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河野通明《江南稻作文化与日本》

本文就日本河野通明教授所提出江南汉族稻作文化和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概念展开了讨论，认为河野所提出的藉以区分两种文化的特征，如插秧作业是否使用妇女，收获后的贮藏形态和方式，祭神仪式的有无等是不成立的。和西南少数民族稻作文化一样，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中也普遍存在着妇女插秧、祭神和以高架式仓库贮藏稻谷的做法。如果中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稻作可以作为原江南非汉族稻作代表的话，则两种稻作的差异，更多的是在技术上，而不在文化上。火耕水耨是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技术的特征。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wo rice culture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old Non- Han nationalitie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at put forward by Kono Michi Aki in his paper of rice culture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Japan. It is suggested that Kono’s criteria that tell apart the two cultures, such as the women in the work of rice seedlings transplanting, storage forms and methods and God worship, are not tenable. Lots of evidence indicate that the Han nationality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had the same cultural traditions as the Non- Han nationalities that practiced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rice cultivation is not culture but techniques. Fire plowing and water weeding火耕而水耨we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ce cultivation of old Non- Han nationalities, i.e., Chu 楚 and Yu 越,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1997年10月23-28日，在中国江西南昌召开的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本神奈川大学河野通明教授提出了一个“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与“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的概念。他将公元307年晋代南渡后大规模民族移动中，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南下定居的汉族稻作情景，称为“江南汉族稻作文化”，而把汉族南下以前，江南地区通行的稻作，称为“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他认为，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体现在自南宋以后多次绘制过的耕织图中，其特点是：（1）男子插秧；（2）收获的稻谷经过脱粒、脱壳而以米的形态保存于地窑；（3）未见祭神场面。而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遗存于中国的西南部、泰国北部、印尼以及往昔的日本，特点是：（1）祭神；（2）妇女插秧；（3）收割稻穗后保存带穗的颖稻于高架式仓库。表列如下：

但男女分工并不能阻止妇女涉足大田生产。普遍的情况是，在家负责家务的妇女，必须将做好了的饭菜送到田间地头。这便是《诗·豳风·七月》中提到的“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特别是到了农忙的日子里，丈夫们忙于田里的农活，更加无暇顾及回家吃饭，因此妇女们送饭到田头的现象就更为普遍，“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白居易（772～846）的这首《观刈麦》诗，描述的就是五月麦收季节妇女儿童，箪食壶浆，送饭到田冈的场面。稻作农业中也类似情形。元人刘诜（1268～1350）《秧老歌》：“三月四月江南村，村村插秧无朝昏。红妆少妇荷饭出，白头老人驱犊奔。”

送饭毕竟还不是下田干活。但当男子忙于其他更需要体力的作业环节的时候，妇女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作业是非常普遍的。有方志提到：“妇女馌饷，凡拔秧戽水与男子均劳。”插秧虽然是稻作农业中最费事的一环，但并不是力气活，而完全是个熟练工种，经过一定的训练，妇女儿童也能胜任，由于在整个插秧期间，男子还要负担耕、耙、耖，运秧等力气活，所以拔秧和插秧主要是由妇女和儿童承担。唐人刘禹锡（772～842）的《插田歌》中就提到了妇女，其曰：“岗头花草开，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苎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伫如竹枝。”南宋诗人范成大（1126～1193）《村居即事》诗中虽然有：“绿遍郊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的诗句，但也没有确切地提到妇女插秧。宋人邵定翁（）《插田诗》云：“明朝早早起插田，东方未明云云漫漫。阿婆拊床呼阿三：阿三莫学阿五眠，汝起点火烧破铛。麦饭杂菽炮鲞羹，邱嫂拔秧哥去耕。田家何待春禽劝，一朝早起一年饭。饭箩空，愁杀侬。”诗中提到“邱嫂拔秧”应该看做是妇女参与拔秧的证据。“邱嫂拔秧”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明清江南仍不乏其例，如“春三月垦稜，谷雨浸种，立夏落秧。秧田先戽水，以板磨平之，然后撒种，拆甲如针，谓之秧以灰，盖之以粪洒之，长五六寸。用妇女拔之，谓之拔秧。”

但拔秧毕竟不等于插秧。有没有妇女亲自下田插秧的描述呢？回答是肯定的。南宋诗人杨万里（1124～1206）的《插秧歌》中就看到了妇女插秧的身影：“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看鹅儿与雏鸭。”熟悉江南传统稻作生产情况的人都知道，水稻一般是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后下种，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秧龄便可以移栽，即从秧田移栽到本田。移栽前，先要将秧从秧田中拔起，洗去根上的泥土之后，扎成许多小把，再集中挑到大田里去，到了田里后，先把秧放在田埂上，然后再把秧把一一抛在田中适当的位置，这时田里头可能已有人在插秧，如果手头的秧不够，身后的秧又够不到，便可能直接接过抛过来的秧把，继续栽插。这便是“田夫抛秧田妇接”的由来，它和傣族古歌谣中所唱到的“你栽秧，我传秧”是何其相似乃耳。不过江南稻作农俗中，忌讳手把手地传秧，因为传秧，寓意为“传殃”，因此只能抛秧，由挑秧人把“秧把”散抛田间。妇女插秧的存在不仅见于诗中的描述，甚至插秧女也成为诗人吟哦的主题。清人陈文述就有《插秧女》诗一首，同朝钱载也有《插秧诗》，其诗以妇女的口吻写道：“妾坐秧田拔，郎立田中插。没脚湿到裙，披蓑湿到胛，随意千科分，趁势两指夹。伛偻四肢退，遍满中秧恰，方方棋枰绿，密密僧衣法。针针水面出，女手亦留插。斜日日两竿，白雨雨一霎。田头飞鹭鸶，林际叫#鵊”。洪景皓《田蚕竹枝词》：“妇插青苗男漉田，勤偏居后嫩居前。蓝裙黑袴青衫襖，不怕朝朝泥水溅。”这些可能是妇女插秧最直接的证据。

从江南稻作民俗中，就能看出这种祭神活动的普遍性和经常性。据《吴地稻作文化》一书的记载，江南地区与稻作有关的农俗就有52余个，其中多与祭神有关。表列如下：

作为汉族农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稻作文化自然也不例外，《诗经·豳风·七月》云：“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就有祭神以祈求健康长寿的意思。而《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季秋纪》等文献所记载的孟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尝稻”，则是一种典型的祭神酬报仪式。据考证，狗之所以祭祀为神灵，可能是因为传说中，在一次洪水之后，上帝派动物送稻谷给人吃，只有狗把稻谷成功地送到了人手里。当狗在水中游泳前进时，它所带的稻谷慢慢地都给水冲走了，只有粘在尾巴上的稻谷没有冲走。所以，后来人们所种植的稻谷都是长在稻茎的顶端（尾巴）上。这个传说分布于云南、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和江苏等省区，所不同的是，有些地方故事的主人公狗变成了鼠而已。无独有偶，在印度阿萨姆的Rengma Naga，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很早以前，人们发现池塘中长着水稻，于是人派老鼠去取稻谷回来，从此人们开始种植水稻，同时老鼠成了谷仓的患害。狗和鼠等把种子带给了人类，人类出于感激，每年都将收获到的粮食首先敬献给这些动物。如越南山区的巴天人（PA THENG）传说，狗、鼠和猪，帮助人从天上偷得了稻种，所以巴天人在稻谷收获后把第一碗米饭送给它们吃。越南北部的芒人（MUONG）、印尼婆罗洲的恩加朱·达雅克人（NGAJU DAYAK）和中国云南的景颇、怒族和傈僳等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传说。这也就是古书“以犬尝稻”等的由来。今天，也许人们已并不知道狗与稻之间有何联系，但是“以犬尝稻”的仪式仍然保留下来。如湖南农村将每年的六月初六定为尝新节，节日中要先以新米饭敬祖宗，再以新米饭给狗尝，然后才是全家人的聚餐。

田乐除了可能与祭神有关之外，更可能与鼓劲有关，而这的确是源于原始集体劳动的一种习俗。原始农业劳动的特点是与唱歌、鼓劲相结合，以增加劳动的兴趣并保持劳动的效率和纪律性。1953年，四川绵阳县新皂乡东汉墓出土了一件陶制的水田模型，田中共五人，其中有一人在薅秧，一人腰部悬一面鼓，双手做击鼓状。1982年绵阳市城郊公社何家山嘴一座东汉墓中又出土了一件陶质秧鼓俑，高18．6厘米，微微翘首，带笑意。身着短褐，腹部挂一小鼓，双手执桴作击鼓状。这些出土实物与田乐图中所见一致。耘鼓在宋代梅尧臣和王安石的农具唱和诗中都提到了。耘鼓，又称薅鼓。宋代曾氏有《薅鼓序》载：“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来则节其作，既作则妨其笑语而妨务也。其声促烈壮，有缓急抑扬而无律吕，朝暮不绝响。”这种薅秧鼓的风俗以四川最盛，但并不限于四川，在明清方志中可以查到湖北、湖南、江西、云南等都有此风，且薅秧之外，也行于插秧和车水之时，方式也大同小异。

的确，许多《耕织图》都是将“砻”（脱壳）图，放在“入仓”图之前，这样就使人产生了一个误解，认为宋以后江南稻作文化中，是以稻米的形态贮藏的。实际上，砻与入仓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砻过之后的稻米，可能入仓贮藏起来，也可能是入釜，炊煮成饭，供人食用。在汉族江南稻作文化中确有藏米的作法，一般情况是稻米经过过砻，再经过舂，便用来贮藏。《便民图纂》中记载了藏米的方法。但藏米只是一种短期行为，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为了贮藏，而是为了食用方便。明陆容《菽园杂记》（1494）载：“吴中民家，计一岁食米若干石，至冬月舂白以蓄之。名曰冬舂米。”可见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中，以稻米形态贮藏的仅仅是下一年的口粮而已，且期限最长不过一年，而并不是要将所有稻谷都砻舂成米加以贮藏。吴民之所以要预先舂出部分米来，一是因开春农务繁忙，无暇顾及；二是因春天舂米，容易破碎，损失太大。

诚然，南方地区的确有用地窑贮藏稻米的情况，广东高州县陈仓米现便是一个例子。据当地方志记载：“电白县旧城中……土人掘地往往得窑，窑中有米坚如石，煎汤服之，可已瘟疫，传为冼夫人陈仓米。”据考古工作者调查，广东高州县长坡公社旧城大队农民冯敏元家地下有一个约70平方米的稻米埋藏。从地表向下挖1米，可见一层烧焦的梁木桶条和部分木炭，厚约0．3米，下面即是炭化的稻米，中心处约厚1．5米。这是冯敏元祖父修理旧屋时偶然发现的，此后祖孙三代不断挖取，至今已挖一万余市斤，只约占堆积面积的七分之一，估计总贮藏量在8～10万斤左右。以此可以证明，方志中所记载的陈仓米的存在。但陈仓米的存在并不表明，地窑贮藏稻米是一种主要的贮藏方式，而只能说窑藏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选择这种方式除了要求更高的修造地窑的技术以外，还可能与防水、防火、防盗有关。

同样，高架式仓库贮藏也不是所谓“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中稻谷（米）贮藏的惟一办法。江西省新干县界埠战国粮仓的发现就是一个明证。因为在这个粮仓中，发现仓内地面开有四条平行的纵沟，宽深约0．5米，长61米，沟距1．4米。纵沟之间又有小横沟，宽深0．2米，长1．4米，横沟沟距1米左右。这样的纵横开沟，显然是为了地下的空气流通，防止米谷受潮。如果采用高架式仓库贮藏，开沟也就没有必要。以此可以说，即便所谓“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中存在高架式仓库贮藏的话，也不是仅此而已。贮藏形态也不仅仅是带颖的稻谷。

河野把妇女插秧作为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又是指北方汉族进入江南以前的稻作文化，具体说来是公元307年以前的江南稻作文化。按照这个逻辑势必要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水稻移栽在307年以前，即已经在江南地区出现了。可是非常遗憾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找不到任何，在307年以前江南地区稻作中使用水稻移栽的证据。

中国水稻移栽的最早记载见于东汉崔寔（约103～170）的《四民月令》：“三月可种粳稻，五月可别稻及蓝，尽至止。”但是水稻移栽似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齐民要术》（成书于533～544年间）中虽然提到旱稻移栽，所谓“科大，如穊者，五六月中霖雨时，拔而栽之。”即将植株生长稠密的地方移到生长稀疏的地方，（水稻遗传学家张德慈先生认为，移栽的起源即可能与农民从较密之分部分，将稻苗拔出重植于缺苗之处的所谓“补株”有关。）但移栽必需有良好之本田整土，栽植时期有大量人工，及适时之中耕除草与补植，往往为原始农作制度条件下不允许。长期以来都是地广人稀，火耕而水耨的江南之地自然没有，也不可能实施水稻移栽。《齐民要术》中也仅仅见于旱稻的补株，并非从秧田移植到本田，而当时北方的水稻栽培仍然是采用直播的方法。

再从江南地区来看，东晋陶渊明（365或372或376～427）在一首诗中写道，“或植杖而耘耔”。植杖耘耔，从后世的情况来看，指的是一种耘稻田的方法，这种方法以一手扶着木棍做成的拐杖，《王祯农书》中称为“杖子”，用双脚在稻田间左右前后移动，以去草扶泥。它的前提是在有行距和株距的情况下才得以进行，而在水稻直播的情况下，似乎无所谓行距和株距。所以东晋时期，江西等地可能已采用水稻移栽。但是隋唐以前的江南地区，由于普遍采用的火耕而水耨的水稻栽培方法，移栽可能并不普遍。

以云南为代表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稻作农业确与现代江南地区的稻作农业存在一这些差别，但现代江南的稻作农业已远不是公元307年晋代南渡后的状况，而云南地区的稻作农业也没有停留在公元307年前的往昔。它们都在发展，并且不断地交流和融合。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稻作文化，可能正是昨天的江南汉族稻作文化，而非前天的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

其实，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无需远求诸以云南为代表的中国西南南部、泰国北部、印尼以及往昔的日本，二千多年前的大史家司马迁早就给我们做了具体的描述，这就是“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砦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据此可以推断出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的特点：1、稻米已成为人们的主食，鱼为副食；2、水稻直播栽培，没有移栽，更没有妇女插秧；3、水稻生产还很原始，产量不高，也不稳定，需要依靠采集和捕捞来弥补水稻生产的不足。4、没有贮藏，也就更无所谓贮藏的形态和方式了。

初稿完成于1997年11月13日

修订于1998年1月17日

发表于《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