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

农具的改进和北方旱作地区耕—耙—耱技术体系的形成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具的种类增多,《齐民要术》记载的农具就有20多种,其中除犁、锹(锸)、锄、耩、镰等原有农具之外,新增的有铁齿漏楱、耢、挞、陆轴、木斫、耧、窍瓠、锋、铁齿耙、鲁斫、手拌斫、批契等。

窍瓠是一种新的播种农具。窍瓠就是点葫芦。《齐民要术·种葱》说:“两耧重耩,窍瓠下之,以批契继腰曳之。”就是指用耧开沟后,用窍瓠播种。

锋是一种畜力牵引的中耕农具,在禾苗稍高时使用,如种谷子,“苗高一尺,锋之”,种大豆,要“锋、耩各一”。锋有浅耕保墒的作用,还可以用于浅耕灭茬。

挞是播后覆种镇压工具。据《齐民要术》所载,挞系“用科木缚如扫帚,复加扁阔,上以土物压之,亦要轻重随宜,曳以打地。”用于耧种之后,覆种平沟,使表层土壤塌实,以利提墒全苗。

新增农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畜力拉耙的出现。汉代虽有竹木耙和铁齿耙,但均属人力耙的范畴。畜力拉耙的明确记载,始见于《齐民要术》,即所谓“铁齿漏楱”,而比《齐民要术》更早两个世纪以上的嘉峪关魏晋壁画中,即有畜力拉耙的形象。嘉峪关壁画中的畜力拉耙是长条形的钉齿耙,有两牛牵引的,也有一牛牵引的。《齐民要术》中所提到的“铁齿漏楱”,据《王祯农书》说,则是人字耙。耙用于耕之后,可以使翻起的土垡变得细碎疏松,并可以去掉草木根茬。

耱是畜力牵引用以摩碎土块、平整地面的工具,是安有牵引装置的长条形木板或用藤条荆条之类编扎而成。从现有画像来看,有两牛单辕耱,也有一牛双辕耱。《齐民要术》中称之为“耢”。用于耕耙之后,可进一步使地平土细,同时也和耰一样,具有覆土的作用。耢和耙一样,有时为了加大效果,使用时,人立其上,用以提高碎土和覆土等的功效。但是否站人,要视情况而定。如湿地种麻或胡麻,就无需站人,因为“劳上加人,则土厚不生。”

在新增农具的同时,原有的一些农具,如犁和其它畜力牵引工具也有了较大改进。犁是当时的主要耕具。从河南渑池出土的铁犁情况来看,当时有三种类型的犁:一是全铁铧;第二种是“V”字铁铧;另一种是双柄犁,犁头作“V”字形,可安装铁犁铧。又从嘉峪关等地的发现的魏晋壁画中,可以看出,当时有二牛抬扛式,也有单牛拉犁式。其中单牛拉犁式惭趋普及。《齐民要术》中提到一种“蔚犁”,这种犁既能翻土作垄、调节深浅,且能灵活掌握犁条的宽窄粗细,并可在山涧、河旁、高阜、谷地使用。

这些农具主要是适应北方旱作的需要而出现的。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历来苦旱,尤以春季少雨多风,因此,防旱成为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突出问题。

兴修水利是解决干旱问题的首选。但兴修水利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非个体农户所能承担,因此,农民更多的是采用土壤耕作措施防旱保墒。春秋、战国时期采用的方法是“深耕”、“疾耰”和“易耨”。汉代出现畜力摩田器,土地播种前反复耕摩,配以早助,使保墒能力有所加强。但摩只能使表层的土块细碎,表层以下坷垃不易完全消除,垡片之间可能架空,不但影响禾苗生长,而且保墒能力也有限,尤其时间一长就会跑墒,使土块变得坚硬。

魏晋时期,由于有了畜力拉耙的出现,土壤耕翻后反复耙耢,消灭了土层中的大小坷垃,形成上虚下实的上层,再加上播种后的挞、辗、锄等一些耕作措施,使得土壤保墒蓄墒的能力和持久性大大加强了。《齐民要术·耕田》说:“再劳地熟,旱亦保泽也。”这就标志着北方旱地传统的保墒防旱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为了加大保墒防旱的效果,《齐民要术·耕田》中对土壤耕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如:“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所为“燥湿得所”,就是土壤含水量适当,不过干,也不过湿。因为这时的土壤结持力小,粘着力也小或未产生,从而耕作的阻力小,土块易碎散,耕作质量也就有保证。这种根据土壤墒情来确定翻耕的原则,同样也适用播种时的镇压。《齐民要术》提到“凡春种欲深,宜曳重挞。”但若“其春泽多者,或亦不须挞;必欲挞者,宜须待白背。”因为“湿挞令地坚硬”,“湿辗则令苗瘐。”又如:“秋耕欲深,春夏欲浅”。因为秋耕后到春耕之间,有较长的时间可让土壤自然风化。因此,秋耕欲深,即便是将一部分心土翻上,经过一冬时间的风化,土壤也可以变熟,土壤中的潜在养分可以释放出来,变成有效养分,还可以蓄纳雨水。春耕距播种期近,夏耕为赶种一季作物,这两个时段都很短,如果将心土翻上,来不及风化,所以宜浅。同样的道理还有,“初耕欲深,转地欲浅”,因为“耕不深,地不熟;转不浅,动生土也。”再如,“犁欲廉,劳欲再”,即翻耕的时候,犁条要窄小,这样耕地才透而细,在此基础上,再多次耢地,才能使地熟收到保墒防旱的效果。

《齐民要术》中还对出苗后的中耕等提出了多锄、锄小、锄早、锄了的要求。指出:“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因为“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又说:“凡五谷,唯小锄为良”,因为“小锄者,非直省功,谷亦倍胜。”中耕的方式也由原来单一的锄,发展出了耙、耢、锋、耩等多种形式。

农作制的发展和选种技术

魏晋南北时期,大田作物种类基本是汉代的延续,但大田作物的搭配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广泛采用禾谷类和豆科轮作,并往往在轮作中加入绿肥作物,形成用地养地结合、灵活多样的轮作体系。《齐民要术》记载有多种作物的轮作方式,并且指出什么作物应该和什么作物轮作较好,同时还肯定了许多作物的前后茬关系。书中记述了当时北方二十多种茬口,把适合某些作物的茬口分为上、中、下三等,说明它们在轮作中的地位,而且特别指出豆茬是谷类作物、蔬菜作物的良好前茬。如谷子的最好前茬是绿豆、小豆,其次是麻、黍和胡麻,再次是芜菁、大豆;黍、穄最好是新开荒地,其次是前茬为大豆地,再次是谷子地;谷子和麦都是大豆、小豆的良好前作,小豆是麻的好前作等。

二是间作、混作和套作的发展。《齐民要术》中还记载了多种间、混作方式。如桑下种绿豆、小豆、谷子、芜菁等。葱中种胡荽等。还有混播,“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套种也有初步运用,如:“六月间,可于麻子地间散芜菁而锄之,拟收其根”。

三是绿肥作物的栽培和加入轮作序列之中。中国利用绿肥相当早,但汉代以前只是耕翻自然生长的杂草作肥。栽培绿肥的记载,始见于《广志》:“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这是中国南方冬种绿肥的开始。后魏时期,中国北方也已广泛利用绿肥栽培以培养地力。《齐民要术》中记述了谷、瓜、葵、葱等作物生产中都使用绿肥。当时的绿肥作物有绿豆、小豆、芝麻之类。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方法都是在五、六月中密种,七月八月犁翻,以作为春谷田的肥料,肥效与蚕矢和熟粪相同,使用起来还非常方便。利用和种植绿肥,是中国优良农业技术传统之一,对增加土壤有机质,培育地力和改良土壤以及提高产量,都有重要的作用。

又据《广志》的记载,当时南方有“盖下白稻”的再生稻品种,“正月种,五月获;获讫,其茎根复生,九月熟。”而据《水经注·耒水》的记载,今湖南永兴县有数千亩的稻田,利用当地的温泉灌溉,常以十二月下种,明年三月谷熟,一年可以实现三熟。由此看来,当时部分南方地区已出现多熟制。但这种多熟制在当时整个农业生产中并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贾思勰说:“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的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耗息。”这一切构成了作物品种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作物品种显著增多,其中又以粟和稻最为突出。粟品种《广志》记载了11个,《齐民要术》补充86个,加上粱的品种4个,秫品种6个(包括《广志》所记的品种在内),共记载粟类品种106个。水稻品种,《广志》记载了13个,《齐民要术》补充24个,共37个。

品种的增加,使得命名和分类成为必要。关于作物品种的命名,贾思勰根据当时谷子品种的名称进行了概括:“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字为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可见,当时品种的主要三种命名方法,一是以培育者姓名命名;二是根据品种的形态;三是根据品种的特征,如生育期、耐水性等。这些命名方法,现在仍在沿用。命名在于彰显品种的个性,而在个性之间也存在一些共性。贾思勰综合地考察了作物品种的这些特征和特性,将当时86个粟的品种分为四大类:朱谷等14种,早熟、耐旱、免虫;今堕车等24种,穗上都有芒,耐风、免雀暴;宝珠黄等38种,中熟大谷;竹叶青等10种,晚熟、耐水,有虫灾则被害尽。在介绍品种时还将其显著的优缺点指出来,这些都为品种的分类和优良品种的选育初步奠定了科学基础。

品种的增加是选种和良种繁育技术发展的结果和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识选种和良种繁育是增产和提高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品种的保纯防杂,必须同选种和繁育良种结合进行。《齐民要术·收种》指出:“种杂者,禾则早晚不均,舂复减而难熟,粜卖以杂糅见疵,炊爨失生熟之节。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为了防止混杂,当时采取了混和选种和建立“种子田”的措施,《收种》篇说:“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刈,高悬之。至春,治别取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蘘草蔽窖。”这是一种良种繁育的方法,同时又是一种品种选育的有效途径。

园艺、畜牧兽医和桑蚕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园艺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齐民要术》中记载了栽培方法的蔬菜共达三十余种,比起汉代有明显的增加。新增加的品种有的原来是野生植物,有的原产于少数民族地区,有的是原已驯化,经过长期培育演变出的新的栽培品种。果树方面,黄河流域的果树基本与汉代相同,但南方果树的种类有了很大的发展,据《齐民要术》卷十所载,南方此时的果树种类多达数十种。

园艺作物栽培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蔬菜栽培方面,瓜类蔬菜的栽培比较引人注目。据《齐民要术·种瓜》的记载,这一时期出现了留“本母子瓜”、助苗出土和甜瓜引蔓等技术。本母子瓜是与瓜类蔬菜选种有关的技术。此前虽有禾谷类作物的选种技术,但蔬菜作物的选种尚未提及。选择什么样的瓜来留种呢?书中指出:“食瓜时,美者收取。”“常岁岁先取本母子瓜,截去两头,止取中央子。”所谓“本母子者”,指的是“瓜生数叶后结子”,这种瓜留作种子,“子复早熟”。意思是说,用本母子瓜的种子留种,所生的后代开花结实快,成熟也早。在选定本母子瓜后,要支两头,留中间,因为“近蒂子,瓜曲而细;近头子,瓜短而#”。甜瓜种子的顶土力弱,何以助其出土?书中提出了利用黄豆替瓜子“起土”的方法,其法是锄去地面干土,开一个像斗口大小的坑,下瓜子四粒,大豆三粒。大豆吸水后膨胀,子叶就顶土而出,瓜子的幼芽就趁着豆苗顶松的土,跟着出苗。等到瓜苗长出几片真叶,再将豆苗用手掐断。甜瓜出苗之后,便要注意引蔓,“蔓广则歧多,歧多则饶子。”蔓即主茎,歧即分枝。为了使蔓多,就需要引蔓,“瓜引蔓皆沿茇上”,茇,指的是引蔓的枝条,或绳索,或某些足以使瓜蔓攀援的支撑物。

除瓜类蔬菜的栽培技术之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大蒜条中子繁殖法。细粒种子匀播法和促使莲子早发芽法。条中子蒜,即选择蒜台中间的蒜子来种,第一年为独头蒜,第二年便成大蒜,蒜头特别大。蔬菜中有不少种子是偏小的。播种时容易稀密不匀,《齐民要术·种葱》篇早介绍了用炒过的谷子同葱子拌种的办法。因为“葱子性涩。不以谷和,下不均调。不炒谷,则草秽生”。莲子皮厚,不易发芽。《齐民要术·养鱼》篇“种莲子法”中提到,用瓦片上磨薄莲子的顶部,取粘土土封在三指粗、二寸长的泥团里。莲子基部要在泥团的下头。下头要平而且重;顶部在泥团的上头,上头呈尖锐形。泥团干后,就投到池中去,重的这一头向下沉,莲子的位置自然摆得稳而正。莲子的顶部皮薄了,容易萌发。

果树栽培采用了嫁接、嫁树、疏花等技术。嫁接技术在汉代即有采用,但在魏晋时期,嫁接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由靠接到劈接,由近缘嫁接到远缘嫁接,由单纯为了结果到选择接穗和砧木使其兼能提早结实和改良品质。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中有专门的一篇,讲梨树的嫁接,书中指出嫁接的梨树结果比实生苗快。书中专门介绍接梨的具体方法。嫁接首先需要有砧木和接穗。砧木和接穗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嫁接的成活率,结果的早晚、多少和品质。书中提出接梨的砧木有5种,这5种砧木是棠、杜、桑、枣、石榴。5种之中棠接梨最好,结出的梨果肉质细嫩,杜差一些,而桑最差。接枣和石榴能结出好梨,但成活率低,10株之中,只能成活一二株。书中提出适宜作接穗的只有优良梨树向阳的枝条,其他如阴中枝、鸠脚老枝(多年生果台校)、根蒂小枝等都不宜作穗,否则结果少、迟,而且树形也不好看。嫁接的时间也有讲究,书中提出:“梨叶微动为上时,将欲开莩为下时。”也就是说,以梨树叶芽刚刚冒出的时候为最好。书中详细地介绍了接梨的方法,从做砧木和接穗,插入之后的封泥、浇水、覆土等都做了反复缜密的交代,并有具体的要求,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书中提到的“木边向木,皮还近皮”,一语,道出了嫁接成功的关键。

嫁树法最早见于《齐民要术》,一是用斧背敲打枣和林檎的树干;另一种是用瓠石放在李的树杈中。嫁树是现代“环剥”技术的起源。目的在于控制营养物质的分配,用斧背敲击树干,使韧皮部局部受伤,阻止一部分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有机物质向下输送,使较多的有机物质分配给上部枝条的结实,以提高产量和质量。用砖石压树杈法嫁李,作用相同。因李树皮受伤后容易流胶而导致病虫害,所以不用斧背敲打,而改用砖石压树歧的办法。

疏花措施也首见于《齐民要术》。《种枣》篇说:“候大蚕入簇,以杖击其枝间,振去狂花。”因为不震落过多的花朵,徒耗营养,容易落果,果子也贯注不好。疏花对于确保座果、增大果实有一定作用。

魏晋以来,不断有以畜牧业为主要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促进了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时期,中国的主要家畜家禽仍然是马、牛、羊、猪、鸡、鹅、鸭等。值得注意的是由马和驴杂交产生的骡。骡之传入中原,不晚于战国;但直至汉初,它仍然是珍贵难得之物,被中原人视为“奇畜”。西汉时代,北方的牲畜大量引入中原,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纷纷进入中原,也带来了他们的生产习惯和生产技术,并加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齐民要术》第一次记述了马驴杂交培育骡的方法和有关技术原则:“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然必选七、八岁草驴(母驴),骨目(骨窍,指骨盆)正大者:母长则受驹,父大则子壮。草骡不产,产无不死。养草骡,常须防勿令杂群也。”这里指出了三点:一是马和驴杂交所产后代的杂交优势;二是要重视亲本的选择,为其直接影响到所产生的杂交后代的质量;三是指出了远缘杂交后代不育的事实,因此要防止母骡与其他畜群的混杂。这些总结不论在农学史上,或是在生物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同马驴杂交,要注意母驴的选择一样,其它家畜的选种也比较注重母畜的选择。《齐民要术》介绍了从市场上买进怀孕即将生产的马、牛、羊等母畜,从仔畜喂乳期间长得好坏来对母畜进行选择的方法。对母猪则提出了“取短喙无柔毛者良”。

在家畜饲养方面,《齐民要术》提出了“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的役养原则。养马要求“饮食之节,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三刍指的是“饥时与恶刍,饱时与善刍,引之令食,食常饱,则无不肥”。三饮即“朝饮,少之”;“昼饮,则胸餍水”;“暮,极饮之。”养羊要求“春夏早放,秋冬晚出”,放牧时“缓驱行,勿停息”;舍饲时,必须贮足饲料,还要注意羊舍的清洁卫生,以及羊舍的位置与朝向等。养猪与养羊一样,实行的是放牧与舍饲结合,“春夏草生,随时放牧”,“八、九、十月,放而不饲”。为了给猪催肥,当时采取了缩小猪圈减少运动的方法,即所谓“圈不厌小”。

在兽医方面,当时非常重视传染病、侵袭病的防治。汉代卜式养羊法中有“恶者辄去,匆令败群”之说,而《齐民要术》中则进一步提出了隔离的措施,“羊有疥者,间别之”。为了区别有病羊与无病羊,书中还提出了一种跳渎选羊法,“羊有病,辄相污,欲令别病法:当栏前作渎,深二尺,广四尺,往还皆跳过者无病;不能过者,入渎中行过,便别之。”

对兽病的治疗主要集中在马牛方面。对马容易发生的急心黄和黑汗症,当时已使用铍针劈开尾尖放血。对便秘疝、痉挛疝和胞转三种马病也有认识,并使用直肠内摩法,腹下以木棍刮擦,治疗胞转症(膀胱痉挛麻痹的闭尿症)。当时对掏结粪已积累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提到在掏结粪时,要“剪却指甲,以油涂手,恐伤破马肠”。《齐民要术》中提出十三种治疗蹄病(漏蹄、瘙蹄)的方法,其中以沸蜡酒盐溶液浸漏蹄是一个好办法。对狭蹄(蹄壳变形狭窄)则采用锯子切割患蹄的外科手术。针灸也用于马病的治疗,并出现了专门的著作,如《隋书·经籍志》所载的《治马经图》、《马经孔穴图》、《疗马方》等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蚕桑业生产已有显著的发展,但蚕桑业的中心仍然是在黄河流域。有关文献也以黄河流域的种桑养蚕技术为主,其中最主要的有杨泉的《蚕赋》和《齐民要术》中的“种桑柘”一篇。《蚕赋》用四言排句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养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环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对于蚕室温度、湿度、光照和通风,以及桑叶的干湿和粗细等都很讲究。“种桑柘”一篇,则总结了当时的种桑养蚕技术。首次提到用压条法来繁殖桑树,并且认识压条繁殖具有生长迅速的特点。在桑品种方面,除了此前已怕是到的女桑之外,还有地桑、荆桑、鲁桑等名,而鲁桑又有黑鲁桑、黄鲁桑等名称。在养蚕方面,提到蚕有一化、二化、三眼、四眼之分,并引述了南方有八化的多化性种。提到如何用低温控制产生不滞卵,从而达到一年中分批多次养蚕。提到良种选留以茧为主,且以蚕簇中层的茧为上。在养蚕过程中,也有一套较完整的技术。尤其是提到蚕茧的消毒和蚕病害、敌害的防治。

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从本书的题署中得知他当过“后魏高阳太守”。北魏的行政区中,有两个高阳郡:一属瀛州所领,郡治在今河北省高阳县境内;一属青州所领,郡治在今山东省桓台县东。贾思勰任职的可能是瀛州高阳。从书中所述内容来看,《齐民要术》所反映的主要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

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正处在北魏统治之下。北魏原本是一个经游牧民族为主建立起来的政权,他们入主中原以后,逐渐放弃游牧经济而转向农耕经济。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完成的。他“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献资料,及民间谚语歌谣,并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实践验证,写成了《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全书共十卷,九十二篇,连卷前的“序”和“杂说”,共约十一万五千余字,篇幅之大在中国古代农书中是罕见的。《齐民要术》的内容,牵涉到广泛的方面,用贾思勰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法“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卷首的“序”是全书的总纲,它交待了本书写作的缘起和目的意图。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是列举历代有关言论和事例,论证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性及其途径,最后一段扼要介绍了该书的写作态度方法和基本内容。正文十卷,前三卷讲大田作物(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和蔬菜的种植。其中“耕田”和“收种”两篇,论述土壤耕作技术和种子选育和保藏技术,属于统辖这三卷的耕作栽培总论。以后为分论。讲述谷(粟)、黍穄、粱秫(粟之别种)、大豆、小豆、麻、麻子、大小麦、水稻、旱稻和胡麻等粮食作物的栽培,其中又以“种谷”论述最为详赡。第四卷第五卷讲果树和林木。“园篱”和“栽树”为总论,其余分论果树和经济林木。第六卷是讲动物饲养的,包括饲养畜禽和人工养鱼。首篇“养牛、马、驴、骡”开头部分带有动物饲养总论的性质,而以大部分篇幅介绍相马牛的方法和医治牛马病的诸方。还首次记述马驴杂交培育出骡的方法。以后依次为养羊,养猪,养鸡和养鹅、鸭,内容包括选种繁育、饲养管理、饲料生产、疾病防治和畜产品(毛、乳、蛋等)加工等;其中养羊篇内容较丰富,并附以制酥酪法,收驴马驹、羔、犊法等。最后是“养鱼”,主要引述了《陶朱公养鱼经》所载人工养殖鲤鱼的方法,并首次记载了蓴、藕、莲、芡、芰等水生蔬菜的种植方法,作为该篇的附录。第七、八、九三卷讲述酿造、食品加工、荤素菜谱和文化用品等,基本上属于副业的范畴。卷十是“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这里的“中国”指我国的北方,主要是指出稹后魏的疆域。本卷只有一篇,即第九十二篇,全是引述前人的文献资料,主要是记述南方的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

贾思勰农学思想的中心是“三才”理论。他说:“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长而收少。强苗者短,黄谷之属是也;弱苗者长,青白黑是也。收少者美而耗,收多者恶而息也)。地势有良薄(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良地非独宜晚,早亦无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实也),山泽有异宜(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要求人们尊重和顺应“天时”、“地利”,特别是“物宜”的自然规律。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物制宜。

但是,贾思勰并没有要人们仅仅被动地去顺应天时、地利和物宜。他对人力的作用非常重视,要求人们在掌握天时与农作物生长关系的同时,充分利用地利,创造农作物的最佳生活环境,并采取各种促进农作物生长的经营管理措施,以求得更好的收成。由此出发,贾思勰强调非常强调“勤”与“力”重要性。

勤力并不是要人们去广种薄收,而是要人们在一定的土地上,通过多投入劳动,实行精耕细作,以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来。贾思勰在引述《氾胜之书》的区田法时注道:“谚曰:‘顷不比亩善。’谓多恶不如少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