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薯蓣盆栽”
曾雄生
我引用唐王旻《山居录》中“种薯蓣”一节，来作为我将理解苏诗“穷冬出瓮盎”的依据，从而得出“盆栽”一说。李根蟠先生读后认为，这是唐代中原已经出现藷蓣盆栽技术的证据，而不是宋代苏轼在海南盆栽“红薯”的证据。是的，这当然不是宋代苏轼在海南盆栽“红薯”的证据，而只是我理解苏诗的依据。就像李先生自己引用西晋稽含的《南方草木状》将苏诗“穷冬出瓮盎”理解为“薯粮”一样。李先生也没有找到苏轼吃“薯米”的证据，苏东坡所说的“海南以藷为粮，几米之十六”和“海南多荒田，……所产秔稌不足于食，乃以藷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以及诗中谈到的“芋羹”“藷糜”之类，皆不能作为薯块加工成薯米的证据，因为薯芋等不必加工成薯米就可以“杂米作粥糜”。退一步来说，即令苏轼吃的就是“薯米”，就可以作为“穷冬出瓮盎”必定为“薯粮”的证据吗？
将“穷冬出瓮盎”解释为“薯粮”，那么，“磊落胜农畴”是什么意思？是单纯的形容“薯粮”很多吗？如果这样，还不如说成“磊落如山丘”。“瓮盎”和“农畴”的逻辑关系在哪里？我以为，“盆栽说”很好地解决了“瓮盎”和“农畴”的逻辑关系问题，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在于生产，即一个指盆栽栽培，一个指大田栽培。
大田栽培由于受气候条件的限制，在冬天难以进行，盆栽则可以通过人为的控制，在冬天不适合于大田栽培的情况下，在盆中进行。通过盆栽实现了反季节栽培，正是在这一点上，“瓮盎”能够“磊落胜农畴”。并不是说，盆栽的总产量超过大田，而只是说冬季用盆栽，比大田中颗粒无收要好。
当然，盆栽也有缺陷，其栽培的面积不可能象大田那么大，所以只能供冬季食用，大田栽培的则要满足其余三季的需要。李先生说：“整个冬天都可以从瓮盎中获取红薯，收获胜过大田，这需要多少盆盎呢？又需要多少“肥沙土和牛粪及油麻稭”呢？光靠他父子俩恐怕未必能办到吧？而人力和财力的支持又来自何方呢？”这里虽然提出了很多问题，但回答并不困难。薯虽然是海南人重要的食物，但并不是唯一的食物，按苏坡所说，“海南以藷为粮，几米之十六”，但（红）薯和（稻）米，也不是海南人食物的全部，还有东坡提到的“紫芋”之类，以及东坡没有提到的更多。岭南人本来就以善吃而著称。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人的食谱应该比今天更广。由于薯芋等并非东坡一家唯一的食物，同时作为一介名士，他家还有可能有更广泛的食物来源，因此，通过盆栽来补贴一下冬天的食物是可能的。
李先生说，“苏东坡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他在海南写了不少诗文，也和一些文人墨客通信唱酬。在苏东坡的诗文中，连谁请他吃烧芋这样的小事都有记载。在海南引进中原盆栽技术这样的新鲜事、大事，是不可能不落痕迹的。可是，我们不但看不到苏东坡和他的朋友的有关记载，而且在海南的方志中也没有相应的消息。”这只是以今人的眼光所做的猜测。首先，盆栽在当时已经不新鲜，更不是什么大事。唐朝时王旻《山居录》已经有记载了。如果说，盆栽实现了反季节栽培，那么，秦汉时期的温室栽培就更早了。其次，即使是新技术，也不一定就为人所认识，认识了也不一定要记载，记载了也不一定保存下来，保存下来也不一定被今人所发现。王旻的《山居录》就曾被学者认为已散佚失，后来才在《新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发现。还有，王旻的《山居录》虽然记载了薯蓣的盆栽法，但在唐末五代韩鄂所著《四时纂要》转述“种薯蓣法”时， 于盆栽一法却弃而不录。
我没说苏轼的《酬刘柴桑》是描写盆栽，只是用苏轼之前早已有盆栽这一事实去解释苏诗中的“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这两句。一如李先生用“薯粮”去解释这两句一样。苏诗中没有交待把种苗移栽到瓮盎中这一关键环节，但也没有交待将薯块“蒸晒切如米粒”这一关键环节。
李先生说：“诗中谈到红薯紫芋种在墙周，开出散发幽香的花，谈到整个冬天可从瓮盎中取出供食，唯独找不到种苗移栽瓮盎的描述！作为一个善于叙事状物的文豪，怎么可能出现这种疏漏呢？说‘穷冬出瓮盎’是盆栽，仅仅是一种猜测罢了。”这段话，换几个字，变成“诗中谈到红薯紫芋种在墙周，开出散发幽香的花，谈到整个冬天可从瓮盎中取出供食，唯独找不到蒸晒切的描述！作为一个善于叙事状物的文豪，怎么可能出现这种疏漏呢？说‘穷冬出瓮盎’是薯粮，仅仅是一种猜测罢了。”也是成立的。
我说：“我找到了一条材料，证明‘穷冬出瓮盎’可能是一种盆栽法。”按照小学语文教学的要求来说，这种说法的确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我写作时的笔误，以及写作时的一种“谦虚”，我想读者是明白其中的意思的。确切地说，我认为用唐代王旻的《山居录》中所记载的“盆栽法”来解释苏诗中的那两句，比用西晋稽含的《南方草木状》所记载的“薯粮”，更接近于事实的真像。
我无意证明李先生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只是想在李先生的观点之外，“标新立异”而已，以此来引发大家对此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作为李先生的学生，我感谢李先生耐心，和对学生无礼的宽容。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精神，我愿意把我不成熟的想法写出来，以此向先生和老师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