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风采岂止在课堂
——游先生与学生通信纪事
今年是恩师游修龄教授八秩寿辰，几个月前，我就想着要为先生做点什么，以表寸心。有道是，秀才人情纸一张，做为学生，最好的礼物自然也就是文章了，文章题目也想好了，就是游修龄教授对于中国稻作史研究的贡献。我把这个想法，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了师兄郑云飞，因为他在先生身边工作，我希望他能出面张罗一下，不巧的是师兄因忙于办理出国事宜，我没有得到他的响应。8月中，中国农大的董恺忱教授电话告诉，农史界的同行有意在同仁刊物上开辟一个专栏以祝贺游先生的八十寿辰，但由于要写祝贺文章的同行可能很多，而刊物的篇幅有限，因此，要求每个撰稿人的文章尽量控制在一定的数字之内，因此，我临时改变题目：导师风采岂止在课堂。
十二年前，我从先生的师门下毕业，负笈北上，虽然周围的许多同学都为我有机会去北京工作而羡慕，而我自己却为即将离别一个可以朝夕请教，耳提面命的导师而感到丝丝的遗憾。有人说，人生最关键的只有几步，尤其是当你年轻的时候，迈入先生的师门就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一步。虽然在先生的门下只有短短的三年，先生就象是一盏高高耸立的航标灯，把我引向知识的海洋，如今当我即将要远离灯塔的时候，一缕惆怅涌上心来，茫茫大海，谁为我导航？
昔人有“自别颜笵，鸿稀鳞绝，悲怆不胜”之叹，我却非常有幸地能经常从与先生的通信中获得教益和鼓励。自从离开学校之后，虽然也有过几次面见先生的机会，但交流最多的还是书信。南来的鸿雁成为十余年来我学海漫游的新灯塔，我们每年都保持着书信的联系，有时一年就有好几次的通信，而先生给弟子最长的一封信竟长达9页之多，这里我想撷取其中一些片段，一以表达弟子对先生的感谢之心，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好和我一起来分享先生的道德和文章，展示先生对于一些学术问题的思考，以及某些学术观点的形成与演变。
1988年，我进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尚未明确工作目标，利用这段机会，我读了新近出版的，由李约瑟主编白馥兰执笔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卷》，并就等方面写出了读后感。我把这篇读后感寄给先生过目，1990年6月25日的信中，一共提出了8条修改意见。例如，我在文中引用当时成说，“中国耕地占世界7%，人口占25%……养活多于美国3-4倍人口”，先生在信中说：
这个比较在国内近年来相当流行，其实并不科学。因为中美两国人民的食物结构及热量相关太大，中国只是解决温饱，动物性食物还非常私有短缺，如果说中国以7%耕地解决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则较确切。美国估计，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要达到美国的膳食消费水平，每人至少要有2000M2
的耕地，这是其他国家（加澳等在外）所做不到的。
我把这个意见做为注释用在了我的文章之中，这篇文章发表在《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后来又收入到1999年出版的《李约瑟文献五十年》一书之中。
先生是我的师长，更是中国稻作史研究的权威，但他从来不以权威和师长自居，对学生提出的不同意见进行压制，而是与学生进行平等的讨论。研究中国稻作史的学者或许都读到过先生的“占城稻质疑”一文，文中先生运用地理语言学等方面的证据证明，口语中的“占”并不指的都是“占城稻”，而是指“籼”。我自小生活在江西农村，在土语中，稻米分为两种：占米和糯米。其中占米指的是所有非糯性品种，包括现代水稻分类上的粳和籼，在当地非糯性品种是以籼为主，但我认为，占并非就是籼，后世之所以出现以占代籼的情况，乃是受占城稻的影响所致。沿着这一思路我对占城稻对中国稻作的影响做了一些探讨，并在1990年6月在河北保定河北农业大学召开的全国中青年论文报告会上宣读，经修改之后，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我将抽印本寄给先生请教，1991年2月19日，初五，先生在回信中写道：
你想必还记得我对于占城稻之占和秈的看法，以前曾和你讨论过，并对占、秈、粳的关系，在某些地方与你不一样。现在你这篇论占城稻的文章较前更充实、全面地阐释了你的观点，我除了对文中的一些结论性的观点（主要反映在文末六行文字）仍未能同意外，对全文的叙述和取材都很感有启发。不过，我现在的看法同以前与你讨论时又完全不同了，简述我的看法如下：
我对于江西文献占城、占稻及籼粳的含混，一直在思考。我想从占城稻的来源为什么叫占城入手。我认为不能停留在占城是国名，是“占婆”Campa的音译这个水平上，虽然这并没有错。终于我从越南学者陶德竣先生的一篇论文中得到了启发。占婆人之占(Camp)是古越语，意指沼泽（Swamp），越南北部有一种冬稻，名Chiem
rice，陶先生说chiem即由Camp转来，chiem
rice即沼泽的稻，也即水稻之意。占婆人自称Campa，意指种稻的人，以占城（占婆）为国名，是汉人对他们的地理和政权所在的理解，但一旦成为国名，水稻的含义隐没了。
Chiem rice的特点是耐寒又耐旱，抗稻瘟病。其类型介乎籼和粳之间，是一种很古老的品种。反正在北宋时已先传入福建种植了。因此，我现在的看法是，占城稻或占稻都是Chiem
（或Camp）的音译，在中国流传中，因同音通假或音近，可写成“金成”、“京城”（见诸宋明方志）。
我还有一个想法，这占稻之占不一定起源于引种占城稻之后，早在百越之时，越族未被汉化时，他们口语称水稻，可能也如现在越语仍保留的Camp或Chiem，这古越族的Chiem被汉族吸收后，可能有两种译音，一是粳（音京，现在北方仍读粳如京，读更如京）；二是占（秈）（以后可亦作秥、黏）。粳的译音在前，占（秈）的译音在后，因为黄河流域先有文字，汉代以粳（秔）命名稻时，南方还没有文字可反映，只有扬雄《方言》说：“江南呼秔为秈”，这是非常可贵的记录。我们不可以现代秈粳分属两个亚种的概念，“以今溯古”，去论证古代的秈实是秔。在古代，秈（占）秔都是水稻的越语音译，古人称秔称秈都是称水稻。但古代具体所栽培的水稻，因地理、温度条件的差异，实际上已有了秈粳的不同。秈和粳的种性差异是慢慢积累、明确起来的。湖北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出土的稻谷都是粳型，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稻谷全都是籼稻，这是现代对古代籼粳分布所获得的印象。至于文献上说它是秔是秈，如果没有实物，最好不要肯定它们是什么，因为那时古人还没有明确的现代划分概念。
随信中，先生还将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斯波义信先生收集的有关占城稻的史料复印一份给我。
从先生的来信中，我不仅是增长了许多知识，分享了学术观点，更重要的是学到了科学方法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1991年8月，在江西南昌召开了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提交了一篇关于农业起源的论文，先生由于在日本做研究，未能出席会议，9月底回国，10月10日，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他从云飞同学处看到了我论文摘要，很感兴趣。希望我将摘要中的两处文献出处告诉他。我在回信的同时，把论文全文寄给了先生一份，11月7日先生给我寄来了一封长达九页的信。信中对我的论文从题目到内容，从研究方法到材料引证，甚至于遣词造句都提出了具体而中肯的意见，例如在对待不同学说时，先生提到：
提出一种新学说是需要长期的研究，不是在一篇论文中对各家学说作点批驳，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便可成立的。别人看你的论文，不是看你对其他学说的批驳，而是看你自己所提的观点，如果你的观点不能吸引人家的同意，对其他学说再多再好的批驳也无济于事，如果你的观点能站得住脚
，人家自然会接受你的观点而把其他观点放弃了。
更让我感动的是，先生在信的结尾处写道：
以上是我的读后感，因我只看过一遍，未曾细细推敲，可能有些说法出于尚未理解文意，我所提意见，比较直率。当然决不因我是导师，说的话就一定比你正确，我的意见中肯定也有偏颇或误解之处，作为学术问题，相互讨论，就不必分年龄辈份了。
根据先生的意见，我对该文进行了全面的修改，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3年第3期《农业考古》上。2000年7月底，我收到了素不相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苑利先生的来信，他说：“我们在选编《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时，在《农业考古》93年3期，看到了您的大作《没有耕具的动物踩踏农业——另一种农业起源模式》，在我们看来，它既可看成是自然科学史的论文，也可视为民俗学——农业生产民俗方面的论文，并准备编入丛书。”一篇农业史文章能够引起同行以外的专业所注意，也说明它是成功的，而在这成功的背后，也凝聚着导师的心血。
1994年，我申请了一个所级课题——明代科技与社会，为此，我写信征求了先生的意见，94年5月22日先生在回信中谈到了中西方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与互补问题，信中说：
你在信中提到的课题“明代科技与社会”，反映了中国人喜欢在面上作宏观探索的特点，恰恰与西方人喜欢在极小的一点上作微观的钻研，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宏观的探讨是大而无当的，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在中国人看来，只在小点上深入，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是从细小处入手，积累起来，就可以获得全面的深入理解，只在面上探讨，不作深入分析，的确容易流于浅表。中医和西医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互相吸收要比彼此排斥来得合理。
从先生的信获得更多的是关心和鼓励。当首届农业考古筹备阶段的时候，先生就去信筹备会议的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陈文化教授，希望能有机会让我参加。[1]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中心从事研究工作期间，有感于国外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因思你们年轻人确需创造条件，进一步出国研修。”[2]当先生看到学生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总是给予极大的鼓励，对于我所写的有关“动物踩踏农业”的论文，他虽然提了很多意见，但同时也肯定“论文是搜集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经过消化整理写成的，显见付出很大精力，这是治学的基本精神。希望你保持这种精神。我觉得最可贵的是有关动物踩踏的文献，在过去基础上，大大有了扩充，不论时间和空间上都延伸、扩大了。……你这篇论文如把动物踩踏农业作为一种农业起源的方式提出来，是发前人所未发，很有说服力的。”[3]对于我的“中国历史上的黄穋稻”一文，评价是“这文考证黄穋稻颇有新意，足见你治学甚有进步。”[4]98年夏，当我将《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我所承担的几章初稿交先生审阅的时候，先生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98年9月28日的信中说：
你写的农学史这几章，无论在资料文献的搜集上，或叙述分析上，都大大拓宽了以前类似论著的广度、加深了以前类似论著的深度，后浪推前浪，这是可喜的现象，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农史这个冷板凳领域，日益不景气，后继乏人，这书也是一个代表20世纪末的重要成果，留给下世纪的同行们去继承阐发。
我在北京工作，除了能经常得到先生的书信指点之外，还不断地能得到先生惠赠的论文和著作。有些论文甚至也成为书信的一部分。1994年春，我将“六道、首种、六种考”一文交先生过目，先生看过之后说，“很巧，我在年初也曾写过一篇‘试释田有六道、麦为首种’的短文”，并将该篇的复印件寄给我一份。[5]96年先生将其新出版的《中国稻作史》赠给了学生一册，97年，我在阅读书中“少数民族的水稻栽培”一节时，就傣族古歌谣中的稻作年代问题产生了与先生不同的看法，便以稻作技术史和傣历为依据，写出了“傣族古歌谣中稻作年代考”一文，[6]并将抽印本寄给了先生一份，先生在99年1月21日的信中写道：
从你的文章看，似乎你没有看过《傣族古歌谣》原书，只是根据我在稻作史中的引文作为考证，如果看了原书，可能不会象目前的写法。
的确如此，我在写作该文时，虽然也托社科学院民族所的友人借过此书，但终未能愿，写作该文时，完全是依据先生在书中所提供的材料来进行考证的，没想到投机取巧的办法并没有逃出先生的眼睛，但先生在对傣族古歌谣的成书过程进行了一番评介之后说，“以上不是否定你的文章，我认为你所作的进一步澄清，是把问题的理解深化了，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学术研究的不断前进。”这使我深受鼓舞。
先生给许多农史界的学者的印象是知识渊博、涉猎广泛，这除了他有深厚的功底之外，更在于他有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先生门下读书时，就得知他自费订阅了英文《中国日报》，他说通过阅读英文报纸，在了解新闻的同时，更可以学到许多新出现的英文单词。离开师门之后，他又通过书信将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传达给我们。1991年4月1日到9月底先生应邀在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半年，6月19日先生在一封寄自京都的信中说：
我来时将最近完成的《中国稻作史》初稿也带来，果然不出所料，在收集资料中，发现有些资料可补充到初稿中，在国内已完稿的，到这里便发现应补充，可见国内从事研究的局限性，这是我们在国内研究的最大的条件限制，不可自满。
先生的不自满精神还反映在他对于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运用。最近十多年来，个人电脑迅速发展。先生很早就捕捉到这一动向，并很快就掌握了电脑的运用技术，1993年7月14日的来信中，写道：
说起电脑，我买的是286，外加一台打印机，仿廿四针的，一共化了近六千元。汉字输入的方案甚多，我学的是“表形码”，这是一种适宜于老年人使用的输入法，很容易入门，但易学难精；据说五笔划法则是难学易精。难学是指要死记许多代号，年轻人记忆力好，化上半个月就可以背出了，以后用起来很快捷；而表形码因不必记忆，很快就会使用，但以后要熟练快速，则要受个别字的决不定而拖延。但总的说表形码对我还是很方便的。也不想另学其他的输入法了。……我在使用中最感头痛的是我们经常用到的繁体字、生僻字，为通常的电脑字库所不收，这要等到电脑人员有兴趣同文史结合，根据文史的要求设计字库才能彻底解决。
先生在信中还说，“去年底起，我发表的文章都是用电脑代笔的。”92年年底，国内电脑潮头初起，但文史工作者用电脑的还不多，先生也因此成为农史研究者中最早电脑使用者之一，甚至至今也是农史学者中年龄最长者。98年春节前夕，我还收到了一份先生用电脑制作的贺年卡。相比之下，我身边的一些老先生虽然也感染风气，多次想用电脑，却因没有很好地掌握一种输入法，而欲用又止。而当许多先生还在电脑门槛前徘徊的时候，先生早已从“电脑时代”而进入“网络时代”，1999年1月22日的来信中，写道：“不知你的电脑有没有入网？如已入网，可以用E-mail，方便得多，我的网址是：xiulyou@public1.hz.zj.cn”。由此，我又知先生是国内最早使用网络的农史工作者之一。
先生还多次鼓励我去继续深造，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加上我个人的主观努力不够，更重要的是，先生于我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觉，所以深造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在我看来，也许深造容易，但要找到象先生这样的一个导师却难。无论是否在导师身边，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与导师联系在一起的。98年以前，游先生在给我的信中，都以“雄生同学”开头，后改为“雄生学弟”。可是，在我的心中，先生过去是我的导师，今天是我的导师，明天仍然还是我的导师。祝导师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