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嶺南地區的生態環境與稻作農業

嶺南，大體上相當於現今的廣東、廣西、海南、以及福建和雲南、貴州的部分地區，宋代又稱為嶺外，嶺表，是一個在歷史上和地理上都具有特殊意義的地區。嶺南地區有著悠久的稻作歷史。但至今為止，我們還不能對嶺南稻作發展的歷史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宋以前，嶺南地區的稻作農業給我們留下一個矛盾的印象。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著名水稻專家丁穎教授依據野生稻分佈和歷史文獻記載曾經將華南視為稻作起源地之一，但這一說法始終沒有得到更早期稻作遺存的支援，80年代考古學者李潤權對此進行瞭解釋，並提出假說。[①]2002年3月在廣東封開發現了4000年前的旱稻，可能為這一近年來不被看好的觀點提供新的佐證。[②]2005年4月又有報導說，考古專家從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抽取的32個孢粉,經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證,有4個探方6個層位元元有原始人工栽培稻穀穀殼化石。進而推斷，嶺南稻作史距今有1.2萬年[③]。但嶺南地區早期稻作遺存的發現較之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同類發現顯然要少得多。作為稻作起源地之一仍需要更多的論證。從秦漢開始嶺南地區已成為中央政權管轄的一部分，[④]並開始接受周邊文化的影響，特別是東漢時期，九真太守任延推廣犁耕以來，嶺南地區與內地走上了同樣的農業發展道路。[⑤]1963年廣東西北部連縣的西晉墓中出土犁田、耙田模型，[⑥]和1980年廣西梧州西北倒水南朝磚室墓中出土的耙（耖）田模型，[⑦]多少可以證明史載不虛，同時表明唐宋時期在江南地區出現的水田精耕細作的某些因素，在此之前的嶺南已經出現了。但宋及宋代以前，犁耕在嶺南地區的普及程度如何？仍是一個未知數，因為即使到了南宋時期，嶺南有些地區還在使用人力踏犁。唐代嶺南的一些地方也已採用了水稻移栽技術，劉禹錫在連州所作《插田歌》就是一個證據。但宋代所能見到的還是以直播為多。歷史上許多有關嶺南稻作的文獻都提到「稻再熟」，[⑧]但這種再熟稻的性質是什麼還不能肯定。由於資料的缺乏，我們還不能對上述問題給出一個很好的回答，但我們可以從有關宋代嶺南稻作的歷史中去加以推測，因為宋代嶺南地區的稻作正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

前人對嶺南地區宋代的環境和稻作已有所研究，如韓茂莉的《宋代農業地理》就對嶺南地區的農業生產與土地利用，嶺南地區的糧食作物有專門的章節論述，[⑨]但就宋代嶺南的稻作和環境及其相互間的影響而言，我們還可以作進一步的發展。

宋代江南地區的稻作農業已經進入到精耕細作階段。相比之下，嶺南地區的稻作農業依然粗放。人口稀少是其重要的原因。傳統的精耕細作稻作農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勞動力的多少制約著技術的發展。宋代的嶺南有如漢代的江南。《史記》載：江南卑濕，丈夫早夭。這是導致漢代以前，甚至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江南地區採用火耕而水耨這樣一種較為粗放的生產技術的重要原因。不過唐宋以後，江南地區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一舉改變了原來落後的面貌，然而，嶺南地區似乎還在舊日中徘徊。

宋時醫家，在探討嶺南地方疾病時，非常重視地理氣候環境的影響。「嶺南既號炎方，而又瀕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而二者相薄，此寒熱之疾所由以作也。」[⑩]自古以來，人們提到嶺南，常常與一種可怕的疫病聯繫在一起，這便是瘴氣（主要是瘧疾）。這本是由傳染媒介——按蚊[anopheles;malarial mosquito]的攻擊而感染瘧原蟲而引發的傳染性疾病。古人雖然不知道瘧疾的病源，但他們認為瘴疾是由地理環境所引發的一種疾病。「蓋天氣鬱蒸，陽氣多宣洩，冬不閉藏，草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日受其毒，元氣不固，發為瘴疾。」因瘴而生的還有一種病稱為蠱毒、蠱本感瘴而生。它有兩類，一是嵐霧瘴毒引發的腹脹病，一是由人工培育的毒蟲所致之病。長期以來，蠱毒和瘴氣一樣一直是個存留在人們腦海中的夢魘。此外「五嶺之南，不惟煙霧蒸濕，亦多毒蛇猛獸。」[11]也給人們的生命健康帶來危害。加上當地醫療水準低下，在大病面前，人們「不知醫藥，唯知設鬼，而坐致殂殞。」[12]

惡劣的自然環境嚴重地影響了當地的人口素質與數量，特別是本應作為農業主要勞動力的男性人口的數量和素質。「人生其間，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齒不蕃，土曠人稀，皆風氣使然也。」[13]同時這種不利的影響還有著明顯的性別差異。根據當時人的觀察，嶺南地區的人口性別比率是女性人口大大多於男性人口。一夫多妻盛行。呈現明顯的陰盛陽衰現象。「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餘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虛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而欽之小民皆一夫而數妻，妻各自負販逐市以贍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則人不謂之無所歸耳，為之夫者終日抱子而逰，無子則袖手安居，……」[14]

「惰農自安」。人口的數量和素質，特別是是男性人口的數量與素質，對嶺南地區的稻作農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深廣曠土彌望，田家所耕百之一爾，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後為田，茍膚寸高仰皆棄而不顧，其耕也僅取破塊，不復深易，乃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後，旱不求水，澇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耔耘，一任於天。既獲，則束手坐食，以卒歲。其妻乃負販以贍之，已則抱子嬉遊，慵惰莫甚焉。彼廣人皆半羸長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或至死耳。」稱之為「惰農」。

瘴氣不僅阻礙了本地人口的增長，同時也阻止了外來移民的進入。嶺南地區為瘴疾高發區，除嬰幼兒外，一般人群免疫水準高，發病率較低。相反北方南遷的移民，由於一般都不具備免疫力，當他們遷到瘴疾的高發區之後，往往容易感染瘴疾，複由於醫療水準低，死亡率很高。自秦漢以來，內地的人們一提到嶺南就總要皺眉頭，到了唐宋時期，人們對於嶺南的恐懼更是到了極點。甚至於有人嚇得連嶺南地圖都不敢看。[15]北方人到嶺南之後，死亡率很高，「以其有瘴霧。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16]內地移民，遠到而來，由於水土不服，往往為瘴氣所中，以致性命不保。嶺南個別地區，如，廣西昭州、廣東新州、英州等地的發病率和病死率尤其高，竟有「大法場」和「小法場」之稱。[17]謠言比真實的情況更可怕。宋時有這樣的歌謠，「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18]移民視嶺南為畏途，擋住了許多人南遷的腳步。這和所謂的「生態擴張」正好相反，在crosby的名著中，歐洲入侵者所帶來病毒和細菌，比他們的武器對新大陸和太洋洲的土著人更具毀滅性，因為這些土著民族從未感染過這些病毒和細菌，因而缺少免疫力。[19]可是在宋代的嶺南，外來移民所遭受到的最大的恐懼，不是密林深處暗箭，和毒蛇猛獸，而是彌漫在身邊的山嵐瘴氣。我們可以稱之為「反生態擴張主義」（Anti- Ecological Imperialism,）

環境制約人口的數量和素質，同樣人口也影響著環境。有宋一代，嶺南地區仍然是地廣人稀，與此同時，動植物資源卻相對豐富。這對於農業的發展有積極的一面。地廣人稀為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宋代一些農業較為發達的地區往往耕牛較為缺乏。主要原因是種植業侵佔了本可以用於畜牧業的有限土地。[20]相比之下，嶺南地區的牲畜業卻相對發達。耕牛相對富餘。特別是廣西的雷州、化州等地，「牛多且賤」。主要表現在牛群被大量屠殺和販賣。來自農業發達地區的蘇東坡對此俗大惑不解，他寫道：「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21]在一首詩中，蘇軾還提到海康「殺牛撾鼓祭，城郭為傾動」[22]的習俗。嶺南地區所出產的牛只，除了滿足本地需要以外，還外銷到鄰近地區。宋時江南地區曾從嶺南、西北等地輸入耕牛用於耕作。北宋初年曾在處州（今浙江麗水）任知州的楊億就曾寫過一首《民牛多疫死》的詩，詩題小注：「水牛多自湘、廣，商人驅至，民間貴市之以給用。」[23]又如南宋時，江西贛州、吉州的農民每到農閒季節，「即相約入南販牛，謂之‘作冬’。」[24]畜牧業的發展可以為農業的發展提供動力和肥料。

但動植物資源豐富也有對農業生產和生活不利的一面。嶺南地區使用踏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田中「宿莽巨根」妨礙了牛耕。最可怕的還是各種野生動物。由於「地多虎狼」，嶺南百姓選擇巢居（幹欄式建築），「不如是則人畜皆不得安」。[25]「虎，廣中州縣多有之，而市有虎，欽州之常也，城外水壕往往虎穴其間，時出為人害，村落則晝夜群行，不以為異。」[26]更有甚者，有些野生動物還直接對農作物構成危害。唐宋時期，嶺南沼澤地區有大量鱷魚的分佈，如，「潮陽之湫，鱷魚為害，潮人患之」[27]，這也勢必成為嶺南地區稻作發展的一大障礙。唐代韓愈刺潮時，為此設壇祭鱷，撰《鱷魚文》，以驅走鱷魚。然而，鱷魚只是阻礙沼澤地的開發，還不足以對稻作構成直接的危害，相比之下，野象對稻作的為害更為劇烈。

宋代嶺南地區還有大量的野象的存在。象牙成為當地的一種財富，但往往被官府壟斷。「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群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賣，自今宜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隠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28]從當地百姓而言，野象的存在給當地的農業生產和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倒是實實在在的。據時人宋莘《視聽抄》載：「象為南方之患，土人苦之，不問蔬穀，守之稍不至，踐食之立盡。性嗜酒，聞酒香輒破屋壁入飲之。」[29]如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潮州野象數百食稼，農設穽田間，象不得食，率其群圍行道車馬，斂穀食之，乃去。」[30]《嶺外代答》也提到了野象對於禾稼的危害。「象……，欽州境內亦有之。……象群所在，最害禾稼，人倉卒不能制，以長竹系火逐之，乃退。」[31]就連臨近嶺南潮州的福建漳州也有「野象害稼」的記載[32]。在漳州境內出沒的野象中又以獨象的危害最大。「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群，然不為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肉骨糜碎乃去，蓋獨象乃眾象中最獷悍者，不為群象所容，故遇之則蹂而害人。」[33]早在熙寧七年（1074）春正月庚申，「福建路轉運司言，漳州漳浦縣瀕海接潮州，山有群象，為民患，乞依捕虎賞格，許人捕殺，賣牙入官。從之。」[34]但漳州等地的野象為害到南宋時還沒有根除，並影響到當地的農業開發。朱熹在紹熙三年（1192）二月的《勸農文》中指出：「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俵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為「去除災害」，使「民樂耕耘」，朱熹提出了一些鼓勵殺象的措施「人戶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35]漳州如此，臨近的的嶺南潮州等地更是可想而知，因為潮州等地是當時野象分佈的一個中心，直到明清時期當地還可能有野象的分佈。[36]大象的存在給農業生產所帶來的危害是實實在在的。今天在雲南西雙版納地區，當地的農民仍然要不時地受到野象的侵襲。據當地村民反映，有四頭大象的話，可以把一家人的莊稼吃完。大象特別多的時候，幾乎把整個村的莊稼都吃光了。研究者發現，大象的進食量比較大，像一頭成年象，一天可以吃135公斤到300公斤的東西，玉米，一頭象一晚上就能吃一畝左右，如果來一群七八頭象得吃七八畝，而且來的時候還不是從那呆一天，一呆可能呆一個月、兩個月[37]。

大象之外，一些小型的野生動物也會危害莊稼。如，「山豬，即毫豬，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二三百為群，以害苗稼，州峒中甚苦之。」[38]又廣西安平、七源等州，有一種「狀如山豬而小」，名為「懶婦」小野豬，也「喜食禾苗。田夫經機軸織紝之器掛田所，則不復近。」[39]山豬一類所危害的作物，大多為稻。[40] 鼠害也是嶺南稻作農業的一大災害。鼠害年年有，只是有些年份偏重。「紹興丙寅（1146）夏秋間，嶺南州縣多不雨，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真陽，三邑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成群，禾稼為之一空。」[41]還有鳥害，如廣西雷州「地多沙鹵，禾粟春種秋收，多被海雀所損。」[42]

地廣人稀，資源豐富，當地人不需要花太多的氣力，甚至不需要從事農業，就可以謀生。如潮州「地產魚鹽，民易為生，力穡服田，罕務蓄積，時和歲豐，固無乏絕。」[43]梅州也是「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44]。普遍的情況是「富者寡求，貧者富足」[45]，缺乏發展農業生產的內在動力。這種情形與漢代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載的楚越之地有相似之處，由於「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46]種稻甚至不是生活的主要來源，這就使得原本不多的人口中，直接參加稻作農業的人口很少，少部分參與生產人也是「慵惰莫甚」，耕作極其粗放。「欽州田家鹵莽，牛種僅能破塊，播種之際就田點穀，更不移秧，其為費種莫甚焉。既種之後，不耘不灌，任之於天地。」[47]一些從北方南遷而來的人對此就深有感觸。蘇東坡（子瞻）在「和淵明勸農詩」就曾哀歎儋耳之不耕，說「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為業，所產粳稌不足於食，乃以薯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他自己就有過「日啖薯芋」的經歷，並在「酬劉柴桑」詩中有這樣的詩句：「紅薯與紫芋，遠插牆四周。且放幽蘭香，莫爭霜菊秋。窮冬出甕盎，磊落勝農疇。」[48]其弟在居海康時，發現「農亦甚惰」[49]。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影響著稻作農業的發展。當時嶺南地區的稻作農業還不甚發達，稻米不足食用，充饑之物大多還是原來的薯、芋等塊根和塊莖之類的作物。生於憂患，死於安逸。由於「慵惰莫甚」，體格也得不到鍛煉，嶺南人的身體素質也很差，勞動能力很差。惡性循環的結果，必然影響著稻作的發展。

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稀少的人口之間，維持著一種簡單的生態平衡。稻作農業就在這種簡單平衡下，緩慢地發展著。直到北方人口的大量進入，這種平衡才被打破，稻作農業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發展。這個階段就出現在宋代，特別是南宋。

至少自秦漢開始，北方地區的居民就開始南移，進入嶺南地區。但只是到了宋代才出現了移民的高潮。據《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對各地戶口的記載，自宋太宗到宋神宗時，嶺南道的人口增長最快。增長率為863，高出緊隨其後的江南道368和淮南道358的增長率的一倍以上，是其他道人口增長率的3-6倍。[50]又據斯波義信對對唐代中期至北宋中期各地人口增長情況所作的統計，嶺南地區的潮、循二州人口增長率都超過了1000%，賀州在400-999%之間，柳、貴、容、雷四州在200-299%之間，昭、潯、廣、韶、康、端、新、賓諸州也在100-199%之間。[51]南宋以後，嶺南地區的人口數量雖然在史書中的記載是不增反降，但事實可能正好相反。[52]時人李光（其曾因同胡銓等主戰派上書反對和議，請斬奸臣秦檜等，於紹興十一年(1141)貶謫瓊州）《儋耳廟碑》：「近年風俗稍變，葢中原士人謫居者相踵。」

宋代嶺南新增人口中，除當地人口的自然增長之外，大量的是外來移民。在這些外來移民中既有戍邊的戰士，如，儂智高叛亂被鎮壓以後，大批兵員留在廣西。也有朝廷和地方政府招募的外來移民，如，「擇江浙湖湘負材多智雄大之家，遷居左右江平衍饒沃之地，使自力食，以漸化茲民，而民又一變」。還有江浙一帶的百姓和被流放的大臣。更多的是為了尋找耕地，躲避戰亂而自發南遷的移民。特別是兩宋之交，「時中原士大夫避亂者多在嶺南」[53]。在尋找耕地的人群當中又以相鄰的福建人、江西人和湖南人最多。他們距嶺南較近，來去比較方便，同時他們較之於江北、甚至於淮北的北方人來說，具有較強的對嶺南疾病的免疫力，所以他們出入嶺南就更自如，如江西贛州、吉州的農民每到農閒季節，「即相約入南販牛，謂之‘作冬’」，還有「湖南、北人來廣西販牛」，特別是「罷收稅之後，來者愈多。」[54]久而久之，他們便由入南販牛「作冬」，變為入南開墾作田。如梅州地區本地人從事耕作的人很少，「悉籍汀（福建汀州）贛（江西贛州）僑寓者耕焉」[55]。海康本地的農民也很懶惰，「其耕者多閩人也。」[56]特別是福建人到兩廣地區主要從事農耕，稱為「射耕人」，並成為當地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57]

宋代嶺南稻作是在外來移民和本地土民相互融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海南黎人便是融合的產物。宋代自神宗推行開邊政策以後，對邊區黎人也採用和平招誘方式，使許多歸附成為省地百姓。歸附後的黎民，仍各耕其地，開始向官府交納一定的租稅。但同時，由於「黎洞寬敞，極有可為良田處」，也吸引了大批內陸百姓紛紛前往租佃。在外來移民的影響之下，居住在海南島的黎人出現了生熟之分。「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60]。熟黎即為民族同化的結果。其中「多湖廣、福建之奸民」。融合的結果，使得「黎人半能漢語」。[61]熟黎居住在州縣週邊，「耕作省地，供賦役者」。潮州地區的情況也是如此，南宋時，「有廣南福建之習……雖境土有閩、廣之異，而風俗無漳、潮之分」[62]。在宋代，以善於種田而名聞的福建人，在進入嶺南之後，必然把家鄉的種稻技術帶入嶺南，促進嶺南稻作的發展。移民的進入為稻作的發展注入了活力。

北方人口的大量進入，不僅加大了對稻米的需求，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種稻技術，促進了嶺南稻作的發展。嶺南是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境內居住著瑤、僚、蠻、黎、疍等諸多民族。這些民族，原先大多並非以種稻為生。如，居住在廣西右江的僚人「以射生食動而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63]似乎還處於原始的狩獵經濟時代；海南黎人「所產秔稌，不足於食，乃以藷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64]；廣西瑤人「耕山為生，以粟、豆、芋魁充糧。」[65]但是入宋以後，特別是南宋時期，稻作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嶺南各地都有了水稻種植。如廣東德慶府「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食稻與魚」[66]，潮州「稻得再熟」[67]，南恩州「其地下濕宜稻，耕種多在洞中」[68]，廣西邕州三十六洞蠻，「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粳糯及魚」[69]，象州「民富魚稻……多膏腴之田，長腰玉粒，為南方之最，旁郡亦多取給焉。」[70]甯浦「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71]，貴州「民以水田為業」[72]，黔南「泥秧水畦稻」[73],欽州「種水田桑麻為業」[74]，瓊州「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75]，宜州「其田有水田」[76]等等。瑤族也有了稻作，儘管「其稻田無幾」。[77]稻作成為嶺南的經濟支柱。陳堯叟在廣西任轉運使時，稱嶺南地利之博者，首推水稻，其次便是麻苧[78]。部分地區開始自足有餘。儘管在沈括《夢溪筆談》所提發往京師的稻米中不包括嶺南的稻米，[79]但嶺南產的稻米還是通過各種管道，進入到江南、荊湖和兩浙等地。填補了這些地方由於糧食北運所引起的虧空。如，「廣西斗米五十錢，谷賤莫甚焉。夫其賤，非誠多穀也，正以生齒不蕃，食穀不多耳。田家自給之外，餘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80]又「廣南最系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81]當時兩浙、福建、湖南等地都要向兩廣地區輸入大量的稻米。北宋時，端孺糴米龍川，得粳糯數十斛以歸。時人唐庚有詩調之曰：「倒拔孤舟入瘴煙，歸來百斛瀉豐年，炊香未數神江白（米名），釀滑偏宜佛跡泉。」[82]杭州的米鋪所出售的稻米，除來自蘇、湖、常、秀、淮之外，還有來自廣的客米；[83]二廣之米，更是「艫舳相接於四明（浙江寧波）之境。」[84]南宋朱熹在浙江境內任職時，就「前去與知明州謝直閣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糴廣米接續」[85]。福建人多地少，距兩廣又近，更是廣米的重要出口地，「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巳乏食，糶價翔貴。」[86]以莆田為例，「雖豐年僅足支半歲之食，大率仰南北舟，而仰于南者為最多。」[87]泉州也是如此，當地「田少人稠，民賴廣米積濟，客舟至則就糴，倅主軍餉亦就糴焉」[88]。湖南一些地方在糧食緊張時，也要向廣南進口大米。如長沙就有「南至出渠舡」、「廣米自靈渠出」的說法，[89]即從嶺南購買稻米，經過靈渠，進入瀟湘，轉至長沙。

宋代長江下游地區的稻作已進入到了精耕細作階段。主要表現在：以耕、耙、耖為核心的整地技術的形成，以育秧移栽為核心的播種技術的形成，和以耘田烤田為中心的田間管理技術形成。相比之下，嶺南地區的稻作技術相對落後。廣州民「往往鹵莽，一犁之後，無複用力。」[90]英德：「為農者擇沃土以耕，而於磽地不復用力。」[91]廣西：「其耕也，僅取破塊，不復深易，乃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後，旱不求水，澇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耔耘，一任於天。」[92]「欽州田家鹵莽，牛種僅能破塊，播種之際就田點穀，更不移秧，其為費種莫甚焉。既種之後，不耘不灌，任之於天地。」[93]梅州「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悉籍汀（福建汀州）贛（江西贛州）僑寓者耕焉，故人不患無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給廢。」[94]嶺南耕作雖普遍粗放，但由於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北方精耕細作農業的影響，因而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一是牛耕與踏犁並用。一般認為，中國北方地區自春秋戰國以後就開始使用牛耕，漢代以後，牛耕得到進一步的推廣。嶺南地區也是在漢代開始使用牛耕的。東漢時，「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風行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95]宋代嶺南稻作確有與內地相同的一面，比如冬水田的採用即其一。《種藝必用》提到：「浙中田，遇冬月水在田，至春至大熟。諺云謂之‘過冬水’，廣人謂之‘寒水’，楚人謂之‘泉田’。」牛耕也開始成為嶺南地區最主要的耕作方式，並開始影響到當地的風俗。長期以來，嶺南地區流行著殺牛祭祀的習俗，尤以海南為甚。當地人「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96]大量屠殺成就了當地的牛皮市場。但隨著牛耕的普及，對耕牛依賴的加大，殺牛的習俗開始廢除。哲宗時（1086-1100年）鄭敦義在知潮陽期間，因官市牛皮甚急，恐為害不只于牛，小民將無恃以為命。因上書奏罷市皮之令。[97]紹興年間黃勳知新州時，「課民耕犢，便上其數於官，自是一郡無敢私殺牛。」[98]

宋代嶺南地區，特別是海南黎族地區，還可能有一種牛踏田的整地方式。清人的調查發現，「生黎不識耕種法，亦無外間農具，春耕時用群牛踐地中，踐成泥，撒種其上，即可有收。」[99]「生黎不識耕種法，惟於雨足之時，縱牛于田，往來踐踏，俟水土交融，隨手播種粒於上，不耕不耘，亦臻成熟焉。」[100]生黎居住在深山，不受政府管轄，不供賦役。在文化上也保持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因此直到清朝，甚至上世紀五十年代仍然採用牛踏田的整地方式。這種整地方式除了其自身的民族特色之外，也可能與當地的土壤狀況有關。清時海南瓊州府「西南浮沙蕩溢，墾之為田，必積牛之力蹂踐既久，令其堅實，方可注水。自分秧之後，民不復有家，無男婦老稚，晝夜力于田事，踹風車取水灌田。」[101]從中可以看出，清時當地的耕作方式已注入了移栽和龍骨水車等因素之後，但仍然有踏田的存續。瓊州之昌化縣（即今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縣）等地在宋代「元屬生黎未嘗開通」[102]之地。踏耕是一種原始的耕作方式[103]，清代尚且存在，宋代可想而知，只是缺乏直接的證據罷了。和犁耕一樣，這種整地方式也需要牛的參與，並且比犁耕需要更多的牛。

對耕牛的保護出於對耕牛的使用。但宋代嶺南地區在使用牛耕的同時，還使用著一種看來比牛耕落後的耕作農具——踏犁。雖然宋廷也曾向一些牛力比較缺乏的地區推廣使用踏犁[104]。但是在牛力相對充裕的嶺南地區，[105]踏犁使用更為普遍。踏犁的耕作的效率和品質總不如牛耕，「踏犁五日，可當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於土。」但這似乎並不妨礙踏犁的使用。廣西的靜江府（廣西桂林）就是其一。「靜江民頗力于田。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踏，可耕三尺，則釋左腳，而以兩手翻泥，謂之一進。迤邐而前，泥壟悉成行列，不異牛耕。」和宋政府在別的地區推廣踏犁的原因不同，宋代嶺南並不缺少耕牛，顯然從經濟上不足以解釋嶺南地區使用踏犁的原因。而只能從生態環境上進行解釋。嶺南地區動植物資源豐富，且有大量的荒有待開墾，而踏犁在開墾荒地方面，有著比牛耕更好的效果，這在開始得到開發的嶺南地區，尤為重要。「廣人荊棘費鋤之地，三人二踏犁，夾掘一穴，方可五尺，宿莽巨根，無不翻舉，甚易為功，此法不可以不存。」[106]這就是在宋代廣西靜江能見到踏犁的原因。直到近代，牛耕雖已普及，但仍有使用踏犁者，踏犁「專用來開墾有石崖的荒地，……較用鋤頭省力，一部踏犁，一天可開生荒約5分地。」[107]看來，踏犁的使用並不完全是因為缺少畜力，更非不知牛耕，而只是新開發地區對於農具的一種選擇。也就是說，踏犁對於當地的土壤耕作來說，比牛耕更有效。事實上，宋代嶺南地區在使用踏犁的同時，也使用牛耕。對此，已有學者作過論述，[108]茲不贅述。就牛耕與踏犁二者而言，宋代嶺南地區，踏犁的重要性肯定要勝過牛耕。牛耕也因次要，而沒有得到改進，孝宗年間，靜江地區的田器「薄而小，不足盡地力」[109]。

二是直播和移栽並存。從《嶺外代答》的記載來看，嶺南地區普遍採用的是直播種稻方式。即所謂「就田點（穀）種，更不移秧」。但有跡象表明，嶺南地區在唐代受外來移民的影響便已開始使用水稻移栽技術。唐劉禹錫在連州時作《插田歌》，表明當時連州已有水稻移栽，「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但從「農婦白紵裙，農父綠蓑衣。齊唱郢中歌，嚶佇如竹枝」 [110]來看，這些插秧的農民，原來都是楚國南遷的移民。郢，即是楚國的代稱。後來，楚人在插秧時仍然保留著唱歌的習俗。入宋以後，嶺南地區的水稻移栽技術並未中斷，黃庭堅謫居黔南時就引用了唐朝白居易的詩句「泥秧水畦稻」[111],不且如此，嶺南地區的水稻移栽技術繼續受到外來的影響。證據就是秧馬的使用。秧馬是一種水稻移栽的工具，主要用於拔秧。嶺南地區使用秧馬是與蘇軾聯繫在一起的。蘇軾不僅是秧馬的發現者，也是秧馬的推廣者。紹聖元年（1094），他被貶嶺南。在到達嶺南之前，蘇軾行經江西廬陵（今江西吉安），在廬陵屬下的西昌（今江西泰和），宣德致仕郎曾安止曾將自己xe "养猪"寫作的《禾譜》xe "《禾谱》"給東坡雅正，東坡看過之後，覺得該書「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於是向曾安止介紹了秧馬xe "秧马"發現的經過及其形制，並作秧馬歌，用以推廣秧馬。抵嶺南惠州後，又將秧馬形制介紹給惠州博羅縣令林天和，林建議略加修改，製成「加減秧馬」。又介紹給惠州太守，經過推廣，「惠州民皆已使用，甚便之」。以後粵北的龍川令翟東玉將上任時也從蘇軾處討得秧馬圖紙，帶往龍川推廣。

經過蘇軾的一番努力，秧馬在嶺南得到了使用。北宋唐庚（1071-1121，字子西）就曾在羅浮看到過秧馬，並作詩云：「擬向明時受一廛，著鞭嘗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家夆，從此馳君四十年。」[112]北宋黃徹也記載了此事，並且確定唐子西至羅浮（今廣東羅浮山）所見秧馬就是蘇軾所說的秧馬。[113]秧馬的使用，也可證明北宋時期，嶺南地區已有了水稻移栽技術。

三是月禾的栽培。嶺南「陽氣常泄，故四時放花，冬無霜雪，一歲之間，暑熱過半，窮臘久晴，或至搖扇」[114]。這種炎熱氣候雖不一定適合人類的生長，卻適合水稻生長。嶺南地區是中國最早有雙季稻栽培的地區。漢楊孚《異物志》記載「交趾稻夏冬又熟，農者一歲再種」。隋唐時期，嶺南地區仍然有「稻歲再熟」和「土熱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的記載（《舊唐書•南蠻傳》，《宋史•蠻夷四》）。

宋代嶺南地區的多熟種植似有發展，「稻歲再熟」[115]已不新鮮，如廣西雷州「相承冬耕夏收，號芥禾，多穀粒。又云再熟稻，五月、十一月再熟。」[116]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已是「無月不種，無月不收」[117]。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廣西欽州的「月禾」。「二月種者曰早禾，至四、五月收；三、四月種者曰晚早禾，至六、七月收；五月、六月種者曰晚禾，至八月、九月收。而欽陽七峒中，七、八月始種早禾，九月、十月始種晚禾，十一月、十二月又種，名曰月禾。」這裏的所謂「月禾」，實際上就是雙季或三季連作稻。又據《三陽志》記載：「（潮）州地居東南而暖，穀嘗再熟。其熟于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曰穩禾類是。赤糙米，販而之他州曰金城米。若粳與秫即一熟，非膏映地不可種，獨糙、赤米為不擇，秋成之後為園。若田半植大、小麥，逾歲而後熟，蓋亦於一熟者種耳。麥與菽豆，惟給他用，不雜以食，其本業蓋如此。」 [118]

明朝人認為宋代嶺南雙季稻和三季連作稻與占城稻的引進有著密切的關係。北宋時，占城稻在從福建推廣到江淮兩浙的同時，也引進到了鄰近的嶺南地區。蘇東坡在海南時留有這樣的詩：「半園荒草沒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藷。萬事思量都是錯，不如還叩仲尼居。」[119]占城稻的引進也改變了海南的稻田耕作制度。明《（正德）瓊台志》卷七「風俗條」有這樣的記述：「冬種夏收曰小熟，夏種冬熟曰大熟。自宋播占禾種，夏種秋收今有三熟者」。但宋代嶺南三熟制的實現，並非全由人力所致，而更多的是自然的恩惠。總的說來，宋代嶺南地區的稻田多熟制不能估計過高。最普遍的稻田制度還是一年一熟制。一季收穫之後，大田即處於休閒狀態。這種情況直到近代仍沒有改變。[120]

多熟制常常被經濟史家看作是農業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的標誌，實際上，多熟種植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廣種薄收」，古人有言「廣種不如狹收」。清初學者屈大均就曾指出：海南「禾雖三熟，而往往不給。」[121]至今海南的水稻平均畝產量不足300公斤，與內地其他水稻產區的產量相去甚遠。[122]在評價歷史上的多熟制時，還是應該看看實際的效果。海南的例子就是其一。我們不能因為嶺南出現了月禾，而無視宋代嶺南稻作整體上的不發達。

四菱禾。「深廣曠土彌望，田家所耕，百之一爾，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後為田。苟膚寸高仰，共棄而不顧。」[123]然而，宋代嶺南卻出現了一種適合在山區旱地種植的稻品種：菱禾，或稱菱米。《輿地紀勝》載梅州景物時提到：「菱禾，不知種之所自出自，植於旱山，不假耒耜，不事灌溉，逮秋自熟，粒立粗糲，間有糯，亦可釀，但風味差，不醇。」[124]《方輿勝覽》亦載：「土產菱米。不知種之所自出，植於旱山，不假耒耜，不事灌溉，逮秋自熟，粒米粗糲。」[125]菱，同音通假又寫作棱、稜、淋，本應為陵，陵為丘陵之陵，本為地面所隆起之地，宋人稱為「高仰之地」，這種地勢一般多旱，在丘陵地上所種之稻多為旱稻，所以旱稻又稱為旱棱，或陵稻。陵稻的稱呼首見於《管子·地員篇》：「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其種陵稻。」南宋戴侗《六書故》：「稻，澤土所生芒種也。亦有同類而陸種者，謂之陸稻。記曰：煎醢加於陸稻上。今人謂之：旱稜」[126]宋代旱陵在許多地方都有種植，但可能在嶺南地區分佈最廣。[127]

菱禾的種植與畬田有關。畬田，是山地利用的一種形式，實際上就是刀耕火種。畬田的出現很早，商周時期就已有關於「畬田」的記載，[128]畬田在商周之時出現之後，沉寂了數千年的時間，在唐宋時期又重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唐宋詩歌中就有許多描寫畬田詩句。范成大《勞畬耕·並序》：「畬田，峽中刀耕火種之地也。春初斫山，眾木盡蹶。至當種時，伺有雨候，則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糞。日雨作，乘熱土下種，即苗盛倍收。無雨反是。山多磽確，地力薄則一再斫燒，始可藝。」唐宋時期，畬田主要分佈在上起三峽、經武陵，包括湘贛五嶺以下，至於東南諸山地，至兩廣地區。

然而，宋代長江流域的畬田用於種稻的似乎不多。[129]范成大《勞畬耕·並序》又說：「春種麥、豆作餅餌以度夏。秋則粟熟矣。……雖平生不識粳稻，而未嘗苦饑。」詩中也有「何曾識粳稻，捫腹嘗果然」的詩句，從中可以看出，畬田上所種之作物皆為旱地作物，而不包括秔稻，甚至畬民一生也不知粳稻為何物。唐代白居易等人的詩中就是將畬田和稻田，水種和山田，水苗（稻）和畬粟分開來描述的。[130]由此可見，畬田一般是不種水稻的。

但是，不種水稻卻可能種旱稻。畬田雖不適合於水稻種植，卻可以種植旱稻，也即「畬稻」。宋人張頡「寄達張五丈夔門府」有「火米夏收畬稻早，海椒春放瘴花遲」的詩句，這裏所說的「火米」和「畬稻」都是指在畬田中所植之旱稻。這種畬稻主要分佈在瘴鄉嶺南，所以詩中又提到「瘴花」。嶺南地區是畬田集中分佈的地區之一，也是畬稻的主要產地。北宋時陶弼在「題陽朔縣舍」詩中就有「畬田過雨小溪渾」[131]一句，說明當地有大量畬田的分佈。畬田所植之旱稻便為畬稻。唐李德裕在嶺南道中就看到了「五月畬田收火米」的情形，據《本草綱目》解釋：「西南夷亦有燒山地為畬田，種旱稻者，謂之火米。」[132]今壯語中仍有稱旱稻為「火米」的，其意之一為「地穀」或「旱田穀」，是相對水稻而言。據此有學者推測，從隋唐到宋元，廣西耕畬種植的大部分應是稻穀。[133]唐人元稹在「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中也有「火米帶芒炊」一句，更證明火米是稻一類的作物，因為稻在古代又稱「芒種」，即有芒之種。而且詩中還有「野蓮侵稻隴」一句。不僅如此，「火米帶芒炊」還告訴我們，當時稻穀未經脫殼便加工食用，這種食用方法很可能是類似於江南地區流行的「孛婁」和廣東地區的「炮穀」[134]。爆孛婁和炮穀使用的就是未經脫殼的糯穀，而非已經脫殼的糯米。[135]倘若如此，則所謂「火米」還可能是糯稻。明清時期的畬稻也以糯稻為多。[136]

和畬田、菱禾有關的還有畬民。據《輿地紀勝》的記載，菱禾「本山客輋所種，今居民往往取其種而蒔之。」[137]也就是說嶺南地區菱禾的最初種植者為「山客輋」。「山客輋」，即後來的畬族。眾所周知，菱禾的產地梅州正是畬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畬族是一個以其農耕特徵而命名的民族，也就是說畬族之所以稱為畬族，是與他們居住在山區，從事刀耕火種有關。畬族在宋代的時候已經活躍在嶺南地區，被視為瑤族的一支。潮州是畬族聚居的地區之一。「距（潮）州六七十裏，地名山斜，猺（瑤）人所聚，自耕土田，不納官賦。」[138]這裏所謂的「山斜」，其實就是畬，因為畬有時也寫作成斜。[139]「山斜」是說他們居住在山區。「畬民」一詞最早出現於南宋人劉克莊筆下，是對其福建漳州境內一支的稱呼。[140] 嶺南地區的畬常常稱為「輋」。「輋有二種：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盤，曰藍，曰雷。依山而居，射獵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為婚。有病歿，則並焚其室廬而徒居焉。耕無犁、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焚林木，使灰入土，曰火耨。籍肄縣治，歲納皮張。明設肇官統之。澄海有輋戶，伐山而，藝草而種。海豐地方，有曰羅輋，曰葫蘆輋，曰大溪輋。興寧有大信輋。歸善有窯輋。‘輋’當作‘畬’。海南三灶山內有腴田三百餘頃，畬蠻據之，號招海寇，大為民害。莫瑤稱白衣山子，研山為業，素不供賦、今亦有輸稅廉、欽州矣」。[141]據傅衣淩對畬族名稱由來所做的考證，「唐宋以後，漢人來者益多，越民之強悍者被迫入山，因得峒寇、峒獠之名，又以其燒山地為田，種旱稻，刀耕火種，因名為畬，贛粵兩省則寫為輋，即種畬田之人也。」[142]據歷史地理學家的調查，這些以畬或輋為首尾地名多數分佈在山地、丘陵和臺地地區。尤以內地客家人地區至為普通，可是在廣東沿海和三角洲平原地區，這類地名幾乎絕跡，顯然是土地利用方式差異所致，前者種植旱稻，後者種植水稻，歸根結底又是地區文化背景不同的結果。[143]菱禾，即名為「山客輋」的畬民在畬田中所種之旱稻。「山客輋」所種的菱禾為後來進入的漢人所引種。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不僅嶺南地區的稻作受到了外來移民的影響，同時外來移民也受到嶺南原有稻作的影響。這點在下面的例子中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證明。

嶺南屬於秈稻分佈區，秈稻和粳稻相比，粒型較長。王象晉《輿地紀勝》載：象州「民富魚稻……多膏腴之田，長腰玉粒，為南方之最，旁郡亦多取給焉。」[144]有學者認為，此長腰，即范成大所說的「箭子」，這是江南一帶有名的水稻品種。[145]宋代嶺南所種稻品種中，有一個品種值得注意，這便是鐵腳糯。「鐵腳」是明清時期較常見的稻品種名稱。其特點是莖稈堅勁，不易倒伏。名「鐵腳」的品種中，有粳，亦有糯。《撫郡農產考略》載：「鐵腳撐，一名鐵腳粳，又名硬稿白，早稻也，稻稿長而勁，故名。」[146]《稻品》載：「鐵腳糯……其稈挺而不僕」，系抗倒伏的糯稻品種。這個品種始見於《東坡雜記》：「黎子云言：海南秫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歲儋人，最重鐵腳糯，今歲乃變為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海南秫稻率三五歲一變，以黏為飯，以糯為酒，糯貴而黏賤。蓋以其性善變、罕得佳實也」[147]。雖然如此，但鐵腳糯的出現，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個資訊，即在宋代人們就試圖，通過選種育種來對付強風所引起的農作物倒伏所致的損失。《宋史•五行志》中記載了多次風災，其中有的還直接提到了農作物的損失。如：（嘉定）三年（1210）八月癸酉，大風拔木，折禾穗，墮果實；十六年秋，大風拔木害稼；十七年秋，福州颶風大作，壞田損稼等；海南地處東南沿海地區，容易受大風襲擊，是有鐵腳糯的出現。

五是樁堂的使用。蘇東坡貶嶺南時，在遊博羅香積寺時，見寺下溪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閘而落之，可轉兩輪舉四杵也。並將這一設想告訴了縣令林抃，使督成之。[148]東坡的這一推廣果然見效。到了南宋時期，「豪右並大溪，為舂磑以擅利」，久而久之，成為一種公害，嚴重地影響了水上交通，有識之士力主拆除。[149]碓磨是主要用於碓米磨面的。這和其他地區都是一樣的。但在碓米磨面之前，必須先經過收割和脫粒的過程。這裏便要提到宋代嶺南地區一種特殊的收割和糧食加工方法。宋代收割的方法主要有兩種，最普遍使用的一種是用鐮刀從近稻根處收割，從現存《耕織圖》來看，都採用的是這種收割方式；還有一種主要在流行於嶺南地區。如，「靜江民間獲禾，取禾心一莖稿，連穗收之，謂之：清冷禾」。[150]這樣的收割方法使稻草大部分留在田中，任其自然腐敗，或焚燒之。根據近人對海南黎族的調查，採取這種割稻方法，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則圖省搬運之勞；二則燃料及家畜無需乎此；三則任其在田中朽腐，可作次期耕作之肥料也。」[151]這種狀況可能更接近於稻作的原始狀態。問題是宋代江南地區開始使用近稻根處收割的方法。這種方法的普及，可能並不是出於圖省搬運之勞，而可能是出於某種需要，諸如喂牛，以及用給牲畜作墊欄，作為燃料，以及紡繩作苫，但也有可能與多熟種植有關，因為稻稿留在田中，在沒有腐敗以前，清理會很困難，影響後作種植。

舂米一般都是脫粒和脫殼之後進行，但也有些地方，主要是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由於收割的方法與漢族地區稍有差別，收割時，只取禾穗部盈尺之處割下，在收穫之後，未經脫粒或脫殼就直接地進入到舂米階段。嶺南地區就流行著這種做法。唐代「廣南有舂堂，以渾木刳為槽，一槽兩邊約十杵，男女間立，以舂稻糧。」[152]舂堂，即舂穀的木槽，又名樁堂，或舂塘。「屋角為大木槽。將食時，取禾樁於槽中，其聲如僧寺之木魚，女伴以意運杵，成音韻，名曰：樁堂。每旦及日昃，則樁堂之聲，四聞可聽。」[153]《南海錄》言：南人送死者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鑿大木若小舟以為臼，土人名「舂塘」，死者多斂于舂塘中以葬。[154]這種脫粒方式在十七世紀的臺灣仍然保留下來，「番無碾米之具，以大木為臼，直木為杵，帶穗舂，令脫粟。計足供一日之食，男女同作，率以為常。」[155]在海南，十八世紀仍然保留這種收割和加工方式。「黎人不貯穀，收穫後連禾穗貯之。陸續取而懸之灶上，用灶煙熏透。日計所食之數，摘取舂食，頗以為便。」[156]

以杵臼為工具舂米是古代南方各族加工糧食的一種普遍方法，在今日壯、布依、高山、黎、苗、傣、仡佬等族中尚有流風餘韻可尋。這與中原漢人「碾米為食」顯然有很大的不同。但南方諸族舂米有個習慣就是每天只杵一日之食，從不宿舂。清代陸次雲《峒溪纖志》記載不宿舂的原因是「宿舂則頭痛」，而景泰《雲南圖經·元江軍府風俗》則認為是「無倉庾窖藏，而不食其陳」。今人則認為逐日舂米的習俗是南方諸族上古時期生產力不發達，剩餘物資不多，必須「日計所食之數」方可維持一年生計所長期養成的習慣所致。[157]

地廣人稀，動植物資源豐富，加上相對滯後的農耕技術構成了嶺南地區舊有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發展的圖景。但這種舊有的圖景，在宋朝，隨著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而改變。環境的變遷在一些動物的習性上得到反應，而社會發展的變化則在嶺南的稻作農業上得到體現。宋代嶺南地區的稻作整體上仍然落後於江南地區；但在外來移民的影響之下已然有了很大的發展。同時也保留了有自己原有的一些特色。

2. 司徒尚紀：《嶺南史地論集》，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 l 994年。

4. 漆俠：《中國經濟通史·宋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

5. 陳偉明：《關於宋代嶺南農業生產的若干問題——與漆俠先生商榷》，《中國農史》1987年第 4 期。

6. 陳偉明：《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

7. 陽旭：《唐代嶺南農業的發展》，學術論壇，1995年第3期。

8.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①] 李潤權：〈試論我國稻作的起源〉，《農史研究》第5輯，農業出版社，1985。

[②] 記者李維甯、黃兆存，通訊員陳炳文：〈廣東封開：一場大雨驚現4000年前旱稻顆粒〉，《羊城晚報》2002年3月10日封開訊。

[③] 記者曹菁通訊員黃振生：〈萬年前粵已有水稻英德牛欄洞改寫嶺南水稻史〉，《廣州日報》2005-04-04。

[④] 甚至位於南海中的海南島也不例外。《漢書•地理志》載：「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

[⑤] 《後漢書·任延傳》

[⑥] 徐恒彬：〈簡談廣東連縣出土的西晉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3，75-76。

[⑦] 李乃賢：〈淺說廣西倒水出土耙田模型〉，《農業考古》1982，2，127-129。

[⑧]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十引《異物志》曰：「稻，一歲夏冬再種，出交趾。」《水經注》（卷三十六）提到的交趾夏冬再種的情況是：「名白田，種白穀，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晉人左思《吳都賦》稱，「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劉逵注引東漢楊孚《異物志》云：「交趾稻夏熟，農者一歲再種。」三國時，交趾屬東吳，國稅再熟之稻，可能指的就是交趾種植的雙季稻。唐時，日人元開撰《唐大和上東征傳》提到海南島上的農業時說：「十月作田，正月收粟，養蠶八度，收稻再度。」（引自張澤鹹，〈漢唐時期嶺南地區農業生產述略〉，《九州》（第二輯），商務印書館，1999，65。）證明唐時海南島上仍有「再熟之稻」。

[⑨] 韓茂莉：《宋代農業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

[⑩] [元]釋繼洪：《嶺南衛生方》，中醫古籍出版社，1983，1。

[11] 《嶺南衛生方》，131。

[12]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

[13] 《嶺外代答》卷四《廣右風氣》。

[14] 《嶺外代答》卷十《十妻》。

[15] [宋]李昉《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三《定數八》載：「韋執誼自相貶太子賓客，又貶崖州司馬。執誼前為職方員外，所司呈諸州圖。每至嶺南州圖，必速令將去，未嘗省之。及為相，北壁有圖。經數日，試往閱焉，乃崖州圖矣。意甚惡之。至是，果貶崖州。二年死於海上。」（出《感定錄》）

[16]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四。

[17]《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

[18] [宋]劉安世：《元城語錄》。

[19] A.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 曾雄生：〈跛足農業的形成——從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國農區畜牧業的萎縮〉，《中國農史》，1999（4），35-44 。

[21] [宋]蘇軾：《蘇東坡全集》後集卷九《書柳子厚〈牛賦〉後》。

[22] 《蘇東坡全集》續集第一卷《雷州八首》。

[23] [宋]呂祖謙：《宋文鑑》卷二十四。

[24] [民國]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二六。

[25] 《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巢居》。

[26] 《嶺外代答》卷九《禽獸門，虎》。

[27] [宋]石介：《徂徠集》卷八《辨謗》。

[28]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李昌齡》。

[29] 引自[明]陳耀文：《天中記》卷六十。

[30] 《宋史·五行志》。《夷堅丁志卷第十》也有類似記載：「潮州象：乾道七年，縉雲陳由義，自閩入廣，省其父提舶司。過潮陽，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州赴官，道出於此。此地多野象，數百為群，方秋成之際，鄉民畏其蹂食禾稻，張設陷穽於田間，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舉群合圍惠守於中，閱半日不解，惠之迓卒一二百人，相視無所施力，太守家人窘懼，至有驚死者。保伍悟象意，亟率眾負稻穀，積於四旁，象望見猶不顧，俟所積滿欲，始解圍往食之。其禍乃脫。蓋象以計取食，故攻其所必救。尨然異類，有智如此。然為潮之害，端不在鱷魚下也。」

[31] 《嶺外代答》卷九《禽獸門，象》。

[32]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武泰軍節度使贈太尉鄭公（興裔）神道碑（嘉泰四年）》。

[33] [宋]彭乗：《墨客揮犀》卷三。

[3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四十九，熈寧七年春正月庚申。

[35] [宋]朱熹：《晦庵集》卷一百《勸農文》。

[36] [明]黃衷：《海語》卷中：「象嗜稼，凡引類于田，必次畝而食，不亂蹂也，未旬即數頃盡矣。島夷以孤豚縳籠中，懸諸深樹，孤豚被縳，喔喔不絶聲，象聞而怖，又引類而遁，不敢近稼矣。」四庫本《廣東通志》有引用。

[37] 央視國際：《與象共舞》2005年05月09日。

[38]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又《嶺外代答》卷九《禽獸門》也有同樣記載。

[39] 《嶺外代答》卷九《禽獸門，懶婦》。

[40]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一《箭豬》條云：「又有山豬……肉味美，多脂，以多食禾稻故也。」

[41] [宋]洪邁：《夷堅甲志》，《鼠報》。

[42]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十九。

[43] [宋]許應龍：《東澗集》卷一十三《初至潮州勸農文》。

[44]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二《梅州》。

[45] [宋]蘇過：《斜川集》卷六《志隱》。

[46] 《史記·貨殖列傳》。

[47] 《嶺外代答》卷八《月禾》。

[48] 俱見《蘇東坡全集》續集卷三《和陶詩》。

[49] [宋]蘓轍《欒城集》後集卷五《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一首》。

[50] 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54-55。

[51] [美]彼得.J.戈雷斯：〈宋代鄉村的面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2。

[52] 韓茂莉：《宋代農業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180-182。

[53]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六三，紹興三年三月癸未。

[54]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二六。

[55] 《輿地紀勝》卷一百二《梅州》。

[56] 《欒城集》卷五《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並引》。

[57] 《嶺外代答》卷三《五民》。

[58] [宋]曽鞏：《元豐類稿》卷四十四《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59] [宋]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六。

[60] 《宋史》卷四百九十五《黎洞》。

[61] 《嶺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蠻》。

[62] 《輿地紀勝》卷一百，引餘崇龜《賀潮州黃守》。

[63] 《嶺外代答》卷十《蠻俗門》。

[64] 《蘇東坡全集》續集卷三《和陶詩》；又[宋]趙汝適：《諸蕃志》卷下《海南》有同樣記載。

[65] 《嶺外代答》卷三《外國門上》。

[66] 《輿地紀勝》卷一百一《德慶府》。

[67] 《輿地紀勝》卷一百《潮州》。

[68]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三七《南恩州》。

[69] [宋]司馬光：《涑水紀聞》卷十三；又《中華野史，宋朝》卷一，687。

[70] 《輿地紀勝》卷一百五《象州》。

[71] [宋]秦觀：《淮海集》卷十一《寧浦書事六首（之二）》。

[72] 《輿地紀勝》卷一百十一《貴州》。

[73] [宋]黃庭堅：《山谷內集詩注》卷十二《謫居黔南十首（之八）》。

[74] 《輿地紀勝》卷一百十九《欽州》。

[75] 《輿地紀勝》卷一百二十四《瓊州》。

[76]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八《武臣，曹克明》。

[77] 《嶺外代答》卷三《外國門下，瑤人》。

[78]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三，咸平元年秋七月壬戌。

[79]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二官政二：「發運司歳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荊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荊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歳入六百二十萬石。」

[80] 《嶺外代答》卷四《常平》。

[81] 《晦庵集》卷二十五《與建甯諸司論賑濟劄子》。

[82] [宋]唐庚：《眉山集__眉山詩集》卷五《端孺糴米龍川得粳糯數十斛以歸作詩調之》。

[83]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一六《米鋪》

[84] 《晦庵集》卷二十六《上宰相書》。

[85] 《晦庵集》卷二十一《與宰執劄子》。

[86] [宋]真徳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五《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87] [宋]方大琮：《鐵庵集》卷二十《與何判官士頤》。

[88]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第一百四十三《寳學顏尚書》。

[89] [宋]王阮：《義豐集》卷一《代胡倉進聖德惠民詩一首》。

[90]《鐵庵集》卷三十三《廣州乙巳勸農》。

[91]《輿地紀勝》卷九五《英德府》。

[92]《嶺外代答》卷三《惰農》。

[93]《嶺外代答》卷八《月禾》。

[94] 《輿地紀勝》卷一百二《梅州》。

[95] 《水經注》卷第三十六。

[96] 《蘇東坡全集》後集卷九《書柳子厚〈牛賦〉後首》。

[97] 《隆興潮陽縣誌》卷十二《名宦列傳》。

[98] [明]黃佐：《廣州人物傳》卷六。

[99] [清]張長慶：《黎岐紀聞》。昭代叢書已集廣編，道光十三年刊本。

[100] 《瓊黎一覽》。

[101]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千三百八十卷《瓊州府部》匯考八《瓊州府風俗考》；又清朝德宗光緒二十三年（1897）李有益撰《昌化縣誌》也有相同記載。昌化縣，即今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縣。

[10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二十，神宗元豐四年十一月己酉。

[103] 曾雄生：〈象耕鳥耘探論〉，《自然科學史研究》1990（1），67—77；〈沒有耕具的動物踩踏農業－－農業起源的新模式〉，《農業考古》1993（3），90—100。

[104]《宋會要輯稿》 XE "《宋会要辑稿》" 食貨一之十六。

[105] 嶺南畜力充裕情況可以從當時嶺南地區牛只大量外銷中得到證實。《嶺外代答》中提到「牛自深廣來」，當時江南地區的百姓到嶺南「作冬」，另外，嶺南地區還大量屠宰耕牛。

[106] 《嶺外代答》卷四《踏犁》。

[107] 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廣西壯族自治區宜山縣洛東鄉壯族社會歷史概況》，1965，15。

[108] 陳偉明：〈關於宋代嶺南農業生產的若干問題〉，《中國農史》1987，第4期，62-63。

[109] 《水心先生文集》卷第十五《司農卿湖廣緫領詹公墓誌銘》。

[110] 《全唐詩》卷三五四。

[111] [宋]黃庭堅：《山谷內集詩注》卷十二《謫居黔南十首（之八）》。

[112] [宋]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到羅浮始識秧馬》。

[113] [宋]黃徹：《䂬溪詩話》卷十。

[114] 《嶺南衛生方》，1。

[115] [宋]蘇過：《斜川集》卷六《志隱》。

[116]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十九。

[117] 《嶺外代答》卷八《月禾》。

[118] 《潮州三陽志輯稿，潮州三陽圖志輯稿》（嶺南叢書），陳香白輯校，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第34。

[119] 《蘇東坡全集》續集卷二《絕句·過黎君郊居》。

[120] 民國三十五年《潮州志》卷九《農業》：「水田每年可種早稻及晚稻各一次，其餘時間則任其休閒。」據調查，冬閒田的廣泛存在，除了冬耕作物產量不高，還有可能影響來年早稻種植，肥料來源有限之外，還因為「本州農民生活較易解決，苟早稻、晚稻有收，則生活自可充裕，易於養成好逸厭勞習慣」。這和《嶺外代答》所提到的「惰農」情況是一樣的。

[121]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四《食語，穀》。

[122] 記者蔡於浪、鄧建華：〈禾雖三熟而往往不給解讀海南水稻低產三大原因〉，《海南日報》2003-12-08，第13版。

[123] 《嶺外代答》卷三《惰農》。

[124]《輿地紀勝》卷一百二《梅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826。

[125]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三十六，1991，340。又《格致鏡原》卷七十六引《武陵記》也有同樣記載。

[126] 《六書故》卷二十二。

[127] 現存宋代方志中，只有嘉定十六年(1223)《赤城志》卷三十六《土產》載：「至於旱棱宜旱、倒水賴宜水，是又其性之相反者也。」《赤城志》中出現陵稻也可能與地近嶺南有關。

[128]《易·無妄》有「不耕獲，不甾畬」句。《詩經·周頌·臣工》中則有「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說文解字》曰：「畬，三歲治田也。易曰：‘不甾畬’，田。從田、餘聲，以諸切。」《爾雅·釋地》：「田一歲曰甾，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集韻》：「畬，火種也，詩車切。」

[129] 如湖南「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也。」（張淏：《雲谷雜記》卷四）

[130] 唐詩中就有許多畬田、稻田對稱的例子，如，岑參：「水種新插秧，山田正燒畬。」元稹：「獲稻禪衣卷，燒畬劫火焚。」白居易：「畬田既慵斫，稻田亦懶耘。」白居易：「水苗泥易耨，畬粟灰難鋤」等。

[131] [宋]陶弼：《邕州小集》。

[132]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十二《粳》。

[133] 覃乃昌：《壯族稻作農業史》，廣西民族出版社，1997，237。

[134] 游修齡：《中國稻作史》，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258-259。

[135] 南宋范成大《吳郡志》提到：「爆糯穀於釜中，名孛婁，亦曰米花。」范成大「吳中節物詩」中也有「熬稃腷膊聲」一句，自注云：「炒糯穀以蔔，俗名孛羅，北人號糯米花。」據《武陵舊事》說：「吳俗每歲正月十四日，以糯米穀爆於釜中，名曰孛羅花，又名蔔穀。」元婁元禮《田家五行》載：「雨水節，燒幹鑊，以糯稻爆之，謂之孛羅花，占稻色。」《廣東新語》載：「廣州之俗，歲終以烈火爆開糯穀，名曰炮穀。以為煎堆心餡。煎堆者，以糯粉為大小圓，入油煎之。」

[136] 江西贛南地區也是畬族的聚居地之一，據清乾隆十八年（1753）《瑞金縣誌》卷二《物產》載：「種之山腰輋際而生者，曰菱禾，又曰旱禾，皆糯類也。」

[137] 《輿地紀勝》卷一百二《梅州》。

[138] [宋]趙汝騰：《庸齋集》卷六《資政許樞密神道碑》。

[139] 清代乾隆二十九年廣東《靈山縣誌》卷六《物產》中即有所謂「斜禾粘」、「斜粳」和「斜糯」一類的水稻品種。並注曰：「斜禾即畬田也，撒于丘阜高崗之上，不用水灌，將茅草燒上松而下耐旱，一月一雨，自然成熟，米大粒色燥。」

[140][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三十四《送方漳浦》、九十三《漳州諭畬》、一百二十四《卓刑部》。

[141] [清]範端昂：《粵中見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236。

[142] 傅衣淩：〈福建畬姓考〉，《福建文化》第2卷，1944年，第1期。

[143] 司徒尚紀：嶺南稻作文化起源在地名上的反映，《中國農史》1993年，第1期。

[144]《輿地紀勝》卷一百五《象州》。

[145] 覃乃昌：《壯族稻作農業史》，廣西民族出版社，1997，241。

[146] [清]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卷上。

[147] 《廣東通志》卷五十二引蘇軾海南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8] 《蘇東坡全集》後集卷五《遊博羅香積寺一首，並引》。

[149] [宋]樓錀：《攻媿集》卷一百四《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150]《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樁堂》。

[151]《廣東全省地方紀要》，民國二十三年（1934）。引自引自《中國農學遺產選集，稻下編》，北京:農業出版社,1993，697。

[152] [唐]劉恂：《嶺表錄異》卷上。

[153]《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樁堂》。

[154] [宋]周煇：《清波雜誌》卷七。

[155] [清]居魯：《番社采風圖考》。

[156] [清]張慶長：《黎岐紀聞》，引自《中國農學遺產選集，稻下編》，233。

[157] 吳永章：《中國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