（今江苏常熟）[57]，明清时期，在江苏松江、常熟[58]、靖江、上海、崇明、苏州、吴县、吴兴、长兴、元和[59]、吴江、昆山、昭文、金匮、通州、海曲，安徽宿松[60]、无为、太平[61]、当涂[62]，浙江乌青[63]，江西九江、余干[64]、南昌，湖北黄梅等湖区地区广泛种植的一个水稻品种。乌谷系由其外观而得名，它的特点是“皮芒俱黑”，皮，即稃，乌谷的稃厚，芒长。这也和黄穋稻被称为“有芒之种”是相同的。然而，乌谷的最大特点，据各地方志的记载，首先是晚种，播种期或在农历七月，或在秋初，甚至秋过已久亦可播种，如果按照一般晚稻的收获期，九、十月计算，则乌谷子的生育期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60-90天，有些方志中便把它与“六十日”这一品种相提并论[65]，这和黄穋稻的生育期是一样的。晚种的特点可以使它作为双季晚稻来播种，这便是方志中所说的“再莳晚熟”。而明清时期，它更多的是作为夏秋水灾过后的补种品种。而这又有赖于这一品种所具有的耐水特征，乌口稻和黄穋稻一样适宜种植于湖田（洼田）。在外观上和乌谷相类似，而在性质上又与黄穋稻相同的还有“鹤脚乌”，这个品种在清代江苏东台、仪真、高邮、兴化等地有种植，据《东台县志》记载：“黄花稻、鹤脚乌，以上二种，春可陸种，以待时雨。秋前大水，撒种于泽田，不栽而生。农家蓄此种，以备旱潦。间或昂贵，异于常种。[66]”黄花稻，即黄穋稻的别名[67]，鹤脚乌与其并提表明二者之间除颜色之外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乌谷仅是因为其稃芒俱黑而得名，但它的米仁却是红的，也许是因为这一缘故，有的地方又称之为红稻或赤米。在《国语·吴语》（约公元前4—前3世纪）中，提到吴国因闹饥荒，“市无赤米”。据宋人程大昌考证，赤米是一种品质较差的米，俗称“红霞米”，在“田之高仰者，乃以种之，以其早熟且耐旱也”[68]。《南史·周顒传》提到周顒山居时，每天吃的都是“赤米、白盐”等[69]。可见赤米的品质和早熟的特点也和乌口稻相似。不过早期的红稻似乎主要作为耐旱性品种种植于高仰之处。而后来的红稻却主要是作为耐涝性品种来利用的。

明清时期，虽然赤米这一名称还在使用，却又增加了许多的不同名称。在湖北孝感、随州、德安等地红稻称为“？谷”或“！谷”[70]，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则称为“赤秥”或“大秥”[71]，而在江苏金坛[72]、常州[73]、丹阳[74]等地则又称为“穜稑”。严格说来，穜稑是两种类型的作物品种，不能作为一个水稻品种名，但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这个品种的确又是一个品种，且具有与黄穋稻相同的性质，这也就是它命名为“稑”的原因，但它写成“穜稑”，而不直接写成“黄穋”，又表明它的得名可能受到《诗经》等古籍的影响，而且与黄穋稻之间可能存在外观颜色上的区别。

红稻在明末引种到浙江之后，称为“赤籼”或“赤斑籼”，复因其产地又称“江西籼”和“泰州籼”[75]。根据明末清初的农学家张履祥的记载，这个品种的特点是“晚植早熟”[76]，生育期极短。同样，！谷也有这个特点，据记载，！谷在湖北孝感地区的生育期只有五、六十天。除此之外，红稻还和黄穋稻等品种一样，具有很强的耐水性。！谷之得名，即与此有关，因为！的本意为“水中浮草”。故在一些方志中与“黄龙稻”，即黄穋稻并称。甚至认为是黄穋稻的一个变种[77]。它适合于在“极低易没”的湖田被水之后直播。“其种法不必浸种、分秧，但耕田下子，五六十日可秀实。湖人或涝后水退，不遑他稻，故多布此。[78]”

有趣的是，赤米的这一特点，即便是漂洋过海，到了日本仍然保留了早熟，适合低湿地区种植的特点。日本文献指出，赤米在有明海周围的开荒地分布较多，在贫瘠的土地即使少施肥也有一定产量。赤米都是早熟品种。赤米与现代水稻品种比较，是很粗放的品种，反映出它的古老性。[79]

明清时期，具有黄穋稻特征的水稻品种还有很多，在洞庭湖流域就有“撒苗”和“芒草”，在长江下游地区如皋、乌青等地则有“散稻”等品种。撒苗和散稻[80]，顾名思义，是以其直播方式命名的，除此之外，它还具有早熟、耐水，适合于水灾后补种等特点，故方志上载：“一种漫种，名撒苗。收最早，间种之以救饥。水淹后亦可晚种。[81]”“芒草”很显然是以其有芒而命名的，它和黄穋稻一样适宜在地势低下的的稻田直播晚种早熟[82]，但以“草”称稻，表明它又具有某些野生种的特征，这也是上述赤籼所具有的特点，赤籼除晚植早熟的特性外，还有“不刈则随落”落粒性，因此出现“后虽他植，厥种恒在田间，岁复岁不绝”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补农书》和《乌青镇志》等中都有记载，赤籼成为一种杂草稻。然而作为黄穋稻类型品种，它具有“撒置田中，不须栽插，成熟最早。陂泽卑下之处，每多种之”[83]等特征，表明它还有直播、早熟、耐水等黄穋稻类型品种所具有的特征。同样类型的品种还有安徽五河县等地的“芒稻”。芒稻，“俗名糁子。苗随水之高下而长，籽和稗，可磨面，以防荒。”[84]清代江西临川一带的所谓“福建粳”也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据《抚郡农产考略》记载：“临之北乡，地势极低，田庐村茔俱恃沿河堤障以为命，河水暴涨，溢过堤面或至冲塌堤身，早稻往往无收。人事：凡近河早稻被水后即耕地改种晚稻及二遍稻。”

四、黄穋稻之普及

黄穋稻众多的名称表明，黄穋稻是个流传很广的水稻品种。各种不同写法的出现，正是由于它在流传的过程中，受各地方言影响所致。而各地方志中所载的与黄穋稻具有相同之性质的水稻品种更是不胜枚举。从黄穋稻的名称来看，这个品种远在唐朝以前，甚至是北魏时期即已出现，但真正广为人知则是在宋代以后。黄穋稻及其同类型的水稻品种，何以在宋元以后大行其是呢？根本原因在于黄穋稻自身的特点适应了宋元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的需要。

唐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人口显著增加，同时作为政治中心的北方还要“仰江淮以为国命”，这就使得水稻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显著提高，由五谷之一，而成为五谷之首。据明代宋应星的估计，“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85]”经济重心南移的背后是水稻在粮食供应中地位的提高。因此，南方要维持经济重心的地位，必须发展水稻生产。

发展水稻生产必须首先需要稻田。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开发，南方地区地区在一定条件下适合于种植水稻的土地都已得到了充分利用，剩余的可供开发的惟有山陵和水泽。于是各种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土地利用方式出现了。梯田便是与山争地的结果，它的发展促进了占城稻的普及。而黄穋稻类型水稻品种的流行则是与水争田的产物。

与水争田形式，最初可能是湖田、沙田或涂田一类，而后才是围田、圩田或柜田等等。前者是利用湖水、江水或潮田退落之后，或干旱之年，在显露的湖荡、沙洲或滩涂上进行垦种的一种农田，相对来说比较原始。

先以湖田为例，长江中下游的许多湖泊，如太湖、鄱阳湖等都是吞吐型的连河湖，水位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据现代人的观察，江西鄱阳湖每年三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洪水期，尤其是五六月间，浩淼无涯，波浪滔天，把与鄱阳湖连接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下游三角洲的低平地带全部淹没。而在十月至次年的三月是枯水期，尤其十二月、一月之时，众水归槽，四面是连片的湖滩洲地，小湖泊星散在港汊之中。这种“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自然景观，使湖区高水位与低水位之间的地区非常广阔。据现在的测算，在洪水期，高程为22米，湖面积为2935平方公里；枯水期，高程为11米时，湖面积为340平方公里，高低水位之间的面积达2596平方公里，占高水位时湖面积的88%。这大片的洲滩地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沙滩，数量最少，二是泥滩，范围较大，三是草洲，即长满各种青草的泥滩，海拔高程多在14-16米，全年显露的时间在250-327天之间[86]。湖田便是在湖水退落之后，稍加改造，便利用显露出来的湖滩进行种植的一种农田。

尽管后来有些地方将圩田或围田等也统称为“湖田”[87]，但严格说来，湖田和圩田或围田是有区别的，宋代学者马端临说：“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88]，此处圩田和湖田同时出现说明它们是区别的，其区别在于有没有圩岸围堤。有圩堤的为圩田或围田，而湖滩成田，无圩岸者曰“湖田”[89]，洞庭湖地区又称为“圻田”[90]。由于湖田和圻田地处湖心，地势最底，四周又没有圩堤捍护，洪水可以自由进出。在一般情况下不适宜种稻，而只种菱、茭、藕等水生植物，只有在干旱年份，或大水过后才可种植水稻。[91]湖田由于没有任何防洪圩岸，所以稍溢即没，加之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选择一种耐水性较好的品种也就成为必须。

再来看看沙田。沙田者，乃“南方江淮间沙淤之田也，或滨大江，或峙中洲，四周芦苇骈密，以护堤岸。”[92]它是在原来沙洲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沙洲，原本为“水中可居”之地，经开发成沙田之后，其最大特点就是极易受水的冲击，形状和面积极不稳定。对此，王祯如是说，沙田“旧所谓‘坍江之田’，废复不常，故亩无常数，税无定额，正谓此也。”他还引述了发生在宋代的一段故事来说明沙田的特点。宋乾道年间（1165－1173），梁俊彦请税沙田，以助军饷。既施行矣，时相叶顒奏曰：‘沙田者，乃江滨出没之地，水激于东，则沙涨于西，水激于西，则沙复涨于东，百姓随沙涨之东西而田焉，是未可以为常也。且比年兵兴，两淮之田租并复，至今未征，况沙田乎？’”[93]宋元时期，围绕着是否应对沙田征税一直是许多朝廷命官议论的焦点，但最终因沙田易受水冲激，面积极不稳定而作罢。显而易见，水对于沙田的危害是严重的，这也就迫使沙田地区的农民也选择一些早熟而涝的品种，以适应沙田开发的需要。

然而仅仅是耐涝还是不够的。由于大水过后，种植水稻在季节上偏晚，尽管人们想出了一些解决办法，如“苏、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94]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之寄秧，“湖滨之田，待夏潦已过，六月方栽者，其秧立夏播种，撒藏高亩之上，以待时也。[95]”此法需要在地势较高的地方选一块地育秧，占用一定数量的土地，且水灾的大小和频率难以预测，如果当年没有水灾，则寄秧就有可能浪费，因此，太湖地区的农民多采用从外地购买秧苗的方式，宋人有“田因水坏秧重播”的诗句，[96]从《沈氏农书》对于买苗经验的总结来看，水灾过后买苗补种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办法[97]。“崇祯十三年大雨积两月，较之万历戊子水更深二尺许。……至水退，而吴兴之农又重觅苗于嘉禾，一时争为奇货，即七月终旬犹然，舟接尾而去也。”[98]显然买苗补种是一种比较麻烦办法，且只有实力相当的农户才能做到，“无力种秧者全白”[99]。看来寄秧和买秧并不能完全解决季节偏晚的问题。只有早熟品种才能在不添加任何不便的情况下，又能取得速收之效，解决由于季节差晚，而寄秧又不太方便的问题。因此，湖田等对于水稻品种的要求，于耐水之外还要早熟。

黄穋稻正是这样的一个品种。黄穋稻具有较强的耐水性，在一般淹水条件下可以种植，所以《王祯农书》说：“浅浸处宜种黄穋稻”。明清时期的太湖周围乌程、嘉善、平湖等地的湖田广泛使用这种品种，就是看中了“其性如芦，不畏水淹”特性，并称之为“黄龙稻”或“芦籼”[100]。又由于黄穋稻生育期很短，可以在季节性的洪水到来之前抢种创收，也可以在洪水过后补种。《王祯农书》说：“黄穋稻自种至收，不过六十日则熟，以避水溢之患。如水过。泽草自生，糁稗可收。”这是针对灾前抢种抢收而言。《陈旉农书》说：“今人占候，夏至、小满至芒种节，则大水已过，然后以黄绿谷种之于湖田。”这是针对灾后补种而言。对于湖田来说，灾后补种比灾前抢种的时候似乎更多一些。如明末湖州等地曾发生大水，当时的郡守陈幼学访购得黄龙稻，下发灾民，以便大水过后补种。[101]黄穋稻除作为一种应急品种之外，在一些地区，如江西鄱阳湖地区，却是作为一种水退之后的常规品种来种植。如《余干县志》载：“湖田，在湖荡间，如大慈南北之鱼池塘、南河万年乡之白马、万春乡之古步，草港之大湖塘。洼田，气壤最润厚而沃，七月水落，以晚稻、种宜乌谷子、黄六禾、绵子糯，又宜种宗稗子。[102]”

明清时期，除黄穋稻继续使用之外，作为水退之后补种的品种，在江苏、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安徽、广东等地还出现了乌谷子（又称乌口稻[103]、冷水结等）、绵子糯、！谷、赤籼、芒草、撒苗、赤秥等。其中赤籼最引人注目，它曾经因在战胜1608年的洪水中的不俗表现，引起了农学家和地方志作家的广泛关注。

赤籼，它可能原产于江西、江苏等地。明万历年间曾引种到浙江桐乡一带。后来这个品种又从桐乡引种到邻近的海宁等地。据《宁志余闻》记载：“宁产多晚稻，间有籼米，色赤者。按许全可《阴行录》云：前明万历间，嘉定胥公之彦，字日华，以进士令桐乡。当戊申（1608）大水，新苗浮没，公出帑金三百两，委尉遄往江右买籼谷，颁发民间，即下谷种，以谷本完公帑，亩不过数分。是秋，远近大熟，桐乡再种者，亩收三石。既去，立庙皂林驿祀之，国初庙貌尤存。籼色赤，数十年犹存其种，皆曰此胥侯之遗爱也。顺治间桐邑令，以上仓米色多赤，苛责粮长。邑人张履祥，字考夫，贻书于所知客县幕者，述其由来，客闻于令，令意遂解。然则宁之有赤米，实由邻润也。[104]”张履祥述“赤籼”由来的文字，称为《赤米记》。其记云：“万历戊申，夏五月大水，田畴淹且尽。民以溢告，公抚慰之，劝以力救。不得已，则弃田之已种者而存秧。浃日雨不止，度其势不遗种，乃豫遣典史赍库金若干，夙夜告籴于江西（或云江北泰州），而己则行水劝谕，且请于三台御史，乞疏免今年田租，以安民心。十余日谷归，分四境粜之，教民为再植计。月余水落田出，而秧已长。民犹疑之，将种黄赤豆以接食。公曰：无为弃谷也。益劝民树谷。其秋谷大熟，赋复减十之七，民以是得全其生者，甚众，他郡邑弗及也。是谷晚植早熟，不刈则随落，后虽他植，厥种恒在田间，岁复岁不绝”[105]。

湖田必须在旱岁或水退之后水进之前才能利用。但因没有堤圩捍护，又时刻面临着水灾的威胁，种稻是没有保障的。和湖田相类似的是为滩田。滩田较湖田地势略高，被水淹的时期相对较后，但也无圩岸，洪水也可以自由进入。为了使湖田和滩田变成永久性的稻田，就必须修筑围堤圩岸，使湖田、滩田变成圩田或围田。南宋《陈旉农书》载：“其下地易以淹浸，必视其水势冲突趋向之处，高大圩岸环绕之。[106]”陈旉所说的“高大圩岸环绕之”，即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其《农书》中所指的“围田”或“圩田”。“围田，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后值诸将屯戍，因令兵众分工起土，亦效此制，故官民异属。复有‘圩田’，谓叠为圩岸，捍护外水，与此相类。[107]”另有一种柜田，“筑土护田，似围而小，四面俱置瀽穴，如柜形制，顺置田段，便于耕莳，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108]南宋杨万里说：“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109]很显然圩田等是着眼于地势低下易遭水患的农田，如湖田或滩田等兴修的。当湖田或滩田被四周圩岸围起来的时候，湖田或滩田也就变成围田了。

但圩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于耐旱而又早熟等黄穋稻类型的水稻品种的需求。圩田改变了湖田等“稍溢则没”，甚至长期淹水的状况，使湖滩草荡不至于在旱岁方可种稻，显然比湖田和滩田更有保障，更由于推迟了稻田被水的时间，为早稻的种植创造了难得的机会。然而若因此而得出象杨万里说得那样“有丰年而无水患”，则未免言过其实，由于圩田或围田是在原来湖田草荡的基础之上开发出来的，地势低洼的自然条件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洪涝灾害仍在所难免，水对于稻的危害却依然存在。《儒林六都志》中有载：“邑号泽国，厥田下下，故农民不苦旱而苦水。以旱，则田之四周皆深溪巨港，可以车戽，而水则一望汪洋。每当霉雨久淋，山水暴发，田低于水三四尺，仅于圩岸上添土以护之，再遇北风迅发，太湖水涌，则溃堤决岸，倾刻沉于水底矣。[110]”清湖南巡抚王国栋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摺中说：“缘洞庭一湖，春夏水发，则洪波无际。秋冬水涸，则万顷平原。滨湖居民，遂筑堤堵水而耕之。但地势卑下，水患时有，惟恃堤垸以为固。[111]”即便是在正常年景，圩田的地下水位也比正常偏高，对于耐水性品种仍有依赖。更为严重的是圩堤的高度和厚度很难得到保证。一些圩田只要“偶遇涨涝，皆沦巨浸。或将告西成，一经飙浪，终归水乡……究十岁之中，其有秋者不一二也。[112]”圩田上十年仅有一二年的收成，在江西鄱阳湖流域也大致如此，如清乾隆五十九年，江西南昌县的圩堤，由于有头一年的加高培厚、极力补苴，才使得这年遇春涨时，“并未冲决，有十余年未见早稻者，皆获丰收。”[113]当圩堤遭到洪水破坏的时候，仍然需要早熟耐旱的水稻品种进行补种。所有这些都要求圩田兴修和使用者们在加高加厚圩堤的同时，积极选用耐涝早熟的品种，以避免灾害。

可见圩田等的出现并不能改变与水争田对于早熟耐涝稻种的需求，相反，圩田面积的扩大，意味着可能受水灾的农田面积也在扩大，对于早熟耐涝型水稻品种的需求量也在扩大。原来在与水争田以前，受灾的至多只是河流两岸，或湖泊四周的农田，现在由于湖床和河道被围成田，一有水灾发生受害的不光是沿岸和四周的农田，而首当其冲便是围田或圩田。如果仅是圩田或围田受灾，两岸和四周的农田没有受灾，在过去就等于没有发生水灾，现在由于圩田或围田的出现，水灾出现的频率加快，而随着圩田和围田的扩大，水灾受害面积也在加大，如果进一步波及到两岸和四周的农田，则受害程度要比原来大得多。

上述分析只是理论上的推测，而事实情况比理论推测更糟。由于圩田的盲目发展，大量的水面变成田面，潴水面积减少，蓄洪能力下降，使得原本一些水旱无忧的农田，现也成为受害对象。宋代对于太湖的围垦就出现了上述问题。南宋绍兴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114]。对此，宋人议论纷纷，有说：“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溇渎，悉为田畴，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不严禁之，后将益甚，无复有稔岁矣。”[115]有说：“今所以有水旱之患者，其弊在于围田。由此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民间遂有无穷之害。”[116]这个问题在其它一些圩田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也存在。如鉴湖被围之后，“春水泛涨之时，民田无所用水……至夏秋之间，雨或愆期，又无潴蓄之水为灌溉之利。于是两县（山阴、会稽）无处无水旱”[117]。南宋李光说：“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118]绍兴知府史浩说：“然则非水为害，民间不合以湖为田也。”[119]又如永丰圩修成之后，“四州岁有水患”[120]。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与水争田又进入一轮新的高潮，“不独大江大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数亩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湾之涧，亦截流种稻。[121]”围水造田的中心区域已由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一带扩展到长江中游的鄱阳湖和洞庭湖流域。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江西的圩田和湖广的垸田。而与此同时，水灾也日益加剧。以江西鄱阳湖地区的鄱阳县（今波阳县）为例，这个县历史上共发生水灾88次，有61次发生在明清两代，占69.3%；明代从洪武至崇祯276年中发生25次，平均每11年1次；清代从顺治至同治九年（1870年），226年中发生36次，平均每6.3年1次。

明代的有识之士对于水灾盛行与围水造田的关系即有深的认识。顾炎武指出：“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淤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后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122]”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土民利其膏腴，或偃为田，或筑而为圃，是以淹灭田畴，漂没庐舍，固其所以，弘治四年涝，迨五年复涝，今大水视昔犹甚。[123]”这些虽是针对黄河水患而言，其实明清时期，其它大江大河也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围湖造田的结果使圩垸区洪水调蓄出现困难，洪水对圩田和垸田的破坏力加大。所谓“院（即垸）益多，水益迫；客堤益高，主堤益卑。故水至不得宽缓，湍怒迅激，势必冲啮。[124]”围湖造田的本义在于扩大耕地面积，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以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可是滥围的结果，有时甚至是得不偿失。是以顾炎武又说：“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125]光绪《南昌县志》的编纂者在《河渠》篇的序言中写道：赣水、旰江“初不为患，厥后河日淤而堤日增，堤增而河益淤，害乃不可胜穷矣。”

水灾对于新增稻田的危害，甚至是架田也不能幸免。架田，又名葑田。王祯说：“架田，架犹筏也，亦名葑田。”《陈旉农书》上说：“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坵，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坵，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葑原本是菰的地下根茎，菰即今天所称的茭白。古代茭白是食用其籽粒，称为菰米，不食用其茎。凡沼泽地水涸以后，原先长的菰，水生类的根茎残留甚为厚密，称为葑。天长日久，浮于水面，便可耕种，成为葑田。葑田之名在唐诗中已有提及，唐秦系诗：“树喧巢鸟出，路细葑田移”[126]，这首诗名为“题镜湖野老所居”，说明唐时浙江绍兴一带已应用葑田了。北宋苏颂《图经本草》（1061年）对葑田之形成和利用做了记载，其曰：“今江湖陂泽中皆有之，即江南人呼为茭草者。……二浙下泽处，菰草最多，其根相结而生，久则并浮于水上，彼人谓之菰葑。割去其叶，便可耕治，俗名葑田。”葑田浮系水面，地下水位必然很高。因此，对于葑田的利用仍然有赖于耐水品种。所以《陈旉农书》接着说：“《周礼》所谓‘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是也。芒种有二义，郑谓有芒之种，若今之黄绿谷是也；一谓待芒种节过乃种。”唐宋以前，虽然不见葑田的名字，但却很早已开始了对葑田的利用。晋郭璞《江都赋》中有“标之以翠翳，泛之以浮菰，播匪艺之芒种，挺自然之嘉蔬”，江都在今江苏省仪征县东北。诗中的“浮菰”指的就是葑泥所铺的木筏，芒种和嘉蔬指的都是稻[127]。说明早在晋代今江苏仪征一带即开始利用葑田种植水稻。但当时所谓的“芒种”、“嘉蔬”是否就是后来之黄穋稻呢？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和黄穋稻一样都是耐水品种，且外观上都有芒，应是黄穋稻的前身。而宋元时期的黄穋稻，根据曾安止、陈旉、王祯等人的记载，除了用于双季晚稻田和柜田之外，最早出现便是在架田上。

纵上所述，随着与水争田的发生与发展，中国历史上的水灾出现了这样的三种情况：一是湖田、圩田等的出现成为水灾的对象。二是湖田、圩田等的面积增加意示着受害面积的增加。三是滥围的结果使得原本免遭水灾的农田也成了新的受灾田亩。这三者交织在一起，使中国水灾的发生频率，随着与水争田的而呈现出上升趋势。水灾取代旱灾而成为中国农业首屈一指的自然灾害（见附录一，中国水旱灾害变化情况）。黄穋稻类型水稻品种普及的根源就在于圩田等与水争田的土地利用方式所导致的水灾害的日趋频繁。

然而，圩田、围田及柜田与湖田、沙田和涂田等相比，其对水稻品种的要求还是有所不同。由于圩堤的捍护作用，圩田等改变了湖田等“稍溢则没”的状况，至少是推迟了洪水为害的时间，使圩田能够有相对更充裕的时间去从事生产，这就为早稻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时机。因此，面临水灾威胁的圩田，除了可以利用黄穋稻类型水稻品种在水灾过后进行补种之外，还多了一种选择，即在洪峰到来之前抢种抢收一季早稻。由于地势有高低，水灾有先后，所用早稻品种的生育期也有长短，一般说来，地势越低，灾害来临越早，则所用品种的生育期越短。如《北湖小志》在叙述了湖荡草场“至旱之岁亦栽稻”之后，接着说：“次之为滩田，栽早色稻，拖犁归、四十子两种。再上为圩田，栽五十子。再上为高圩田，栽六十子及望江南。”品种生育期之长短，虽因地势之高低和洪水到来之早晚而异，但它们都必须在洪灾到来之前收获，这又强化了圩田对于早熟品种的需要。

早熟早稻不仅栽莳最先，不忧夏旱；而且刈获最早，不忧秋潦。[128]同时还可以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因此这一类型的品种在一些地区特别受到欢迎。如民国时期，江苏省的江北之大部分（除去沿海沙地）及西南丘陵地属之淮扬一带，由于水道不畅，时有水患，只宜植生长期短之籼稻。历年秋水发时，早熟籼稻业已登场，能免水灾矣。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里下河一带，里下河一带因淮水失治，易遭水患，农民多望于秋汛以前，提早收获，不然，收割过迟，易遭淹没也[129]。又如扬州，“洲圩防秋汛，多种早稻，沿江滩田，亦多无秋熟。……江洲低下之地，多种四十日、五十日、六十日、秋前五、望江南，此类皆早熟。”[130]这一点在所谓“边缘稻作区”，如江苏高邮、宝应、盐城等更是如此。以高邮为例，由于地势低下，“上河滨湖，下河近闸，水发于时，伏农人壅圩运轴，劳不安枕，若遇大水望秋而庐舍没者多矣！故早禾宜家种数亩，可当古之下熟。[131]”到民国时期，高邮之东乡“止收早稻一熟”[132]。适应早稻生产的需要，各种早熟品种也就非常之多，清乾隆时期仅高邮一地就有“四十日”、“五十日”、“六十日”等九种早熟品种[133]，但还是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于是发生了道光十五年，江苏巡抚林则徐，委购楚省早色稻种“三十日”，发借高邮的故事[134]。以后这一品种又推广到江苏的宝应、阜宁、淮安，浙江湖州府的长兴、德清、孝丰、乌青等地。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仍是江苏部分地区的水稻优良品种。[135]

值得注意的是，圩田上所种植的名目繁多的早熟早稻品种，虽然有相当多的品种是后来新发展出来的，但宋元时期的黄穋稻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明代安徽凤阳一带就仍然有在圩田中种植黄穋稻的记载：“种之墟者其别有黄六公、胀破壳、闪风齐、苏州白、救公先、雀不知、下马看、金裹银、泰州红、飞上仓（即鱼麻）、羊须，凡十四种。”[136]墟，即圩，圩田也。黄六公，即黄绿谷，也即黄穋稻。可见黄穋稻仍然是明清时期部分圩田上的当家品种，甚至是首选品种。

五、黄穋稻之意义

何炳棣在“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一文中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指出中国人口从11世纪开始较快增长，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一场“农业革命”，而在这场农业革命之中，早熟稻起了主要作用。而在这起主要作用的早熟稻中，占城稻的引进又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文中写道：“11世纪初从印度支那中部的占城国引进了一种比较耐旱的水稻以后，导致了早熟品种的不断增加。从而使中国农民能够扩大其农业边域，从低地、三角洲、盆地、河谷到易于灌溉的丘陵。由于适宜种植本土迟中熟的低地面积相当有限，而耐旱早熟品种的发展又带来了土地利用的重大革命，并使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通过直接加倍扩大中国稻作区面积和间接地改进栽培方式，早熟稻对中国的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长期作用是巨大的。”[137]简而言之，占城稻的引进是十一世纪以后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何先生从作物与土地利用的关系来探讨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的原因是很有见地的，并为一些学者所接受[138]，后来在他有关美洲甘薯和玉米等作物引进的论文中也沿用了这种方法。问题是占城稻只是一个耐旱早熟的品种，它适合于“高仰之地”种植，这是宋真宗引进占城稻的初衷，也是后来的一贯作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能并且事实上也是促进了丘陵和山区的开发，对于水稻种植面积扩大、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都起到巨大作用。

但是，自宋朝以后的的水稻种植区域并非单一地向上扩展，即从低地向丘陵扩展，如梯田，同时也存在向下扩展，即从低地向更低地扩展，如圩田、架田等。也就是说，宋元以后，在与田争地的同时，还存在着与水争田。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梯田的开发到底在中国粮食供应中起多大的作用？是与山争地生产的粮食多？还是与水争田生产的粮食多？

我们认为，宋代以后的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主要还是靠与水争田来获得的。虽然梯田在宋元以后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且解决了山区人口的口粮问题，使相对稀少的山区人口免于对外来粮食的依赖，客观上增加了粮食供应的总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梯田对于人口的增长的确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从全国的粮食供应来看，梯田所占比重并不大，在梯田分布比较集中的东南丘陵、山区，如福建等地，并没有成为中国粮食的主要供应基地，虽然这里“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甚至达到“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139]的地步，而且最早种植占城稻，但梯田的开发和占城稻的使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相反还要依靠周围一些地方的接济，甚至于“虽上熟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140]。因此，占城稻的引种和山区的开发并没有改变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粮食供应的格局。

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粮食供应基地还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的太湖、鄱阳湖和洞庭湖等平原和湖沼地区。这些地区不仅自身人口稠密，还要运出大量的粮食供应其它地区，所以从宋代以后就流行有“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而在苏湖、湖广等地的水稻生产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并不是梯田而是圩田（又称围田，或垸田）。

尽管，圩田等的迅速发展，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使水灾出现了不断加剧的趋势，遭到了一些人士的强烈反对，但由圩田等在耕地面积扩大和粮食总产量提高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规模的圩田修筑自宋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据宋淳熙十一年（1184）的统计，浙西一带的圩田多达1489所[141]。这1489所圩田的面积有多大呢？范仲淹曾说“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这个说法未免笼统，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圩岸长度上加以推测。据史料记载，乾道九年（1173），户部侍郎叶衡在核实宁国府、太平州圩岸之后，言：“宁国府惠民、化成旧圩四十余里，新增筑九里余；太平州黄池镇福定圩周四十余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岸周二百九十余里，通当涂圩岸共约四百八十余里。[142]”这四百八十余里的圩岸长度，可以使多少农田受益呢？可以万春圩为例来加以推测，据沈括记载，万春圩圩堤总长八十四里，圩田一千二百七十顷[143]。平均圩长一里的受益面积是十五顷。以此计算，则四百八十余里的圩堤可使七千二百余顷的农田受益。

修筑大规模的圩堤，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显然是个体小农所不能完成的，而必须依靠政府出面组织修筑。而政府在组织修筑圩堤时，往往要涉及到若干县的人力和物力的安排，工程大小的计算，工程数量的分摊等等问题，这些在宋代数学家秦九韶所著的数学著作《数书九章》中都有所反映[144]。沈括详细地记载了地方政府出面组织修筑万春圩的情况[145]。为了修筑万春圩，当时政府一共动用了八个县一万四千多名劳力，近三个月的时间。政府的重视和一些有识之士的关心，正是圩田重要性的反映，也是圩田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圩田的规模还在进一步的扩大。有史料记载，湖南湘阴县在1644年，堤垸长15172丈，受益面积21000亩；百年之后的1746年堤垸长达123766．2丈，受益面积达167000亩，增长了8倍。圩田的发展使得其在整个耕地面积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早在宋代太平州当涂、芜湖两县的田地，十之八九都是圩田。

大规模圩田的开发，极大地增加了水稻的种植面积，而水稻种植面积的增加，正是苏湖熟、或湖广熟“天下足”的基础。明人吴敬盛在《地图综要》中写道：“楚固泽国，耕稼甚饶。一岁再获，紫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其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146]。显然，“湖广熟，天下足”的出现，与“楚固泽国，耕稼甚饶”分不开，而在泽国上进行耕稼则非“圩田”，楚地称为“垸田”等与水争田的土地利用方式不行，对此已有学者做过专门的研究，认为洞庭湖区粮食输出的增加，主要得益于本地的开发，尤其是明清时期垸田的兴筑[147]。宋元明清重要的产粮大省江西就有“江右产谷，全仗圩田”的说法[148]。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宋元以后中国人口的增加主要是与水争田的结果，而并非梯田。

圩田等虽然也存在干旱的威胁，但洪涝水灾对其的为害最大，而且，随着圩田的发展洪涝灾害有日益加剧之势，其危害性也远非旱灾可比。因此，适应湖区稻田种植，早熟而又耐涝的水稻品种，如黄穋稻类型，比之耐旱的占城稻更符合实际的需要，因之它在中国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起的作用比占城稻要大。现在看来，过去史学家们对于占城稻的评价也应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黄穋稻及其同类。

附录一，中国水旱灾害变化情况

中国是个水旱灾害多发的国度。自周秦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水旱灾害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分阶段，前一阶段在唐宋以前，旱灾多于水灾；后一阶段在唐宋以后，水灾多于旱灾。这个变化是与中国经济重心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农业生产，特别是作物和作物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下是中国历史上水旱灾害发生的一般情况。

中国历代水旱次数表[149]

从表中可以看出，宋元以后，水灾超过旱灾，而成为中国最大的灾害，这其中肯定与与水争田有密切的关系。

再来具体地看一看明代的情况，有明一代除成化到嘉靖四朝，旱灾年次略高于水灾之外，其余朝都是水灾多于旱灾若干倍，见表

明代水旱灾害年次表[150]

显而易见，有明一代水灾多于旱灾，这其中还不包括40次的雨灾。这个结论在局部地区也能成立。据统计，明代的276年间，江汉平原共发生水旱灾害67次，其中水灾49次，占73%，旱灾18次，占27%，[151]也体现了“旱少而涝多”的特点。

附录二，早稻与占城稻和黄穋稻的关系

前人在研究中国早熟稻的普及时，把它与占城稻的引进联系起来，认为占城稻的引入导致了早熟品种的不断增加。同时他们也承认，在占城稻之前，中国即已有早熟稻品种，只不过在水稻栽培中不占主要地位[152]。问题是中国本土已经有早熟稻，为什么要等到占城稻引进之后才得到迅速的发展呢？照前人的逻辑，中国早熟稻的发展在很大意义上是占城稻引进的结果。而我们知道，占城稻除了早熟之外，其唯一的优点是耐旱，适合于“高仰之地”种植，如果说它的引进促进了高田耐旱性早熟品种的不断增加则顺理成章，可是宋代以后的早熟稻不仅仅有适合梯田等易旱稻田使用的品种，更多的还有适合于低湿稻田种植的耐涝性品种。这些耐涝性早熟品种是从耐旱性的占城稻稻种中选育出来的呢？还是从中国本土的耐涝性早熟品种选育出来的？也就是说，宋元以后的早熟稻与占城稻和黄穋稻的关系如何呢？

何炳棣先生认为，早熟稻在古代及中古时期中国水稻栽培中不占主要地位的最有力证据是获得早熟意义的“籼”字的出现，而“籼”又是与占城稻的“占”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认为，籼与占有关，但占所指的并不都是占城稻。

的确，从宋代以后出现了许多以“占”或“籼”命名的早熟稻品种，但它们却并不一定都是占城稻。因为在南方口语中，占米或籼米指的都是饭食的稻米，与酿酒用的糯米（glutinous rice）相对称，实际上相当于北方人所说的“粳”。

粳，一作“秔”。一字多音，北方读为“jing”，南方读为“geng”，而“jing”与“geng”在古语中或许是同音，至今在客家语言中，“geng”还读为“jing”。粳，有硬的意思，原本为稻之不粘者（non-glutinous rice）。粘者（glutinous rice）为秫，亦谓之糯。粳和糯是中国传统水稻的两个基本分类。它们的分类标准是粘与不粘。粘者为糯，主要用以酿酒；不粘者为粳，主要用以饭食[153]。

籼，最初只是江南对于粳稻的称呼[154]，也就是说，籼最初指的也是不粘之稻。后来，人们才发现，江南所谓的“籼”还有与北方的“粳”不同的地方，一是和短圆外形的粳相比，粒稍细而尖长；二是口感上较之粳稻差硬；三是成熟期较粳稻为早。所以，后来的“籼”除了表示粳而不粘的意思以外，还表示尖（长）、先（熟）的意思[155]。所以《禾谱》中又将与粘性的糯稻相对称的不粘之稻，别为“早籼”和“晚粳”。

占，指的也是不粘之稻，是南方口音中对于“粳”的另一种称呼，它出现于宋元以后，盛行于明清时期，指的就是籼，也即粳。它写成“占”或许受到占城稻的影响，因为粳、籼原本就与占读音相近，占城在一些方志中写成“金城”就是一例。占城稻传入的初期，占、籼还能分得清楚，占还只是籼的一种，例如在《禾谱》所列举的14个“早禾籼品”中就有“早占禾”一品。后来时间一长，籼与占就分不清了，甚至出现了以占概籼的情况。但以占概籼之后的占并不专指占城稻，在口语中“占”是与“糯”相对，指的是非糯性品种，也即粳。而占城稻又正好是一种不粘之稻，其特性是“作饭差硬”，所以许多方志中都误认为占禾，即占城稻，而把原来所谓的“不粘之稻”粳也统称为“占”。一言以蔽之，占稻（占禾、黏稻）“不能全部说成是占城”[156]，它指的是所有不粘之稻。

事实上，占城稻只是作为一种耐早而又早熟的品种引进来的，而名目繁多的各种早熟品种的大量出现大都是在南宋以后，当时占城已引进一二百年。而在此之前，甚至可以远溯至唐，乃至北魏时期，即已有比占城稻生育期还短，只有60-90日，而且耐水的早熟品种“黄穋稻”，它和后来一些早熟品种，如百日黄、六十日、八十日、六十日籼、八十日籼等，在生育期方面更接近。

更有甚者， 一些品种不仅继承了黄穋稻的性质，而且还保留了黄穋稻的名称。广西地方品种中所谓的“稑禾”、“穋谷”、“六禾”、“穋禾”等都是从宋元时期的黄穋稻发展过来的。

一些极早熟的水稻品种虽然从名字上看不出与黄穋稻有任何联系，但也可能是从黄穋稻发展过来的。如《浦江县志》在记载“黄穋稻”这一水稻品种时，就将它与明清时期各地非常流行的水稻品种“拖犁归”[157]联系起来。据记载，拖犁归的生育期为六十日，所以有的地方又称之为“六十日稻”[158]，这与黄穋稻相同，而与占城稻有别。其次，拖犁归是个耐水性品种，故有些地方俗名称之为“水里鬼”[159]，这也同于黄穋稻而异于占城稻。第三，从外观上来看拖犁归有芒[160]，这点也同于黄穋稻，而与占城稻不类。因为黄穋稻正是一个有芒的品种，而占城稻无芒。后世早稻中确有不少是有芒的品种，如浏阳早、吉安早等[161]，这些品种如果都是从占城稻发展而来的话则很难以置信。

所以宋元以后的早熟稻，其祖本除了引进的具有较强抗旱能力的占城稻之外，还应有黄穋稻等其它一些本地的具有耐水及其它一些方面特色的水稻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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