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优生和稻米

游修龄

本文刊登于《人口与优生》1998年第7期。由浙江省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推薦,参加1998年全国第六届人口文化奖鹏程杯比賽,获得散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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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把 人口、优生和稻米扯到一处,似乎很勉强,但深入地考察,三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国在唐朝以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在北方,人口也以北方占多数。汉时的关中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数)最密,达1200人以上。其余地方也都在100200人之间。而南方江浙一带的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在3人以下。全国的优秀人才自然都集中于北方。直至隋朝,南方人口虽然已大有增加,但北方和南方的人口之比仍为73,汉唐盛世的文化是北方占优势。

从汉末到唐,中国北方经历了多次的战争,每次战乱都迫使北方人口太量向南方迁徙。北宋灭亡,再一次引起北方人口南迁。浙江是历次北方人口南下的重要地区之一。北人南下,与南方本地人杂居通婚,既增加了人口的数量,亦改善了人口的素质。从优生的观点看,最不好的是近亲繁育,最有利的是血缘较远的人之间的基因交流。宋以后,江南人才辈出,据统计,代表封建社会人才的进士,狀元,诗人,文学家,政治家等,在宋、元、明、清的全国分布,都以江南江浙太湖一带最为集中。如宋代全国共有 进士38 349人,內浙江7 367人,占192 % ;明清两朝全国进士共有51 090 人,浙江6 387人,占1252 % ;居全国之首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据《浙江教育名人》的收录,近百年来浙江相当于教授以上(包括科学院院士)的人数共有3 091人,这种现象不能不考虑到南北人口交融对人口的素质的潜在影响。

历史上经受了人口多次的大规模交流,到宋以后,使得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到了宋元之交时,北方和南方的人口比重一度颠倒成2  8 ,虽然元、明、清三代的政治重心又回到北方,但是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在南方的局面没有改变。北方人口经过长时期的生息,恢复回升,但是北南人口之比,也只达到4  6 。新中国建国四十余年以来,南北人口全面增长,到1993止,北方人口与南方之比,为3 . 5  5 . 5 。北方人口始终没有恢复到唐以前的领先地位。

同样的在和平时期里,北方人口为什么仍旧赶不上南方?重要的原因之一,显然与粮食生产条件有关系。人口是靠粮食供养的,人口增长的压力首先圧在粮食生产上,如果粮食不能成功地应对人口增长的挑战,就会对人口起抑制作用。北方人以小麦为主食,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小麦和水稻都很好地应付了人口压力的挑战,但是比较起来,稻米的生产潜力要大于小麦,历史上如此(详情从略)现代更明显。近十余年来,水稻和小麦的种植面积,大体上都各自占全国作物播种面积的五分之一左右,但水稻的总产量要占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2 %左右,小麦和其他杂粮小米、高粱等一起,才占48 %。可见稻米对于中国人口增长的贡献是很大的。

小麦和大米都是很好的主粮,稻米和小麦是世界粮食的两大支柱,就全世界而言,是面包和米饭平分秋色;就国內而言,是馒头和米饭平分秋色。从营养的角度看,小麦的蛋白质含量还高于稻米,但就蛋白质中的賴氨酸含量看,则是稻米中的賴氨酸含量高于小麦。而賴氨酸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需营养物质。再从消化吸收看,米饭是最易消化吸收的,尤其是米粥,是幼儿、老弱、病后康复的极好食物。清代的曹廷栋老人著有《老老恒言》一书,内有专门的一章名《粥谱》收录有“粥品”共一百种及其配制方法。可惜现在的儿童被眼花缭乱的各式营养食品饮料所包围,中华饮食的精华,价廉物美的米粥,遭到冷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为什么在悠久的中华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婴儿和儿童,都是靠母乳辅以米粥、米糕等哺育成长,同样头脑聪明,人才辈出,文化灿烂,可那时並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营养合成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研究的大问题。

浙江历来有“稻米之乡”和“文物之邦”的美称。“稻米之乡”反映了江南人民膳食结构的特色;“文物之邦”反映了江南人口素质的优良。稻米之乡是以稻米为主食,动物性蛋白质靠水产(海产和淡水产)补充的结构。不同于北方以麦为主食,动物性蛋白质由牛羊肉补充的结构。猪肉则是南北相差不大的副食。鱼虾类的蛋白质最容易消化吸收,中国人历来有吃鱼使人聪明的说法,英国人自古亦有鱼是智慧食物的谚语,日本人亦有类似的说法。东西方不約而同,决非巧合,可能是长时期实践中形成的共有现象。电视广告上宣传的脑黄金,说是直接从鱼类头部提炼出来的。其实,只要平时注意增加鱼食的比重,自然达到补脑的目的。

总之,人口的身体素質,由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决定,先天因素主要决定于遺傳基因,后天因素包括社会教育,生活环境等等,其中也要有良好的营养条件,即科学合理的膳食结构。把大吃大喝,动物性蛋白质过量当作营养良好,是当前社会饮食消費的误区,也是科学膳食知识贫乏的反馈,这方面还需要我们加强舆论的大力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