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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李根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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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器和农法（即农业技术体系）是农业生产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两个范畴。农器一般是为一定的农法创制的，农法往往通过一定的农器才能实现，而两者都由人来掌握。农法的进步往往与农器的进步相伴随，并以农器的进步为其重要标志。农器和农法除了统一的一面以外，也有矛盾的一面；有的时候两者发展不同步，有的时候两者可能出现某种背离的现象。
中国传统农业以精耕细作著称于世，同时也拥有许多领先于世界的传统农器。精耕细作农法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与之配套的农器作为它的条件和标志的。
例一：日本学者把中国传统农法称之为“中耕农法”，以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粗放的“休闲农法”。中耕是中国精耕细作传统农法的特征之一，它可以追溯到西周春秋时代。当时已出现垄作、条播、中耕三位一体的技术，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农业撒播、不中耕的无序状态。西周春秋时期，人们非常重视中耕，中耕和春耕、秋收一样，都要在籍田中举行相应的仪式。与这种中耕技术相配套，当时出现了专门的中耕农具——“钱”（青铜铲）和“”（青铜锄）。青铜“钱”、“”成为精耕细作农法萌芽的标志之一。它们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以至成为交换中人们乐于接受的一般等价物，并由此转化为金属铸币。“钱”从此成为货币的名称。以后，货币的形态虽然几经变化（由青铜的“钱布”到圜形的铜钱，再从铜钱到今天的纸币），但“钱”的名称却延续至今，它的本义反而被人淡忘了。
例二：我国精耕细作农法奠基于战国时代，这和当时铁农具的普及密切相关。西汉中期以后牛耕在黄河流域普及，西汉末年《汜胜之书》的农法就是建立在牛耕的基础上的，把精耕细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魏晋南北朝和宋代，北方的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的精耕细作体系相继臻于成熟，农史界习惯分别用“耕—耙—耢—压—锄”和“耕—耙—耖—耘—耥”来概括它们的特点，而“耕—耙—耢—压—锄”和“耕—耙—耖—耘—耥”是与北方旱地耕作农具系列和南方水田耕作农具系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的框形犁（它的成熟形态是唐宋时代的曲辕犁）富摆动性、装有曲面犁壁，适合精耕细作的要求。十八世纪专区吸收中国犁的特点对其原有的耕犁进行改造，成为专区近代农业革命的起点。
但是，中国传统精耕细作农法的发展有时又和农器的发展不完全协调，不完全同步。这里也举两个例子。
例一：汉代有两种著名的丰产农法——代田和区田。代田农法是与“便巧”农器（耦犁、耧车等）相配合的，农法的进步与农器的改进同步，结果在增产的同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但“亩增一斛”，增产约25％，而且“二牛三人”可耕田五顷（大亩），其劳动生产率盖为“一夫百亩（周亩）”的12倍，史称“用力少而得谷多”。它比较适合于大农。区田农法高度精耕细作，号称“亩产百斛”，但依靠劳力的大量投入，而不以农器的改进为条件，甚至不采用铁犁牛耕。它更适合于贫苦的小农。代田这种农法与农器同步、增产与增效并重的发展模式后来并没有得到持续。从西汉中期耦犁推广以来，农器不是继续向大型、高效发展，而是逐步被改造得更加适合小农的需要。倒是区田“亩产百斛”的诱人指标不断吸引后人试验，虽有增产，但总达不到，而且无法大面积推广。
例二：明清时代，精耕细作农法继续发展，土地等农业资源的利用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耕作、施肥、育种、新作物的引进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进步，但农器基本上没有改进。中国传统农器的发展在宋元时代达到高峰后，就基本上停滞不前了。《农政全书》所载农具是抄王祯《农书》的，没有新创造。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如水力连磨、高效的配套的收麦工具钐麦绰等，明清反而罕见或不用了。南方有的精耕细作水平很高的地方，竟从牛耕退回人耕。精耕细作农法向“粪大力勤”式的劳动集约的道路发展，结果在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的提高，甚至停滞和倒退。近世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和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失利，与此有密切关系。造成这些情况可以找出具体的原因来解释，但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小农经济和人多地少的状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已经缺乏改进农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足够的动力。已故著名农史学家王毓瑚先生曾说过，中国农书中记载的大型高效农器实际上并没有广泛使用，农民更多是利用普通的锄、锹等农具进行耕作；利用简陋的农器作出细致的农活，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特点。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智慧，另一方面也是在封建时代小农经营规模狭小、经济状况窘迫境况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农业的发展中，应该尽量使农法和农器的改进、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实现农业机械化仍然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但这种机械化不应是盲目搬用西方的大型农业机械，而必须与中国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缘于此，我认为，《中华农器图谱》现在出版，正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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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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