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具的种类增多，《齐民要术》记载的农具就有２０多种，其中除犁、锹（锸）、锄、耩、镰等原有农具之外，新增的有铁齿漏楱、耢、挞、陆轴、木斫、耧、窍瓠、锋、铁齿耙、鲁斫、手拌斫、批契等。

窍瓠是一种新的播种农具。窍瓠就是点葫芦。《齐民要术·种葱》说：“两耧重耩，窍瓠下之，以批契继腰曳之。”就是指用耧开沟后，用窍瓠播种。

锋是一种畜力牵引的中耕农具，在禾苗稍高时使用，如种谷子，“苗高一尺，锋之”，种大豆，要“锋、耩各一”。锋有浅耕保墒的作用，还可以用于浅耕灭茬。

挞是播后覆种镇压工具。据《齐民要术》所载，挞系“用科木缚如扫帚，复加扁阔，上以土物压之，亦要轻重随宜，曳以打地。”用于耧种之后，覆种平沟，使表层土壤塌实，以利提墒全苗。

新增农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畜力拉耙的出现。汉代虽有竹木耙和铁齿耙，但均属人力耙的范畴。畜力拉耙的明确记载，始见于《齐民要术》，即所谓“铁齿漏楱”，而比《齐民要术》更早两个世纪以上的嘉峪关魏晋壁画中，即有畜力拉耙的形象。嘉峪关壁画中的畜力拉耙是长条形的钉齿耙，有两牛牵引的，也有一牛牵引的。《齐民要术》中所提到的“铁齿漏楱”，据《王祯农书》说，则是人字耙。耙用于耕之后，可以使翻起的土垡变得细碎疏松，并可以去掉草木根茬。

耱是畜力牵引用以摩碎土块、平整地面的工具，是安有牵引装置的长条形木板或用藤条荆条之类编扎而成。从现有画像来看，有两牛单辕耱，也有一牛双辕耱。《齐民要术》中称之为“耢”。用于耕耙之后，可进一步使地平土细，同时也和耰一样，具有覆土的作用。耢和耙一样，有时为了加大效果，使用时，人立其上，用以提高碎土和覆土等的功效。但是否站人，要视情况而定。如湿地种麻或胡麻，就无需站人，因为“劳上加人，则土厚不生。”

在新增农具的同时，原有的一些农具，如犁和其它畜力牵引工具也有了较大改进。犁是当时的主要耕具。从河南渑池出土的铁犁情况来看，当时有三种类型的犁：一是全铁铧；第二种是“Ｖ”字铁铧；另一种是双柄犁，犁头作“Ｖ”字形，可安装铁犁铧。又从嘉峪关等地的发现的魏晋壁画中，可以看出，当时有二牛抬扛式，也有单牛拉犁式。其中单牛拉犁式惭趋普及。《齐民要术》中提到一种“蔚犁”，这种犁既能翻土作垄、调节深浅，且能灵活掌握犁条的宽窄粗细，并可在山涧、河旁、高阜、谷地使用。

这些农具主要是适应北方旱作的需要而出现的。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历来苦旱，尤以春季少雨多风，因此，防旱成为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突出问题。

兴修水利是解决干旱问题的首选。但兴修水利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非个体农户所能承担，因此，农民更多的是采用土壤耕作措施防旱保墒。春秋、战国时期采用的方法是“深耕”、“疾耰”和“易耨”。汉代出现畜力摩田器，土地播种前反复耕摩，配以早助，使保墒能力有所加强。但摩只能使表层的土块细碎，表层以下坷垃不易完全消除，垡片之间可能架空，不但影响禾苗生长，而且保墒能力也有限，尤其时间一长就会跑墒，使土块变得坚硬。

魏晋时期，由于有了畜力拉耙的出现，土壤耕翻后反复耙耢，消灭了土层中的大小坷垃，形成上虚下实的上层，再加上播种后的挞、辗、锄等一些耕作措施，使得土壤保墒蓄墒的能力和持久性大大加强了。《齐民要术·耕田》说：“再劳地熟，旱亦保泽也。”这就标志着北方旱地传统的保墒防旱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为了加大保墒防旱的效果，《齐民要术·耕田》中对土壤耕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如：“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所为“燥湿得所”，就是土壤含水量适当，不过干，也不过湿。因为这时的土壤结持力小，粘着力也小或未产生，从而耕作的阻力小，土块易碎散，耕作质量也就有保证。这种根据土壤墒情来确定翻耕的原则，同样也适用播种时的镇压。《齐民要术》提到“凡春种欲深，宜曳重挞。”但若“其春泽多者，或亦不须挞；必欲挞者，宜须待白背。”因为“湿挞令地坚硬”，“湿辗则令苗瘐。”又如：“秋耕欲深，春夏欲浅”。因为秋耕后到春耕之间，有较长的时间可让土壤自然风化。因此，秋耕欲深，即便是将一部分心土翻上，经过一冬时间的风化，土壤也可以变熟，土壤中的潜在养分可以释放出来，变成有效养分，还可以蓄纳雨水。春耕距播种期近，夏耕为赶种一季作物，这两个时段都很短，如果将心土翻上，来不及风化，所以宜浅。同样的道理还有，“初耕欲深，转地欲浅”，因为“耕不深，地不熟；转不浅，动生土也。”再如，“犁欲廉，劳欲再”，即翻耕的时候，犁条要窄小，这样耕地才透而细，在此基础上，再多次耢地，才能使地熟收到保墒防旱的效果。

《齐民要术》中还对出苗后的中耕等提出了多锄、锄小、锄早、锄了的要求。指出：“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因为“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又说：“凡五谷，唯小锄为良”，因为“小锄者，非直省功，谷亦倍胜。”中耕的方式也由原来单一的锄，发展出了耙、耢、锋、耩等多种形式。

魏晋南北时期，大田作物种类基本是汉代的延续，但大田作物的搭配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广泛采用禾谷类和豆科轮作，并往往在轮作中加入绿肥作物，形成用地养地结合、灵活多样的轮作体系。《齐民要术》记载有多种作物的轮作方式，并且指出什么作物应该和什么作物轮作较好，同时还肯定了许多作物的前后茬关系。书中记述了当时北方二十多种茬口，把适合某些作物的茬口分为上、中、下三等，说明它们在轮作中的地位，而且特别指出豆茬是谷类作物、蔬菜作物的良好前茬。如谷子的最好前茬是绿豆、小豆，其次是麻、黍和胡麻，再次是芜菁、大豆；黍、穄最好是新开荒地，其次是前茬为大豆地，再次是谷子地；谷子和麦都是大豆、小豆的良好前作，小豆是麻的好前作等。

二是间作、混作和套作的发展。《齐民要术》中还记载了多种间、混作方式。如桑下种绿豆、小豆、谷子、芜菁等。葱中种胡荽等。还有混播，“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套种也有初步运用，如：“六月间，可于麻子地间散芜菁而锄之，拟收其根”。

三是绿肥作物的栽培和加入轮作序列之中。中国利用绿肥相当早，但汉代以前只是耕翻自然生长的杂草作肥。栽培绿肥的记载，始见于《广志》：“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这是中国南方冬种绿肥的开始。后魏时期，中国北方也已广泛利用绿肥栽培以培养地力。《齐民要术》中记述了谷、瓜、葵、葱等作物生产中都使用绿肥。当时的绿肥作物有绿豆、小豆、芝麻之类。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方法都是在五、六月中密种，七月八月犁翻，以作为春谷田的肥料，肥效与蚕矢和熟粪相同，使用起来还非常方便。利用和种植绿肥，是中国优良农业技术传统之一，对增加土壤有机质，培育地力和改良土壤以及提高产量，都有重要的作用。

又据《广志》的记载，当时南方有“盖下白稻”的再生稻品种，“正月种，五月获；获讫，其茎根复生，九月熟。”而据《水经注·耒水》的记载，今湖南永兴县有数千亩的稻田，利用当地的温泉灌溉，常以十二月下种，明年三月谷熟，一年可以实现三熟。由此看来，当时部分南方地区已出现多熟制。但这种多熟制在当时整个农业生产中并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贾思勰说：“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的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耗息。”这一切构成了作物品种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作物品种显著增多，其中又以粟和稻最为突出。粟品种《广志》记载了１１个，《齐民要术》补充８６个，加上粱的品种４个，秫品种６个（包括《广志》所记的品种在内），共记载粟类品种１０６个。水稻品种，《广志》记载了１３个，《齐民要术》补充２４个，共３７个。

品种的增加是选种和良种繁育技术发展的结果和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识选种和良种繁育是增产和提高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品种的保纯防杂，必须同选种和繁育良种结合进行。《齐民要术·收种》指出：“种杂者，禾则早晚不均，舂复减而难熟，粜卖以杂糅见疵，炊爨失生熟之节。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为了防止混杂，当时采取了混和选种和建立“种子田”的措施，《收种》篇说：“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刈，高悬之。至春，治别取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蘘草蔽窖。”这是一种良种繁育的方法，同时又是一种品种选育的有效途径。

魏晋南北朝时期，园艺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齐民要术》中记载了栽培方法的蔬菜共达三十余种，比起汉代有明显的增加。新增加的品种有的原来是野生植物，有的原产于少数民族地区，有的是原已驯化，经过长期培育演变出的新的栽培品种。果树方面，黄河流域的果树基本与汉代相同，但南方果树的种类有了很大的发展，据《齐民要术》卷十所载，南方此时的果树种类多达数十种。

园艺作物栽培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蔬菜栽培方面，瓜类蔬菜的栽培比较引人注目。据《齐民要术·种瓜》的记载，这一时期出现了留“本母子瓜”、助苗出土和甜瓜引蔓等技术。本母子瓜是与瓜类蔬菜选种有关的技术。此前虽有禾谷类作物的选种技术，但蔬菜作物的选种尚未提及。选择什么样的瓜来留种呢？书中指出：“食瓜时，美者收取。”“常岁岁先取本母子瓜，截去两头，止取中央子。”所谓“本母子者”，指的是“瓜生数叶后结子”，这种瓜留作种子，“子复早熟”。意思是说，用本母子瓜的种子留种，所生的后代开花结实快，成熟也早。在选定本母子瓜后，要支两头，留中间，因为“近蒂子，瓜曲而细；近头子，瓜短而＃”。甜瓜种子的顶土力弱，何以助其出土？书中提出了利用黄豆替瓜子“起土”的方法，其法是锄去地面干土，开一个像斗口大小的坑，下瓜子四粒，大豆三粒。大豆吸水后膨胀，子叶就顶土而出，瓜子的幼芽就趁着豆苗顶松的土，跟着出苗。等到瓜苗长出几片真叶，再将豆苗用手掐断。甜瓜出苗之后，便要注意引蔓，“蔓广则歧多，歧多则饶子。”蔓即主茎，歧即分枝。为了使蔓多，就需要引蔓，“瓜引蔓皆沿茇上”，茇，指的是引蔓的枝条，或绳索，或某些足以使瓜蔓攀援的支撑物。

除瓜类蔬菜的栽培技术之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大蒜条中子繁殖法。细粒种子匀播法和促使莲子早发芽法。条中子蒜，即选择蒜台中间的蒜子来种，第一年为独头蒜，第二年便成大蒜，蒜头特别大。蔬菜中有不少种子是偏小的。播种时容易稀密不匀，《齐民要术·种葱》篇早介绍了用炒过的谷子同葱子拌种的办法。因为“葱子性涩。不以谷和，下不均调。不炒谷，则草秽生”。莲子皮厚，不易发芽。《齐民要术·养鱼》篇“种莲子法”中提到，用瓦片上磨薄莲子的顶部，取粘土土封在三指粗、二寸长的泥团里。莲子基部要在泥团的下头。下头要平而且重；顶部在泥团的上头，上头呈尖锐形。泥团干后，就投到池中去，重的这一头向下沉，莲子的位置自然摆得稳而正。莲子的顶部皮薄了，容易萌发。

嫁树法最早见于《齐民要术》，一是用斧背敲打枣和林檎的树干；另一种是用瓠石放在李的树杈中。嫁树是现代“环剥”技术的起源。目的在于控制营养物质的分配，用斧背敲击树干，使韧皮部局部受伤，阻止一部分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有机物质向下输送，使较多的有机物质分配给上部枝条的结实，以提高产量和质量。用砖石压树杈法嫁李，作用相同。因李树皮受伤后容易流胶而导致病虫害，所以不用斧背敲打，而改用砖石压树歧的办法。

疏花措施也首见于《齐民要术》。《种枣》篇说：“候大蚕入簇，以杖击其枝间，振去狂花。”因为不震落过多的花朵，徒耗营养，容易落果，果子也贯注不好。疏花对于确保座果、增大果实有一定作用。

魏晋以来，不断有以畜牧业为主要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促进了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时期，中国的主要家畜家禽仍然是马、牛、羊、猪、鸡、鹅、鸭等。值得注意的是由马和驴杂交产生的骡。骡之传入中原，不晚于战国；但直至汉初，它仍然是珍贵难得之物，被中原人视为“奇畜”。西汉时代，北方的牲畜大量引入中原，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纷纷进入中原，也带来了他们的生产习惯和生产技术，并加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齐民要术》第一次记述了马驴杂交培育骡的方法和有关技术原则：“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然必选七、八岁草驴（母驴），骨目（骨窍，指骨盆）正大者：母长则受驹，父大则子壮。草骡不产，产无不死。养草骡，常须防勿令杂群也。”这里指出了三点：一是马和驴杂交所产后代的杂交优势；二是要重视亲本的选择，为其直接影响到所产生的杂交后代的质量；三是指出了远缘杂交后代不育的事实，因此要防止母骡与其他畜群的混杂。这些总结不论在农学史上，或是在生物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同马驴杂交，要注意母驴的选择一样，其它家畜的选种也比较注重母畜的选择。《齐民要术》介绍了从市场上买进怀孕即将生产的马、牛、羊等母畜，从仔畜喂乳期间长得好坏来对母畜进行选择的方法。对母猪则提出了“取短喙无柔毛者良”。

在家畜饲养方面，《齐民要术》提出了“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的役养原则。养马要求“饮食之节，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三刍指的是“饥时与恶刍，饱时与善刍，引之令食，食常饱，则无不肥”。三饮即“朝饮，少之”；“昼饮，则胸餍水”；“暮，极饮之。”养羊要求“春夏早放，秋冬晚出”，放牧时“缓驱行，勿停息”；舍饲时，必须贮足饲料，还要注意羊舍的清洁卫生，以及羊舍的位置与朝向等。养猪与养羊一样，实行的是放牧与舍饲结合，“春夏草生，随时放牧”，“八、九、十月，放而不饲”。为了给猪催肥，当时采取了缩小猪圈减少运动的方法，即所谓“圈不厌小”。

在兽医方面，当时非常重视传染病、侵袭病的防治。汉代卜式养羊法中有“恶者辄去，匆令败群”之说，而《齐民要术》中则进一步提出了隔离的措施，“羊有疥者，间别之”。为了区别有病羊与无病羊，书中还提出了一种跳渎选羊法，“羊有病，辄相污，欲令别病法：当栏前作渎，深二尺，广四尺，往还皆跳过者无病；不能过者，入渎中行过，便别之。”

对兽病的治疗主要集中在马牛方面。对马容易发生的急心黄和黑汗症，当时已使用铍针劈开尾尖放血。对便秘疝、痉挛疝和胞转三种马病也有认识，并使用直肠内摩法，腹下以木棍刮擦，治疗胞转症（膀胱痉挛麻痹的闭尿症）。当时对掏结粪已积累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提到在掏结粪时，要“剪却指甲，以油涂手，恐伤破马肠”。《齐民要术》中提出十三种治疗蹄病（漏蹄、瘙蹄）的方法，其中以沸蜡酒盐溶液浸漏蹄是一个好办法。对狭蹄（蹄壳变形狭窄）则采用锯子切割患蹄的外科手术。针灸也用于马病的治疗，并出现了专门的著作，如《隋书·经籍志》所载的《治马经图》、《马经孔穴图》、《疗马方》等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蚕桑业生产已有显著的发展，但蚕桑业的中心仍然是在黄河流域。有关文献也以黄河流域的种桑养蚕技术为主，其中最主要的有杨泉的《蚕赋》和《齐民要术》中的“种桑柘”一篇。《蚕赋》用四言排句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养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环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对于蚕室温度、湿度、光照和通风，以及桑叶的干湿和粗细等都很讲究。“种桑柘”一篇，则总结了当时的种桑养蚕技术。首次提到用压条法来繁殖桑树，并且认识压条繁殖具有生长迅速的特点。在桑品种方面，除了此前已怕是到的女桑之外，还有地桑、荆桑、鲁桑等名，而鲁桑又有黑鲁桑、黄鲁桑等名称。在养蚕方面，提到蚕有一化、二化、三眼、四眼之分，并引述了南方有八化的多化性种。提到如何用低温控制产生不滞卵，从而达到一年中分批多次养蚕。提到良种选留以茧为主，且以蚕簇中层的茧为上。在养蚕过程中，也有一套较完整的技术。尤其是提到蚕茧的消毒和蚕病害、敌害的防治。

《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从本书的题署中得知他当过“后魏高阳太守”。北魏的行政区中，有两个高阳郡：一属瀛州所领，郡治在今河北省高阳县境内；一属青州所领，郡治在今山东省桓台县东。贾思勰任职的可能是瀛州高阳。从书中所述内容来看，《齐民要术》所反映的主要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

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正处在北魏统治之下。北魏原本是一个经游牧民族为主建立起来的政权，他们入主中原以后，逐渐放弃游牧经济而转向农耕经济。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完成的。他“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献资料，及民间谚语歌谣，并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实践验证，写成了《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全书共十卷，九十二篇，连卷前的“序”和“杂说”，共约十一万五千余字，篇幅之大在中国古代农书中是罕见的。《齐民要术》的内容，牵涉到广泛的方面，用贾思勰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法“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卷首的“序”是全书的总纲，它交待了本书写作的缘起和目的意图。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是列举历代有关言论和事例，论证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性及其途径，最后一段扼要介绍了该书的写作态度方法和基本内容。正文十卷，前三卷讲大田作物（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和蔬菜的种植。其中“耕田”和“收种”两篇，论述土壤耕作技术和种子选育和保藏技术，属于统辖这三卷的耕作栽培总论。以后为分论。讲述谷（粟）、黍穄、粱秫（粟之别种）、大豆、小豆、麻、麻子、大小麦、水稻、旱稻和胡麻等粮食作物的栽培，其中又以“种谷”论述最为详赡。第四卷第五卷讲果树和林木。“园篱”和“栽树”为总论，其余分论果树和经济林木。第六卷是讲动物饲养的，包括饲养畜禽和人工养鱼。首篇“养牛、马、驴、骡”开头部分带有动物饲养总论的性质，而以大部分篇幅介绍相马牛的方法和医治牛马病的诸方。还首次记述马驴杂交培育出骡的方法。以后依次为养羊，养猪，养鸡和养鹅、鸭，内容包括选种繁育、饲养管理、饲料生产、疾病防治和畜产品（毛、乳、蛋等）加工等；其中养羊篇内容较丰富，并附以制酥酪法，收驴马驹、羔、犊法等。最后是“养鱼”，主要引述了《陶朱公养鱼经》所载人工养殖鲤鱼的方法，并首次记载了蓴、藕、莲、芡、芰等水生蔬菜的种植方法，作为该篇的附录。第七、八、九三卷讲述酿造、食品加工、荤素菜谱和文化用品等，基本上属于副业的范畴。卷十是“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这里的“中国”指我国的北方，主要是指出稹后魏的疆域。本卷只有一篇，即第九十二篇，全是引述前人的文献资料，主要是记述南方的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

贾思勰农学思想的中心是“三才”理论。他说：“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长而收少。强苗者短，黄谷之属是也；弱苗者长，青白黑是也。收少者美而耗，收多者恶而息也）。地势有良薄（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良地非独宜晚，早亦无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实也），山泽有异宜（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要求人们尊重和顺应“天时”、“地利”，特别是“物宜”的自然规律。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物制宜。

但是，贾思勰并没有要人们仅仅被动地去顺应天时、地利和物宜。他对人力的作用非常重视，要求人们在掌握天时与农作物生长关系的同时，充分利用地利，创造农作物的最佳生活环境，并采取各种促进农作物生长的经营管理措施，以求得更好的收成。由此出发，贾思勰强调非常强调“勤”与“力”重要性。

勤力并不是要人们去广种薄收，而是要人们在一定的土地上，通过多投入劳动，实行精耕细作，以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来。贾思勰在引述《氾胜之书》的区田法时注道：“谚曰：‘顷不比亩善。’谓多恶不如少善也。”

• 古代韩国旱田耕作法和农耕制度的考察
• 从《齐民要术》看古代农学与儒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