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东传与欧亚草原通道——“中原与北方早期青铜文化的互动”

作者： 赵志军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众所周知，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并逐步地取代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但是，小麦是何时传入中国的？通过那条途径传入中国的？传入中国后又是如何扩散的？这些仍然都属于讨论中的问题。

考古学是以物说话的，探讨有关小麦传入的问题，最直接的考古证据是古代小麦遗存。在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中，曾偶尔见到一些有关早期小麦的出土报道，但是，这些小麦遗存几乎都是属于某种偶然的发现，而且在年代的测定上或植物种属的鉴定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疑惑，并由此引发了许多争论。例如，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小麦的年代问题，至今仍在讨论中。

本世纪以来，植物考古学的田野方法～“浮选法”开始被广泛应用到考古遗址的发掘中，从此不断地有植物遗存的出土及相关报道，其中就包括了古代小麦遗存。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为止，约有20余处考古遗址通过系统的浮选出土了小麦遗存。这些遗址大多数分布在黄河流域一带，按考古学文化区域的划分可分为三个部分，从东向西分别是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

在海岱地区，新发现的小麦遗存的年代相对较早，例如，通过科学的浮选法在聊城校场铺、胶州赵家庄、日照两城镇和日照六甲庄四处考古遗址都出土了属于龙山时代的炭化小麦遗存，绝对年代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可信度较高的最早的小麦遗存。

在中原地区，通过浮选出土的小麦遗存的数量较多，年代最早的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绝对年代在距今3900-3500年，例如在偃师二里头、密县新砦、登封王城岗等遗址的发现。另外，在中原地区诸多考古遗址的二里岗时期即商代早期（3600-3400 BP）的文化堆积中，都普遍地浮选出土了炭化小麦遗存。这些新资料说明，小麦应该是在二里头时期传入中原地区，随后便很快在这一区域内普及开来，成为了当地农耕生产中普遍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之一。

考古学中的西北地区涉及到了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这一广阔区域，由于西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其中又包括了在历史时期东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丝绸之路，因此一般都认为，西北地区应该与小麦传入中国的事件密切相关。与之相呼应的是，西北地区也确实是小麦遗存出土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例如，在浮选法被应用之前所发现的小麦遗存大多都出土于西北地区。通过浮选法，近些年来在西北地区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已见报道的有陕西扶风周原遗址和青海互助丰台遗址的资料。但是，西北地区出土的小麦遗存的年代相对较晚，除了尚存很大疑惑的东灰山小麦遗存之外，其他出土的小麦遗存的年代一般在距今3500年以降，至今尚未发现可信的早于4000年的资料。

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可信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分析，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在距今4500-4000 年之间。

小麦是西来的，但是令人迷惑的是，考古出土小麦遗存的分布状况却表现为东早西晚、由东向西梯次传播的反方向布局。例如，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小麦遗存几乎全部出土于中国东部的海岱地区，年代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小麦遗存可追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年代在距今3900-3500年；到了西北地区，除了少数仍在争论中的发现外，其余的出土小麦遗存的年代都没有早过距今3500年。

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小麦是如何传入中国的，确切地说，究竟是通过那条路线传入中国的？

在历史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主干道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这条绿洲通道是必经之路，再加上以往的小麦遗存又大多出土于西北地区，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认为小麦是沿着丝绸之路这条通道传入中国的，即跨越新疆北部，穿过河西走廊，然后由西向东逐步进入中原地区。

但是，根据考古资料所显示的年代逆向分布的特点，河西走廊这条绿洲通道作为小麦东传的路线是否确切，值得重新考虑。

事实上，就古代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而言，丝绸之路并不是唯一的通道，还存在有其他路线，例如欧亚草原通道。

所谓欧亚草原通道是指以欧亚大陆草原为主线的一条东西向的古代通道，东起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穿过中亚，西至西亚乃至东欧。这条草原通道的东段经过蒙古高原，向南沿着河谷地带，如黄河、桑干河、永定河等，可以直接通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事实上，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欧亚草原通道很有可能就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干线。

距今5000-4000年间，在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西部一带分布有阿凡纳谢沃和奥库涅夫等早期青铜文化。距今4000-3000年间，沿着欧亚草原通道的中段，即现今的中亚地区和西西伯利亚一带，活跃着一系列早期青铜文化，通称为安德罗诺沃文化。这些散布在广阔的欧亚大草原上的早期青铜文化虽然不一定存在着相互承续的关系，但却具有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例如，以青铜短剑和动物纹青铜饰件为代表的早期青铜器制作，以畜牧业为主以锄耕农业为辅的混合类型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些相同的文化特征说明，欧亚草原上的早期青铜文化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相互的联系和交流，而这种联系和交流就成为了搭建在欧亚草原通道上的桥梁，从而保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通畅。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即距今5000-3000年间，中国北方长城沿线也分布着一个比较特殊的古代文化群体，苏秉琦先生称之为“北方文化区”。北方文化区的分布范围恰恰就是现今农牧交错带的分布范围，这一区域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应该是畜牧与农业并重。北方文化区除了自身的文化特征外，还包含有某些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的特征（或类似特征），如所谓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蛇纹陶鬲等，同时还具有中原地区古代文化的特征，如尖底瓶、彩陶、绳纹罐等。以上这些混合在一起的南北文化因素显示，在距今5000-3000年间，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文化之间如果发生了碰撞和交流，北方文化区应该扮演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关于北方文化区在古代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媒介作用，早有学者进行过探讨和阐述，但以往的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是以青铜短剑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最近有学者开始讨论绵羊的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青铜短剑和绵羊，能够反映古代文化交流的还应该有小麦。

青铜器、绵羊和小麦，这三类物品最早都发现于西亚，在早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它们很有可能是捆绑在一起向外传播的。这个捆绑在一起的文化包裹由西亚传入中亚后，在欧亚草原诸多早期青铜文化的接力作用下，由西向东逐渐传播，最终到达蒙古高原地区，然后，在长城沿线北方文化区的作用下，通过河谷地地带，由北向南最终传播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区域，即黄河中下游地区。

如果这个传播途径能够最终得到证实的话，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小麦东早西晚的年代逆向分布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