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理得的学术腐败

心安理得的学术腐败

永年

日前一位友人来访，晤谈甚欢。不知怎么，话题转到目前穷知识分子出书难的事上来，彼此交换了一些耳闻目睹的消息以后，感到除了仰天长啸，叹息唏噓以外，还有什么好说的了。
事例之一，友人告诉我一位退休教授，我也认识的，化了几年时间，写了一部数十万字与旅游有关的书稿，因为旅游是当前热门的领域，估计销售的前景会看好。但现在的出书，首先要付给出版社一笔数以万计的出书费，这位退休了的寒酸教授，没有这笔钱，经过与某大学旅游系的联系，那旅游系的系主任副教授对书稿很有兴趣，表示愿意全部资助这笔出书费，条件很简单，出版的书，以主任为第一作者，教授退居第二作者。教授感到这书稿是他一个人多年绞脑汁的辛勤果实，主任不过握有科研经费，不写一个字就成第一作者，也太过分了，坚持他是当然的第一作者，为了答谢，主任可以作第二作者。反复讨价还价后，主任让步了，但同时提出如果是第二作者，就只能资助半数的经费，这是将了教授一军。这事被另一位副教授知道了，马上表示可以补足这另一半的经费，条件是他要名列第三作者。就这样，初步达成协议，以三人的名义合作出版这本书。经费有了着落，联系出版社的事也落实了。将来这书出版后，两位副教授都可以拿这书申请晋升正教授，而且可能性极大，因为这书的质量是很好的。
如果以为这只是个别现象，那就错了，这类事例在学术界已经是家常便饭，心照不宣而已。
在职称晋升和出版著作方面，学术界腐败的可怕不在弄虚作假、抄袭他人论著、冒用他人名义等方面，而在于年龄颠倒上。如果犯这种毛病的都是老一辈人，引起年轻人一片责难声，这就是好现象，因为老傢伙不久就要辞世，新一代力量成长，学术界自然会走向健康道路。现在却是年轻人拿老傢伙的著作，冒充自己的著作，追求晋升，那他们又怎样教育下一代新人？很可能新人们也以他们的老师为榜样，依样画葫芦，青出于蓝而胜蓝，那才更可怕。
学术界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当前一股追求、鼓励“钱途”的短视、急功近利的社会大气候里，学术界本来是最后一块浄土，但它原有的先天免疫力，在反复的冲击下，不断衰减，已经抵挡不住，终于受到感染而不能自拔。而这所谓先天免疫力，是建立在人文科学的教育熏陶基础之上的，因为理工科教学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追趕西方科技，从国家决策到大学教育贯彻，都忽视人文科学的基本素质教育，于是导致精神免疫力的降低。早在1930～4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便已发现这种发展不平衡现象，梅贻琦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師之谓也”。他所说的大师即指对于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有充分修养的教师。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后对第一批入学的新生们说：“你们进入大学之后﹐能夠学会一技一能固然很好﹐但养成清醒之头脑更为重要。”六七十年过去了，客观现实的情况，不幸却向着梅和竺所倡导的相反方向发展，最后竟然出现这种心安理得的学术腐败现象，恐怕连两位哲人也梦想不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