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献疑（三）

曾雄生

“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几百年前苏东坡的一句诗，让几百年后的今人争论了老半天，游修龄先生从生物学出发，主张为“零余子”，李根蟠先生从文献记载入手，考证为“薯粮”，我则依据有限的农村生活经验，推断为“红薯块”。几经回合，游修龄认为“零余子”和“薯粮”，两者可以并存，没有矛盾。唯有我抓住薯块不放。

我认为，零余子固然可以食用，红薯也可以加工成薯粮，但是用零余子和薯粮来解释“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则难以接受。因为薯芋类作物最常见的食用方法是将薯块等掘出之后，或蒸、或煮、或煨、或烤。李先生提到的《台海使槎录》所载台湾高山族芋薯的食用方法即为典型，如果加工成薯 粮，是没有办法“开凿地穴，置芋薯于中火煨，以土覆之，随手取食”的。现今北京的烤白薯仍然保留这种吃法。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作物在成实之后是否收获，取决于需要。如果需要，即使没有完全成熟也可能收获，同样，如果不需要，即便完全成熟也可能不收，除非不收会导致损失。如李先生文章中所提到的《授时通考》卷60谈到闽广人种番薯的情况，“……非二三月，及七八月俱可种，但卵有大小耳。卵八九月始生，冬至乃止。始生便可食，若未须者，勿顿掘，令居土中，日渐大，到冬至，须尽掘出，则不败烂。”如果在成熟之后，没有明显的损失，又不急需，是不会着急收获的。比如，一个农家养了几只鸡，鸡在长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再生长，也不下蛋，但农民并不会立即宰杀，尽管喂养这几只鸡还需要每天付出几把米。同样，如果有客人来，则鸡可能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情况下就宰杀待客了。这一切都是取决于需要或必须。

回头说红薯，如果在成熟之后，仍然留在地中，不会有何损失，或者不会有别的不良影响，农民是不会急着将红薯悉数挖出的，如果挖出之后存放在瓮盎中或别的什么地方不会变质，是用不着加工成薯粮的。另外，“磊落”一词在实际使用中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本义没变，即块状物的堆积，如“块磊”是也。古人说的“胸中块磊”和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一块石头压在心上”是一个意思。要之，“磊落”一词更容易使人想起是一堆薯块，而非一堆薯粮。

基于上述考虑，我以为从瓮盎所出的还是薯块，而非零余子或薯粮。不过，这里我也要对我的观点进行更正或补充。以前，我以为是收获之后的红薯块装入瓮盎中，用作临时存放，或长久保鲜，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现在，我找到了这样一条材料，证明“穷冬出瓮盎”可能是一种盆栽法，虽然从瓮盎中出来的还是薯块，但进瓮盎中却是薯苗。元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引唐王旻《山居录》有“种薯蓣”一条，其中提到“又法：子熟时，收子便种，只安肥土，令半入土，不得埋尽，即烂不生。待苗生后，移于破盆甕中，着肥沙土和牛粪及油麻稭，填入盆甕里土中，深三二寸埋之，经二年满盆。若种粗根，当年可取。”（《新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戊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10页）苏轼采用的可能就是这种方法。他先在墙脚四周种植，长出零余子后，用零余子做种，出苗后，再移栽于瓮盎中，在瓮盎中结薯。盆栽是一种精细的栽培方法，它可以给作物提供很好的保护，因此能够在“穷冬”收成。如此看来，入瓮盎中的可能是零余子或薯块所繁殖的苗，而出自瓮盎中的则莫薯块莫属。瓮盎是用来生产的，相当于保护地，所以苏诗中才会与“农畴”（大田）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