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念 胡 道 静 先 生
游修龄
从农业历史网上看到转载施宣圆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胡道静先生已于不久前辞世。胡先生（1913～2003）是文献目录学大师，编辑界耆宿，国学和史学根基深厚，著作等身，他的人品更是令人景仰。他编纂的沈括《梦溪笔谈校证》，洋洋近百万言，被誉为“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即此可见一斑。
纪念胡先生的文章甚多，因我与胡先生的接触有限，看了纪念他的文章，更增进了我对胡先生的钦仰崇敬之情。农史学界景仰胡先生的学识，时常以与农史有关的问题请教先生，无不获得完满的解答。现就我个人接触所知，谈点轶闻和感想。
1978年正值“四人帮”粉碎不久，百废俱兴，中国农科院院长林山对所属的农业遗产研究室（委托南京农学院双重领导）拟订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计划，具体由在南京的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李永福牵头组织，这在当时文革刚结束的条件下，是毫无基础的工程，它不是南京农业遗产研究室或其他任何农史单位所能独力承担，需要集中全国的农史及相邻学科的人才，全力以赴。为此，筹备会议邀请了与农史有关的各方面专家如文史学家胡道静先生、植物学家朱培仁教授、畜牧学家谢成侠教授、茶学专家庄晚芳教授、河南省博物馆韩绍诗馆长、云南农大咎维廉教授、山东大学刘敦愿教授、江西共大王云森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吴德铎先生、上海纺织学院赵文榜先生、自然科学史所的范楚玉和尹良先生、华南师范学院的张寿祺先生、黑龙江农业局郭文韬先生、河南新乡地区农科所张履鹏先生…等一起参加讨论，草拟提纲，以促其成。
北农大的王毓瑚先生因健康关系未能与会，但王先生的两位高足董恺忱和杨直民先生都参加了。华南农学院是梁家勉、黄蓟熙和杨宗万先生参加，西北农学院是李凤岐和冯有权先生参加，河南农学院是张企曾先生参加，南京农业遗产室的人员都参加了，还有镇江蚕研所的周匡明先生、江西博物馆的陈文华、张忠宽先生等。
经过酝酿，于1979年3月6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一次《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编写协作会议，我是参加会议的后辈，因这次会议而得识道静先生。当讨论到全书的框架结构时，已经有消息知道英国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卷本计划中，包括有农业科技史的分卷，并已有初步提纲。我们不知道该提纲的内容，担心我们的提纲是否会与它重复？出人意外的是，道静先生胸有成竹，他已随身带来李约瑟的这份英文提纲，于是请他连夜翻译成中文，第二天在会上传观，大家看过以后就放心了，因为西方人治史的方法与我们不同，他们的优点是立场客观，所谓旁观者清；不足之处则可能不如我们的熟门熟路。看过这份翻译提纲，大家都有信心把书写好。后来道静先生忙他的业务，没有再参加这书的编写，但他对这书提纲的贡献，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写了出来，以资怀念。
陈文华和张忠宽两位还在会上展出他们筹备的中国传统农业成就展览，征求与会专家们的意见，这个展览材料，经过补充，后来在各地巡回展出，轰动全国，起到很好宣传祖国丰富多彩的农业遗产的作用。
中国重要的古农书，在时间上存在很多断档，譬如汉《氾胜之书》之后，相隔五百来年到南北朝才出现《齐民要术》，再相隔八百来年才有元朝的王祯《农书》，唐宋盛世，农书却付缺如。不是没有农书，而是农书不受士大夫重视，农民又不识字，也买不起，容易轶失。挖掘和辑录古农书是件不能再拖延的事了。1924年金陵大学毛雝等编制出版了《中国农书目录汇编》，迈出了第一步。建国以后1957年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先生出版了《中国农学书录》，作者对每一部著录的农书都根据大量的目录学资料，分析排比，得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写出提要式的介绍，为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附有农书分类、书名索引和著者索引三大检索系统，非常方便读者的使用。后来《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等都做到附索引，继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但并非所有的农书都做到附有索引，我的《中国稻作史》想做索引，出版社不支持，因为加索引要化费很多的人力，只得作罢，至今引以为憾。
道静先生曾建议中华书局在整理出版古籍的计划中，增加一部《中国古农书总录》，它与《中国农学书录》不同，《中国农学书录》是一部精炼过的著作，有作者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成一家之言。《中国古农书总录》则是直接提供目录学的原始材料，以及汇集各部农书的作者序跋，刻书者序跋或题识，藏书者题跋的全部材料，也附辑集者的考证和按语。上起周代，下至辛亥革命之前，每一部农书的入编体裁都包括“著录”、“版本”、“序跋”、成书过程与流布经过，以及刊刻者的评价和考订等。这个工作进行到第七个年头，即1966年初夏时，积稿已得一百余万字，接近完成，“文稿堆地，高与桌齐”，接着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道静先生以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九年之久，家人也受株连。平反之后，追寻被抄家的文稿，竟无片纸遗留，原来是被“专案组”悉付之一炬了！
经此沉重的打击，道静先生并不气馁，晚年仍然为整理古农书投入精力。他戏说自己是农史领域和目录学领域的“两栖动物”，他的谦虚之话，在我们看来正是当之无愧的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他对南宋《分门琐碎录》的发掘，从残存的《永乐大典》中辑出《种艺必用》，从上海图书馆发现元朝延祐元年（1314）的大字刻本《农桑辑要》，加上日本保存的朝鲜古刻本《四时篡要》的影印本重返中国，把上述中国古农书的纵向断档～北魏《齐民要术》至元王祯《农书》～，补上了唐《四时篡要》、宋《分门琐碎录》和元《农桑辑要》及元王祯《农书》的八百年空白，以后又补上了《全芳备祖》和《禾谱》等。其对于研究这段空白时间里的传统农业的价值，可想而知。
道静先生对于主要农书作者的考证和介绍，也有贡献。如他全面地考证了徐光启的农学著作，指明那些著作至今全存，那些著作部分还存，仍有佚文可辑（如《甘薯疏》），那些全佚了。他指出《养余月令》中有很多内容是从《农政全书》引述的，清代《占候》一书乃是从《农政全书》中抽刻而成（详见先生的“徐光启农学著述考”）。
笔者多年来凡是涉及某某书籍的版本问题，必先请教胡先生，无不获得完满的解答。如我在探讨玉米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否在哥仑布（1492年）发现美洲之前的问题时，发现《滇南本草》是个关键因素，该书作者兰茂卒于1476年，而书中已提到玉米的“须”（即雌蕊之柱头）可以入药，如果年份属实，便可以否定中国的玉米是在哥仑布发现美洲之后传入的定论。但我不知道它的版本流传情况，是否有后人掺入，经去信请教胡先生，很快得到回复，说兰茂此书从明到清初，一直以手抄本流传，清中叶才有刻本，手抄本仍在流传，中间难免有后人掺入的内容，必须搜集历代各种版本、刻本，反复校对，找出各本的岐异，才能肯定玉米须记载的可靠性，可见核实一条文献的可靠性必须如何慎重。后来这个问题获得完满的解决，写出了“玉米传入中国和亚洲的时间、途径、及其起源问题
”（详见《古今农业》1989
第2期）。受到道静先生这种影响，我在研究《沈氏农书》的内容时，通过版本追溯比较，发现《沈氏农书》其实也不全是沈氏的作品，它也是直接或间接摘引早于它的《乌青记》内容，再写成农书，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这书全是明末清初沈氏经营农业的个人心得。（详见《沈氏农书》和《乌青记》，《中国科技史料》1989，第10期）
道静先生戏说他是两栖动物，我不但有同感，而且还有遭遇，不妨一说。1995年我的《稻作史论集》出版后，学校科研处要我申请成果奖，我对申请成果奖之类一向没有兴趣，但科研处一定要申请，因为得奖多是科研处成绩的体现。评奖是由省教委组织的，评审分文理两组，文科组包括文史社科类学科，理科组包括理工农医类学科。这本《稻作史论集》先送文科组，文科组看了说，内容都是农业科学的，应转送理科组；理科组看了，认为是历史内容，应还给文科组，双方都不愿受理。到评审结束时，这书还搁着找不到“婆家”，又不好退回给学校。后来想了个办法，把这书直接上交给两组之上的最后审查会，这会由各校校长组成，但因校长们也有文科或理科出身的不同，问题依然存在。他们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即要作者在三天之内交出一份国内外同行对这书的评价材料，送交审查会决定是否给奖。我接到通知后，觉得啼笑皆非，又觉得这一招也够聪明，因为如果你提不出国内外同行评语，不给奖便有了依据，评审组也没有责任。这三天之内叫我到那里找国内外同行的评语？科研处要我务必再想想，我想起了这书曾送给道静先生和日本的天野元之助先生，道静和天野两位先生都有回信，他们出乎礼貌，对这书赞扬有加，我把两位先生的信送了上去，结果得了个一等奖。这个评奖的过程，学校和我本人都不知道，是经过十余年后，在一次讨论会的休息时间里，一位当年曾参加评审组的委员，讲给我听的，他认为事过境迁，可以“解密”了。我不厌其烦地写了这个经过，也是纪念道静和天野先生，他们两位决不会想到写一封普通的回信，竟然促成一本书的评奖。另一方面，也说明跨学科研究还是有待于提倡和加强。
200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