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红薯与紫芋”

 

——《苏东坡吃番薯？》读后

 

李根蟠

　

　

  

    饶有兴趣地读到游修龄先生的新作《苏东坡吃番薯？》，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游修龄先生的文章是批评蒋星煜“苏东坡吃山芋”一文的。蒋文根据苏东坡《和陶· 酬刘柴桑》中“红薯与紫芋”句，认定诗中的“红薯”即番薯，亦名“山芋”，从而得出番薯引进中国不是在明代，而是在北宋的结论。游修龄先生则指出诗中的“红薯”是指山药（山芋）。

这场笔墨官司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80年，蒋星煜先生就在《散文》该年的第2期发表了《苏东坡吃山芋》一文，提出《酬刘柴桑》中苏东坡吃的是番薯（山芋），从而推定番薯的引进在十一世纪以前。在蒋文发表后不久，贾祖璋先生就指出这是“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苏东坡吃的不是番薯，而是山药(薯蓣)（《苏东坡吃的“山芋”》，载《科学与文化》1980年第2期）。接着，赵德馨、彭传彪撰文，认为苏东坡讲的“红薯”本与紫芋同物，他吃的只是芋头羹而已（《苏东坡吃的是芋头》，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后来，我和卢勋在《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中也谈到这个问题，认为这里的“红薯”就是薯蓣科的甘藷，是海南黎族先民有悠久栽培历史的传统食品（见附录）。令人惊异的是，20年后的2000年，蒋先生又原封不动地再次抛出他的同一观点。

苏诗中的“红薯”属于藷蓣类植物，古人已有论及此者。清查慎行《苏诗补注》卷41在《和陶赠刘柴桑韵二首》下作了以下注释：“藷芋：《太平寰宇记·儋州风俗》‘占藷芋之熟，纪天文之岁。’《琼州志》：‘琼山在县南六十里，下有白石村，土石皆白如玉而润，种藷芋，特肥美。’藷有红、白、甜三种。芋即《食货志》之蹲鸱也。”显然，查氏认“红薯”与“紫芋”为“藷”“芋”二物，而“藷”属于中国传统的藷蓣类植物。只是由于番薯引进，并取得红薯、山芋等俗称后，才引起后人认识的混乱的。

游修龄先生的文章细致考证了薯蓣（藷蓣）—山芋—山药名称的源流，深入分析了薯蓣的生物学特性，从而科学地解读了苏东坡的《酬刘柴桑》，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诗中的“红薯”不是番薯，而是山药。至此，苏诗中的“红薯”乃山药应该成为定论了。而《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中一个不确切的提法也因此获得纠正（详后）。

但我觉得游修龄先生的文章尚有可商榷的地方，现在，趁热打铁把想法写出来，请游修龄先生和读者教正。

一是对苏诗第五、六两句 “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的理解。游文认为“是指秋天采摘收藏的零余子，到冬天拿出来食用时，摆滿了瓮盎，不亚于田间种植的收获。若是番薯，块根膨大，要贮藏在窖里，非瓮盎所能放得下”。说瓮藏的不是番薯，是对的。但俗称“山药蛋”的零余子，细如花生豆，产量不高，未必大量储藏作为冬天的食品。海南人食用的主要是这种“红薯”的地下块根，这已经有久远的历史。东汉杨孚《异物志》说：“儋耳夷……食薯(按即甘藷)，纺织为业。”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称：“甘薯，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我认为，苏诗储藏作为冬天食品的应是这种“薯粮”。由于苏东坡是在庭园的墙周种植“红薯”，不需要专门的“仓圌”，有“瓮盎”也就够了。

二是关于“玉糁羹”。游文说：“蒋文既然以山芋为番薯，再举苏轼《和陶诗》自序中的一段话：‘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絶。’过子是苏轼的小儿子，跟苏轼一起谪居海南的儋耳。这里，蒋星煜把‘山芋玉糁羹’也当作番薯羹，是顺着他的思路必然的结论。”游修龄先生是不同意把“山芋玉糁羹”解释为番薯羹的；他以“山芋玉糁羹”为山药羹，但没有深入论证，大概是认为既然证明了山芋为山药，山芋羹乃山药羹就不言自明了。赵德馨先生则认为“山芋玉糁羹”是芋头羹。赵德馨先生把“红薯”和“紫芋”混为一谈是失察了，但他从作为食品的山药和芋头的不同特性，以及有关文献记载，论证“山芋玉糁羹”为芋头羹，则是有道理的。我在这里只作若干补充。

首先应该指出：蒋星煜先生用苏诗“以山芋作玉糁羹”论证《酬刘柴桑》的“红薯”为番薯，可谓“驴唇不对马嘴”。该句并非出自《和陶诗》自序，而是另一首诗题目的一部分。全诗作：

 

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莫将北海金虀鲙，轻比东坡玉糁羹。

 

这首诗载《东坡全集》卷29。而包括《酬刘柴桑》在内的《和陶诗》则载《东坡全集》卷31。两首诗并不相干，用前者去论证后者，是一种误会和误导。

同时，还应指出：山芋诚然是山药的异称，但芋头也有称山芋的。《授时通考》卷60：“《本草》：芋种虽多，有水旱二种，旱芋山地可种，水芋水田莳之。”明宋诩的《竹屿山房杂部》卷11中就分别载有“旱芋”和“水芋”的栽种法。这种旱芋，当然可以称为“山芋”。最初把苏诗“山芋”解释为芋头的是宋人施元之。他在《施注苏诗》卷40“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条下释曰：“《唐本草》：芋有六种：白芋、真芋、连禅、紫芋……可煮啖之，兼肉作羮，甚佳。‘蹲鸱之饶’盖谓此也。”陆游诗中屡屡提到“芋糁羹”：《晨起偶题》“风炉歙钵生涯在，且试新寒芋糁羮”；《饭保福》“归来更欲夸妻子，学煑云堂芋糁羮”；《正月二十八日大雪过若耶溪至云门山中》“松肪火暖眠僧榻，芋糁羮香拥地炉”；《秋思》“一杯芋糁羮，孙子唤翁食”（分别见于《剑南诗稿》卷1、7、13、79）。苏东坡的“玉糁羹”应即“芋糁羹”，盖“玉”“芋”同音相假，且美其状也。去宋未远的王桢也指出：“芋……宜蒸食，亦中为羹臛。东坡所谓‘玉糁羹’者，此也。”（《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芋头有股浓郁的清香，山药则无。芋头蒸熟后捻开，放入水中略煮,成为粉糊状,再加上别的佐料,就是美味的“玉糁羹”(芋糁羹)了，山药却难以做成这种风味的食品。我没有吃过芋头羹，但小时在家乡（广东）吃过芋头糕，至今念之流涎。芋头还可以煨着吃。宋人曹勋《晨粥山中行》中有“宿火煨山芋”（《松隐集》卷21）句。明高濂《遵生八笺》卷11《雪夜煨芋谈禅》载：“雪夜偶宿禅林，从僧拥炉，旋摘山芋，煨剥入口，味较市中美甚，欣然一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里的“山芋”就是芋头。我小时候把芋头放到做完饭的柴草灶中，一会儿就可煨熟，其香无比。山药却未闻有煨食的。

总之，芋头也可以叫做“山芋”；“山芋玉糁羹”无疑是芋头羹。“以山芋作玉糁羹”诗和《酬刘柴桑》不相干，以前者证明后者中的“红薯”是番薯或是芋头，都是没有用的。苏诗中的“红薯”，既不是番薯，也不是芋头，而是薯蓣科山药中的一种。

 

200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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