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再评价中的农业技术和耕畜资本问题

曾雄生

（2004-12-7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想谈两个问题：
一传统经济再评价中的农业技术问题
我是研究中国农业技术史的，技术是为经济服务的，甚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技术相对于经济来说，犹如树木和森林。一棵树木的茂盛，并不意味着森林护盖率的高低，同样，技术的先进也并不等于经济的发达。科学技术并不包括生产力的一切。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常常会将技术与经济做等量齐观，以为经济发达就意味着技术先进，而技术先进就意味着经济发达。
从农业技术的角度出发，我发现有时候经济与技术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使我在对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这样的问题上产生了困惑。如果以“二李”（李根蟠和李伯重）的观点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两方面的代表，我发现有些观点与李伯重教授相左，有些又与李根蟠教授不同。比如，对于唐宋以后，江南主要农具曲辕犁与铁搭看法，就与李伯重的看法不同。李伯重认为，铁搭的重要性并不逊于江东犁，其对江南农业经济发展所起的实际作用甚至更大。我认为，江东犁是一种先进的农具，之所以在明清时期被铁搭所取代，完全是由于养牛业萎缩的结果。（从江东犁到铁搭：9世纪到19世纪江南的缩影，《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跛足农业的形成——从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萎缩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
但我对于江东犁和铁搭的看法，并不会使我得出，宋代经济发达明清衰落的结论。比如对宋代农业的评价，我认为明清时期在农业生产中起重大作用的一些技术，如稻麦二熟、双季稻等，在宋代都已出现，但估计都不能过高。
以双季稻为例，宋代虽然有早稻和晚稻的名称，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双季稻，但这并不能否定宋代有双季稻的存在。宋代存在再生、间作和连作三种形式的双季稻。再生稻，又名再熟稻、稻孙、二稻、传稻、孕稻、魏撩、再撩、再生禾、女禾等，分布于两浙、淮南、江南、闽和湖北等地。间作稻，又名寄生，主要分布在浙东一带。连作稻，在宋代虽然没有专门的名称，但却出现了许多连作稻的品种，如江苏的乌口稻、浙江的乌糤、第二遍、江西的黄穋禾、福建的（禾庶）和献台、岭南的月禾等等。另外，在宋代的稻品种中，还发现了有些品种既当早稻，又充晚稻的现象，也应是双季连作的结果。宋代时期的连作双季稻分布虽广，但由于品种不佳、产量不高、季节和劳动力的矛盾、放牧的需要、肥水条件的限制、投入产出率低等等原因，双季稻总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如同凤毛麟角。（《宋代的双季稻》，《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与此相关的便是对占城稻的评价。前人（如加藤繁、何炳棣、布蕾）的评价普遍较高，认为早熟耐旱的占城稻，导致了双季稻的出现，进而引发了绿色革命之类。这一观点，被一再重复，直到20多年前，游修龄教授发表了《占城稻质疑》（《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一文才得以改变。游先生运用地理语言学等方面的证据证明，口语中的“占”并不指的都是“占城稻”，而是指“籼”。以此来否定，前人对于占城稻的过高评价。李伯重在《“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一文中就引述了这一观点，用以否定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存在。但我自小生活在江西农村，在土语中，稻米分为两种：占米和糯米。其中占米指的是所有非糯性品种，包括现代水稻分类上的粳和籼，在当地非糯性品种是以籼为主，但我认为，占并非就是籼，后世之所以出现以占代籼的情况，乃是受占城稻的影响所致。
我以为传统中国稻作中，虽然存在籼、粳两个亚种，但在分类上却主要依据用途分为粳稻和糯稻。粳稻用作饭，糯稻用作酒。陶渊明嗜酒，妻子因请种粳，遂半为糯，半为粳。占城稻为籼稻，但按照传统分类却是用作饭食的粳稻，占城稻早熟耐旱的特点适应了宋代以后梯田等高仰地带开发的需要，促进了早稻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明清时期江西等处双季稻的发展。影响所致，原来的粳稻便称为占稻了（又写作粘、秥、黏）。（试论占城稻对中国稻作之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我认为，宋代的双季稻大多都是在原有的品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当时引进的早熟而耐旱的品种占城稻关系不大。占城稻并非当时中国唯一的早稻品种。在占城稻之前，中国就有早稻品种，并且在占城稻之后一直保留下来，如，《广志》“七月蝉鸣稻”。在占城稻引进的宋代，从农学家的记载来看，人们对于另一个水稻品种可能更为熟悉。这便是黄穋稻。黄穋稻也具有早熟的特点，但与占城稻不同的是，它耐水，甚至能在每年洪水到来之前成熟，因此，成为圩田稻区所广泛采用的一个品种，由于早熟，它也用作双季早稻品种，一直到明清时期。考虑到宋代以后，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基本上是湖区的事实，我认为黄穋稻的作用可能要比占城稻大得多。（中国历史上的黄穋稻，《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再以稻麦二熟为例，检讨前人用以证明宋代稻麦复种的资料，我发现一些用来证明稻麦复种的史料并不成立，尚不足以得出宋代稻麦复种有“较大发展”，或“处于稳定的成熟的发展阶段”的结论。稻、麦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异地而植，一般为高田种麦，低田种稻。最初的稻麦复种可能出现在麦田上，这是宋代稻作由低田向高田发展的产物。宋代稻麦复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存在，但并不普遍。（《历史研究》待刊出）
经济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在进行传统经济再评价时，要避免简单化的趋向。比如说，对明清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否定，并不足以得出宋代经济全面发展的结论。肯定宋代经济的发展，也不见得宋代在各个领域都很先进。反之亦然。以农具和耕作制度为例，结合前面的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单位面积产量或许较之前有所提高，但就主要的农具铁搭而言，和唐宋时期的江东犁相比，可能有倒退的趋势；宋代的复种指数较之于前代也有所提高，但就双季稻和稻麦二熟而言，其发展也是有限的。

二、对《大分流》一书中有关耕畜资本的一点看法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再评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西方学者刺激而引发的。比如，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一方面承认，欧洲人均拥有的的牲畜比亚洲多，一方面又说，耕畜的多少对农业生产没有多少影响。并且认为，稻作农业比旱地农业需要的耕畜少。果真如此吗？
10多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名为《中西方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3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农业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解决衣食所需，由于解决的方法不同，中西农业结构有很大的区别，简而言之，西方是农牧结合，中国是农桑并举。结构不同，功能各异。在农桑并举的情况下表现为：耕地不足（因为粮食生产和衣着原料生产各自要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一般为100：20）、劳力不足（从事农桑生产，特别是其中的水稻生产和种桑养蚕要比农牧业生产需要多得多的劳动力，种地所需的劳动力是养养的100至200倍，种水田比种旱地需要的劳动力多，而种桑养蚕比种稻需要的劳动力更多，明朝人估计为100比5。显而易见，农桑并举下的劳动生产率不及农牧结合）在农桑并举的情况下，还会出现畜力不足、肥力不足、营养不良等等状况，这些都是在牲畜缺失的情况下出现的。
对于农业，特别是稻作农业来说，耕牛数量的多少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唐朝时人们便已认识到“牛废则耕废”的道理（《新唐书•武后传》），宋代耕牛的有无更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有牛的客户（牛客）可以与地主对分，无牛的客户（小客）则与地主四六分成，称为“牛米”（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对于一个农民来说，牛的有无关系到一个农民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不仅如此，水田耕作比旱地耕作对耕牛的需求量要大。这从唐朝的有关政令中就可以看出，大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令：“诸屯田应用牛之处，山原川泽，土有硬软，至于耕垦用力不同。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即当屯之内有硬有软，亦准此法。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通典•食货典》卷二《食货二•屯田》）也就是说，稻田耕作所需牛畜几近旱地的一倍。牛除了用于耕田之外，还用于牵引水牛，进行灌溉。宋邓深在“丰城道中”不仅看到“挽犁并双㹀”，而且还看到“结屋卧牛车”（《大隐居士诗集》卷上）。
同时，我们也的确看到，明清时期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牛耕的使用量下降的趋势，但这并不表明牛的不重要性，而只是以人代替了牛而已。一牛可代七至十人之人。少一头牛，便需要七至十个劳动力来补充，这也是导致增加人口的原因之一。
上面的史实表明，《大分流》一书中用以说明在1800年以前，欧洲不存在明显优势的看法，在牲畜问题上是站不住脚的。中西方的分流也不并不始于19世纪，自古以来，中西方农业结构的差异及其发展、深化，是导致大分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