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耕细作怎么啦？

——读新闻报道《河南农民掀起“土地革命”》有感

曾雄生

读完了《河南农民掀起“土地革命”》的这篇报道之后，我有一些想法。这篇新闻报道，说的是来自比利时、加拿大、美国、荷兰的洋专家，和中方的合作专家一起，在河南洛阳孟津推广“免耕深松技术”的事。孟津是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地方，《尚书·禹贡》上说，“导河洛，又东至于孟津”，《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有盟。”注谓：盟即河阳县南孟津。《水经注》载：“武王伐纣，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那么孟津则处在这个发祥地的中心。对于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上所发生的事，当然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

免耕是针对精耕提出来的，之所以要用免耕代替精耕，用报道中参与该项目的中方主持人、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管理与农田生态研究室主任蔡典雄先生来说，是因为“过去的精耕细作，造成了巨大的水土流失，尤其是坡耕地和面临沙化的耕地，精耕细作只能是雪上加霜，很多荒漠、旱地都是这样造成的，但是我们很难让老百姓明白这一点，过去看着一直是心焦啊，城里人可能更想不到，就是这种耕作方法使得这几年沙尘暴愈演愈烈。”

按照这种说法必然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传统的精耕细作是导致水土流失、土地荒漠（沙）化、沙尘暴的罪魁祸手。这使我们有点想不通。要知道中国人从事精耕细作的历史，虽然不是报道中蔡主任所说的5000年，但至少也有两千多年了，如果精耕细作会导致环境的恶化，像孟津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地方，恐怕早已是荒无人烟了。

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沙尘暴是事实，但这更多的是天灾，近年来，由于媒介的广泛报道，人们以为环境恶化是近几十年的事，但是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环境的变迁是一种历史自然现象，地球每天都在改变自己的模样。以沙尘暴为例，历史上也并不少见。近读宋史，得知北宋都城汴梁就是一个被沙尘笼罩的城市，王安石在汴梁就留下了“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低回大梁下，屡叹风沙恶”这样的一些诗句。沙尘也改变了人们的穿着习惯，汴梁城的居民“每风起，则尘沙扑面，故侍从跨马，许重戴以障尘。”重戴跟今天在风沙季节北京人头围着的纱巾一样。这种情况就是在向来认为植被较好的江南地区也同样存在。如“衢州府江山县（今浙江江山县），每春时昏翳如雾，土人谓之‘黄沙落’（现在北京人称为“下黄土”）。云有沙堕于苗果菜之中，皆能伤败；沾桑叶尤损蚕；中人也能生疾。是亦岚瘴之类也，惟雨能解之。”（宋·庄绰，鸡肋编，卷上）显然此类现象，皆自然所致，非人为造成，更非精耕细作之过。

不可否认，环境恶化也有人为的一面，但这更多的是与人口增加、乱垦滥伐、废林开荒、超载放牧等有关，而与精耕细作无关。不仅如此，中国农业能够以不足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靠的就是精耕细作。毛泽东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明末沈氏在总结农业生产的经验时指出，“凡种田总不出‘粪多力勤’四字”（《补农书·卷上·沈氏农书》）。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在积极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通过精耕细作，通过“深其耕而熟耨之”（《庄子·则阳》引长梧封人语），努力挖掘土地的生产能力，所谓“尽地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与此同时还通过施肥改土来维持和增进地力，正式通过精耕细作和多粪肥田，使中国的土地在经历了几千年的耕作之后，并没有出现地力衰竭或渐减的迹象。这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绵5000年而不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就是由于地力的耗竭。

然而，传统的精耕细作并非白玉无瑕，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说：“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意大利]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页）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并不等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农民的勤劳是世界有名的，但效率也是最低的，“他夜以继日的工作，不管下雪下雨，甚至连七岁的小孩、八十的老母，六个月的驴和三十九龄的牛的最后一丁点力也用上了，但也仅能糊口度日”（R. Feng, Agriculture,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 edited by Sophia H. Chen Zen,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31, P. 224.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广免耕法，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是有积极作用的。

然而，推广免耕法的用意似乎并不是要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尽管客观上有减轻劳动强度的作用），而在于保护环境，这就难免与农民的愿望有不尽一致的地方。所以农民“不买帐”。

农民不买帐，还有观念上的原因。中国农业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这种选择和必然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已变成中国农民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了“惰者釜之，勤者锺之”的道理。而免耕法在农民眼里，其实就是不耕田不整地，下了种就等着收成，“洋人这是教咱们来偷懒来了”，“让地白白荒着能不减产吗？”所以免耕的观念很难为农民所接受。另外，长期习惯了精耕细作的农民，他们很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他们本能地拒绝接受新观念、新技术。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安徽旌德推广农业技术的时候，就遇到了来自保守力量的阻力，当地老百姓说：农业生产“是固吾事，且吾世为之，安用教？”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清初陆世仪在推广区田法时不得不采取“欺骗”手段，他说：“予欲以区田语乡人，询其可否，恐乡人以为书本中语，骇而不信。乃诡言曰：‘近有自湖、广来者云，彼处种田有区种法，亩可得米二十许。果否？’因以其术详告之。乡人曰：‘理或有此。’”这种背景下造就的农民，虽然长年累月地从事着农业生产，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原理却所知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