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红薯与紫芋

 

——《苏东坡吃番薯?》读后

 

李根蟠

 

 

  

    饶有兴趣地读到游修龄先生的新作《苏东坡吃番薯?》,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游修龄先生的文章是批评蒋星煜苏东坡吃山芋一文的。蒋文根据苏东坡《和陶· 酬刘柴桑》中“红薯与紫芋”句,认定诗中的“红薯”即番薯,亦名“山芋”,从而得出番薯引进中国不是在明代,而是在北宋的结论。游修龄先生则指出诗中的“红薯”是指山药(山芋)。

这场笔墨官司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80年,蒋星煜先生就在《散文》该年的第2期发表了《苏东坡吃山芋》一文,提出《酬刘柴桑》中苏东坡吃的是番薯(山芋),从而推定番薯的引进在十一世纪以前。在蒋文发表后不久,贾祖璋先生就指出这是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苏东坡吃的不是番薯,而是山药(薯蓣)(《苏东坡吃的山芋》,载《科学与文化》1980年第2期)。接着,赵德馨、彭传彪撰文,认为苏东坡讲的红薯本与紫芋同物,他吃的只是芋头羹而已(《苏东坡吃的是芋头》,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后来,我和卢勋在《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中也谈到这个问题,认为这里的红薯就是薯蓣科的甘藷,是海南黎族先民有悠久栽培历史的传统食品(见附录)。令人惊异的是,20年后的2000年,蒋先生又原封不动地再次抛出他的同一观点。

苏诗中的“红薯”属于藷蓣类植物,古人已有论及此者。清查慎行《苏诗补注》卷41在《和陶赠刘柴桑韵二首》下作了以下注释:藷芋:《太平寰宇记·儋州风俗》占藷芋之熟,纪天文之岁。《琼州志》:琼山在县南六十里,下有白石村,土石皆白如玉而润,种藷芋,特肥美。藷有红、白、甜三种。芋即《食货志》之蹲鸱也。显然,查氏认红薯紫芋”“二物,而属于中国传统的藷蓣类植物。只是由于番薯引进,并取得红薯、山芋等俗称后,才引起后人认识的混乱的。

游修龄先生的文章细致考证了薯蓣(藷蓣)—山芋—山药名称的源流,深入分析了薯蓣的生物学特性,从而科学地解读了苏东坡的《酬刘柴桑》,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诗中的“红薯”不是番薯,而是山药。至此,苏诗中的“红薯”乃山药应该成为定论了。而《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中一个不确切的提法也因此获得纠正(详后)。

但我觉得游修龄先生的文章尚有可商榷的地方,现在,趁热打铁把想法写出来,请游修龄先生和读者教正。

一是对苏诗第五、六两句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的理解。游文认为“是指秋天采摘收藏的零余子,到冬天拿出来食用时,摆滿了瓮盎,不亚于田间种植的收获。若是番薯,块根膨大,要贮藏在窖里,非瓮盎所能放得下”。说瓮藏的不是番薯,是对的。但俗称“山药蛋”的零余子,细如花生豆,产量不高,未必大量储藏作为冬天的食品。海南人食用的主要是这种“红薯”的地下块根,这已经有久远的历史。东汉杨孚《异物志》说:儋耳夷……食薯(按即甘藷),纺织为业。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称:甘薯,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我认为,苏诗储藏作为冬天食品的应是这种薯粮。由于苏东坡是在庭园的墙周种植红薯”,不需要专门的“仓圌”,有“瓮盎”也就够了。

二是关于“玉糁羹”。游文说:“蒋文既然以山芋为番薯,再举苏轼《和陶诗》自序中的一段话:‘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絶。’过子是苏轼的小儿子,跟苏轼一起谪居海南的儋耳。这里,蒋星煜把‘山芋玉糁羹’也当作番薯羹,是顺着他的思路必然的结论。”游修龄先生是不同意把“山芋玉糁羹”解释为番薯羹的;他以“山芋玉糁羹”为山药羹,但没有深入论证,大概是认为既然证明了山芋为山药,山芋羹乃山药羹就不言自明了。赵德馨先生则认为“山芋玉糁羹”是芋头羹。赵德馨先生把“红薯”和“紫芋”混为一谈是失察了,但他从作为食品的山药和芋头的不同特性,以及有关文献记载,论证“山芋玉糁羹”为芋头羹,则是有道理的。我在这里只作若干补充。

首先应该指出:蒋星煜先生用苏诗“以山芋作玉糁羹”论证《酬刘柴桑》的“红薯”为番薯,可谓“驴唇不对马嘴”。该句并非出自《和陶诗》自序,而是另一首诗题目的一部分。全诗作:

 

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莫将北海金虀鲙,轻比东坡玉糁羹。

 

这首诗载《东坡全集》卷29。而包括《酬刘柴桑》在内的《和陶诗》则载《东坡全集》卷31。两首诗并不相干,用前者去论证后者,是一种误会和误导。

同时,还应指出:山芋诚然是山药的异称,但芋头也有称山芋的。《授时通考》卷60《本草》:芋种虽多,有水旱二种,旱芋山地可种,水芋水田莳之。明宋诩的《竹屿山房杂部》卷11中就分别载有旱芋水芋的栽种法。这种旱芋,当然可以称为山芋。最初把苏诗山芋解释为芋头的是宋人施元之。他在《施注苏诗》卷40“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条下释曰:“《唐本草》:芋有六种:白芋、真芋、连禅、紫芋……可煮啖之,兼肉作羮,甚佳。‘蹲鸱之饶’盖谓此也。”陆游诗中屡屡提到“芋糁羹”:《晨起偶题》“风炉歙钵生涯在,且试新寒芋糁羮”;《饭保福》“归来更欲夸妻子,学煑云堂芋糁羮”;《正月二十八日大雪过若耶溪至云门山中》“松肪火暖眠僧榻,芋糁羮香拥地炉”;《秋思》“一杯芋糁羮,孙子唤翁食”(分别见于《剑南诗稿》卷171379)。苏东坡的“玉糁羹”应即“芋糁羹”,盖“玉”“芋”同音相假,且美其状也。去宋未远的王桢也指出:……宜蒸食,亦中为羹臛。东坡所谓玉糁羹者,此也。(《农书·百谷谱集之三》)芋头有股浓郁的清香,山药则无。芋头蒸熟后捻开,放入水中略煮,成为粉糊状,再加上别的佐料,就是美味的玉糁羹”(芋糁羹)了,山药却难以做成这种风味的食品。我没有吃过芋头羹,但小时在家乡(广东)吃过芋头糕,至今念之流涎。芋头还可以煨着吃。宋人曹勋《晨粥山中行》中有宿火煨山芋(《松隐集》卷21)句。明高濂《遵生八笺》卷11《雪夜煨芋谈禅》载:雪夜偶宿禅林,从僧拥炉,旋摘山芋,煨剥入口,味较市中美甚,欣然一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里的山芋就是芋头。我小时候把芋头放到做完饭的柴草灶中,一会儿就可煨熟,其香无比。山药却未闻有煨食的。

总之,芋头也可以叫做“山芋”;“山芋玉糁羹”无疑是芋头羹。“以山芋作玉糁羹”诗和《酬刘柴桑》不相干,以前者证明后者中的“红薯”是番薯或是芋头,都是没有用的。苏诗中的“红薯”,既不是番薯,也不是芋头,而是薯蓣科山药中的一种。

 

2005年3月22日

 

附:甘藷

 

(《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第一章第四节之22005322日录入,并修正了原书中的若干错字)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甘藷”一名始见于《异物志》:“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①据已故著名农学家丁颖的调查和考证,它就是本世纪中粤南琼州一带所种植的甜薯,或因薯有毛而称毛薯,或因茎有刺而称簕薯。它和明代引进的旋花科的甘薯是两种东西。丁氏又指出;“中国原有之甘藷为薯蓣科之Dioscored esculenta(Lout)Burk.为中国古代南方重要食物之一。现于沿海旱瘠地栽培尚多,产量每市亩恒十石内外,且农民经验所得,食后不至胃酸增加,蕃薯则否。故成为我国旱瘠地区主要作物之一。”②

    我国海南岛黎族先民栽培甘薯的历史最为久远。《异物志》说:“儋耳夷……食薯(按即甘藷),纺织为业。”③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称:“甘薯,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北方人至者,或盛至牛豕脍炙,而末以甘薯荐之,若粳粟然。大抵南人二毛者,有无一二,惟海中之人寿百余岁者,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故尔。”④宋赵汝适《诸蕃记》卷下说海南岛“环拱黎母山,黎僚蟠踞其中……以藷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太平寰宇记》则说海南岛的黎族“占藷芋之熟,纪天文之岁”⑤。其中的“藷”即藷蓣科之“甘藷”。这说明甘藷和芋一样,是黎族人民最早种植的作物之一,如同藏族之种麦,华夏族之种粟。直到清代,人们还把甘藷称为“黎峒薯”,⑥应是从黎族引种的。

在这里,顺便了结一桩笔墨官司。北宋苏东坡被贬儋州时,写过一首《酬刘柴桑》诗:“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穷冬出瓮盎,磊落胜田畴。淇上白玉延,能勿过此不?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有人望文生义,据此断言番薯之传入中国不是在十六世纪,而是十一世纪(北宋)。这马上被入指为是“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说者谓苏东坡吃的不是番薯,而是山药(薯蓣)。于是又有入起来反驳,说苏东坡讲的“红薯”本与紫芋同物,他吃的只是芋头羹而已。⑦其实,他们都没有说对,或者没有说准确。“红薯”不是番薯,不是山药(蟠按:此话不妥。只能说“红薯”不是“淇上白玉延”那种山药,但是山药中的一种。详见游修龄先生),也不是芋头。诗中的红薯、紫芋为对文,显然是两种东西。红薯就是薯蓣科的甘藷。据《东坡志林》载,苏东坡谪儋州时,“海南之薯粮(按,即《南方草木状》所说用甘薯切晒而成的“薯粮”),几米之十六。”苏东坡品尝和吟咏的正是它。甘薯皮紫如猪肝色,诗人为与“紫芋”对称,美其名曰“红薯”,本不足怪。不料却因古今异实同名而引起一场误解。由此亦可进一步证明,《太平寰宇记》中所称“藷芋”并非俗称山药的藷蓣,而是指两种作物,因其在历史和现实上的重要而被作为历法中纪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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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齐民要术》卷10引。清曾钊收入杨孚《异物志》辑本中。

    ②  丁颖、戚经文:《中国之甘藷》,《中华农学会报》第186期;丁颖:《甜薯》,《农声》笫123期。

    ③  《太平御览》卷799引。

    ④  引文据《南越五主传及其他七种》。

⑤  《太平寰宇记》@169《岭南道儋州风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下同).

    ⑥  见《广东新语》卷27,中华书局1985年.

    ⑦  蒋星煜,《苏东坡吃山芋》,《散文》1980年第2期;贾祖璋:《苏东坡吃的“山芋”》,《科学与文化》1980年第2期,赵德馨、彭传彪:《苏东坡吃的是芋头》:《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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