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第一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段与众不同的故事。最近，省委宣传部、省妇联举办“好书进我家”活动，评选出“广东省首届十大优秀书香家庭”
，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视家庭的“冷门”。名列榜首的周肇基是华南农业大学农
史研究室教授，他的夫人韦璧瑜是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在世纪末一个
煦暖的冬日，我们走进了这个家，试图探寻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几代人的人生历程，
把那一缕绵延数代弥久益浓的书香传递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的家庭……
Ａ．几代人的血脉流淌着书香
外公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孙中山曾手书 “乐天”相赠；父亲是燕京大学经济学硕士，一辈子爱国爱厂；他和妻子是大学同窗，都成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三个儿子均受过高等教育，老二留美攻读博士刻意回避母亲的关系……
这是一个简朴然而整洁的居所。广州五山，华南农业大学茶山宿舍区。对面是一间中学，课间操的声音和着柔嫩的草色入帘而来。周肇基教授轻轻关拢阳台的玻璃门，然后开始轻声细语的叙说；韦教授给我们续上清茶，时不时插上一句与她年龄大异的爽朗的笑声，仿佛在周教授严谨的记忆之河溅起朵朵浪花。
周肇基１９３７年生于无锡一个书香世家。他的外祖父秦毓鎏，字效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即加入同盟会，与黄兴、孙中山交好，后来担任过总统府秘书，孙中山先生曾手书“乐天”字幅相赠。秦效鲁写过一本《生物的过去和未来》，后因反对袁世凯入狱，在狱中还写了一本《读庄穷年录》。１９８７年，周肇基在中山大学查找资料时，找到了出版于民国六年三月的这本狱中之作，扉页上外公清秀的毛笔字“奉赠岭南学校藏书楼”仿佛墨香犹在。他把书借回家，勾起了母亲的思忆。母亲也念过大学，年轻时跟着她父亲多次见过黄兴、孙中山，濡染至深。在周肇基小时，母亲就教他背唐诗诵古文，教导他做人要“循规蹈矩”、“行方志圆”。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周肇基影响至深。他出生时，父亲周真伯是家乡名校无锡中学的校长。一家人衣食无忧。但好景不长，日军侵华后，为了躲避战火，父亲带着师生把学校迁到上海法租界，还一度到农村坚持办学。日军踏足上海，即派汉奸找到父亲，要他留在上海。父亲不愿当亡国奴，便召集师生宣布解散学校，举家迁往陕西。解放后，父亲干过老本行，也当过面粉厂厂长。
父亲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硕士，与谈家桢同一个寝室。这位中国著名生物学家当时就已痴迷于生物世界，他在宿舍里养虫子，冬天的晚上怕虫子冻死，常常半夜起身把虫子放到身上取暖。周肇基至今还记得父亲讲这段故事时的神情。父亲当面粉厂的厂长，爱厂如家。地上哪怕有一粒麦子，他也要捡起来。风雨交加的晚上，他总要起床下山到厂里去查看麦子淋湿了没有。文革中父亲受到打击，拉架子车、扫地，他一声不吭，照样干得一丝不苟。晚年时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可还是天天在厂里转悠捡麦子。
而在韦璧瑜的眼中，家公是一位慈爱、严谨的长者。“年轻时我的字很潦草，记得没过门时给家公写过一封信。不久收到他的回信。天哪，他把我写得不规范的字一个个圈了出来，工工整整改正了寄回来。从此我就改了这毛病。”“家公很严格，也很慈爱。我的袜子破了，他都给我补得好好的……”
爱国，正直，严谨，自强……长辈的精神遗产让周肇基夫妇受用终身，更成为延续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精神内核。他们三个儿子也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老二周天宏是留美博士。他报考俄亥俄州立大学药学院时父母都不知道，因为院长卡萨谛先生是韦璧瑜有过科研合作的好友，周天宏不想沾这个光。后来韦教授访问该校，因为翻译不理想，她向院长提出能否叫周天宏来翻译。院长不解：“周？你认识他？”韦教授笑了：“他是我儿子。”卡萨谛先生如梦初醒：“怪不得你们长得有点像。”
如今，周肇基也当爷爷了。远在安徽的长孙读五年级，时不时寄封信来给爷爷汇报学业。周肇基给孙子的奖品总是书呀、笔呀甚至就是橡皮擦。孙子都有意见了：“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我都看完了，爷爷还给我寄小人书。”周肇基这时就会甜蜜地回忆起爸爸来：“小时候爸爸给我的奖品，有蒋梦麟先生主编的《小朋友》杂志，还有报纸的剪贴本……”。
Ｂ．陇上的“白花”在岭南结了果
周肇基大学时代就是“白专典型”，在老一辈农史学家和钱学森等鼓励下，他穷一生精力写就《中国植物生理学史》，被誉为填补空白的力作……
造访周教授之前，我就在脑子中构思了一幅四壁皆书的图画。可进了门，我却一直狐疑着，怎么这个书香世家看不到几本书？终于忍不住提出看看书房，谁知还是书斋寥落。韦教授便介绍，书房小，做成了“榻榻米”，看书累了可以躺一躺，来了客人还可以当客房，所以书柜做了木板门，隔尘，看起来又不会太乱。花了不少的功夫，我这才得到答案。周教授和韦教授做学问大多在办公室，所以虽有藏书万册，放在家里的却不到三分之一。“书是买来用的，不是拿来藏的，更不是拿来摆的。”
“文革时毁了不少好书。记得有一次拉了几架子车‘封资修’的书去卖，回到家越想越心疼，又跑去找了几本回来。卖书前把名字抠掉了，这些幸存下来的书扉页上都有个洞。”说起书，周教授就止不住长吁短叹。“现在好了，专心做学问再不用担心成为‘白专’了。”
１９５５年，周肇基和韦璧瑜同时考取西北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大学校长刘端是当年延安公学教务长，周肇基还记得他在开学典礼上说：“谁的功课四年拿全优，毕业时我给他戴优等生金牌。”周肇基自此铆足了劲，到他毕业那年，２０多门功课都是满分５分。只是，此时神州大地的风向早已转了，周肇基成了“白专典型”。可周肇基却有点“死不改悔”的味道，毕业时和相知相恋的韦璧瑜去了别人都不想去的一个普通大学任教。
从大学时代开始，周肇基就迷上了我国古老的农业科技史。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游修龄教授在他登门求教之后倾囊相授，引导他走上农史研究这条寂寞的学术道路。７０年代，周肇基开始发表自己的农史研究论文，崭露头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播出他几十篇科普文章。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也来信向他索要论文。１９８０年中国科技史学会成立，周肇基成为最年轻的理事之一，被誉为农史研究的“后起之秀”。
１９８６年，在主持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的前辈农史学家梁家勉教授力荐之下，华农校长卢永根亲自写信相邀，周肇基调到了华农，成为梁家勉的助手和接班人。农史研究成了周肇基生活的全部，凝聚他毕生积淀的《中国植物生理学史》也开始“胎动”。植物生理学是“西学”，中国有几千年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历史，其中许多农业技术和经验经久不衰，蕴藏着许多符合植物生理学原理的知识和内容，却长期未被人们所破译。周肇基夜以继日，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终于完成这部以现代植物生理学原理阐释传统农业文明的力作。这部书仅参考、引用的历史文献、古农书、考古研究报告、农史书刊论文就达９００多部（篇）之多，由此可见周肇基甘于寂寞、十年磨剑的苦功。此书于去年底出版，农史学界权威称赞这是“一个尝试性的创举”，是“填补国内国际空白的科技史著作”。
周肇基在书前书后遍数曾给自己以启迪、帮助的师友。他特别提到，１９８８年他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发表《中国传统瓶花技艺》一文后，意外地收到素昧平生的钱学森先生的来信，自此两人开始通信，１０多年间写了９０多封。周肇基说，钱老对自己教诲良多，他学术研究如此深广，以他的身份竟如此谦虚与后辈论学，他的精神也是鼓励自己埋头钻研的一大动力。
陇上的“白花”在岭南结了果。周肇基自称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最欣慰的是几个学生也学有所成，接过了当年梁家勉先生传下来的火炬。
Ｃ．团支书和“书呆子”的一世情缘
能歌善舞的团支书偏偏看上班里的“书呆子”，夫妻相濡以沫四十载，结婚时买的一条毛巾被用到今天，可周肇基从没说过一个“爱
”字……
毫无疑问，是知识的力量促使周肇基锲而不舍做了几十年“寂寞文章”。但是他的学问之旅不因一时之苦而停顿，实在离不开爱情的滋润。１９９２年，周肇基和韦璧瑜同时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成就了一段比翼双飞的佳话。
忆起当年同窗生涯，韦璧瑜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韦璧瑜生在广东长在广西，一进学校就当了班的团支书，她学业优秀，又是学校歌舞队队长，是一棵“红苗子”。生性活泼的她不乏追求者，却偏偏喜欢上默默做学问的“白专典型”。有一次，她的日记被人偷看，尚未萌芽的爱情“曝光”了。团支部为此开了一个星期的会对她进行“帮助”，教育她应该喜欢一个“又红又专”的，而不是周肇基这样的人。韦璧瑜却铁了心：“我偏要和周肇基好！”周肇基是个怯于表达感情的人，两人好归好，却是手也没拉过。眼看快毕业了，周肇基的哥哥找到韦璧瑜，婉转地转达了弟弟的爱意。韦璧瑜又好气又好笑：“那你叫他自己来说呀！
”于是两人有了第一次约会，可绕着操场转了四五圈，周肇基还是没有一句话。韦璧瑜急了：“算了算了，回去吧。你想说的话我知道了。”几年后，两人把两条小床单缝在一起，买了一条毛巾被和两斤喜糖，从此做了一对“同命鸳鸯”。这床毛巾被他们用到今天，可几十年了周肇基连个爱字都没说过。
对物质生活，他们要求极其简单。韦璧瑜里外一把手，但她搞的是植物化学研究，往往在实验室一呆就是一天，有时回到家还在傻想，煮开水能把水壶煮干煮爆，有一次缝棉被竟把缝衣针留在被子里。她一年有几个月在野外工作，三个孩子还小，她撂下一走就是十天半月。周肇基不会做菜，好不容易有点猪肉，毛都没刮干净，白水煮熟就捞上来，也不会调味。孩子不喜欢吃，可那时一个月就一两斤肉，他就一人一寸来个“配给制”。等到孩子长大各奔东西，老两口生活就更简单了。１９９３年，韦璧瑜受华南植物研究所委派出任粤海植物化学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每周有５天住在从化的工厂，临老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周末回家，她都要买好多菜，一份份洗好配好甚至煮好放到冰箱里。周肇基想吃了，拿出来蒸一下就行。
他们的“情调”在别人看来就像笑话。她怕他一个人太寂寞，便买了一对乌龟回家———因为乌龟好养，就是忘了喂，几天死不了。周肇基不知钱为何物，有一次得了２００元稿费，便高兴地交给韦璧瑜让她买条金项链。这可是少有的呀！韦璧瑜又感动又好笑。过了几天，周肇基很认真地问她怎么不买。韦璧瑜忍住笑说：“２００元只能买一小截……”
讲起礼物，周教授拿出一套几十本的线装书《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７０年代末，韦璧瑜到中科院上海药物化学研究所做了一年研究，有一天在书店看到这套康熙年间编纂的图书，就花了１００多元买了下来。当他从上海回到家里，拿出这份用了她差不多两个月工资的“厚礼”，周肇基叫了起来：“我也买了一套！”后来，周肇基把自己的那套送给了学校图书馆，妻子的礼物则一直带在身边。
“这套书对我做学问至今还帮助很大。”周肇基严谨的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载《南方日报》1999.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