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史研究的又一丰碑
——《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读后记
最近，断断续续地读完了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 (以下简称《农学卷》)，该书由董恺忱、范楚玉主编，首都部分知名农史学者参加编写。全书共四编二十四章，140万字，洋洋大观，堪称巨著。读完以后，浮想联翩，因不付浅陋，草成这篇读后记，借以同读者和编者共勉，不妥之处，敬希师友们指正。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史研究有很大发展。在《农史卷》撰写和问世以前，已先后出版了两种系统论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大型著作。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专家们以系统论述各阶段代表性农书为基干，撰写了《中国农学史》上下册(以下简称《农学史》)，由科学出版社于1959年、1984年出版，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革”以后，农业部几乎动员了农史界全部专家；历时8年，写成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主编为梁家勉，以下简称《史稿》)，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该书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集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被誉为“里程碑式的巨著”。前人的工作，既提供了可供利用和借鉴的丰硕成果，又为后来者设定了一个需要逾越的高度。尤其是《史稿》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似乎已经“题无剩义”了。《农学卷》的撰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据说编者在最初接受任务时对能否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表示担心，曾经产生“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之叹。但从已经出版的《农史卷》看，无论体系、材料和观点，都有开拓和创新。说明他们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一、体系结构的安排。如何写出《农史卷》的特点，建立一个不同于农业技术史或一般农业科学技术史的农学史体系?《农史卷》的编撰者们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特点出发来安排中国农学史的体系结构。他们对中国传统农学的内涵作出明确的界定，指出它包括：1、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的原理、原则；2、作为农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土壤学、农时学、农业生物学等)的理论和知识；3、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或农学理论。同时又深入分析了这三个方面的相互联系。 “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气候、季节等)、‘地”(土壤、地形等)、‘稼’(农业生物)、‘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包括人的劳动和经营等)等因素，中国传统农学正是通过长期的农业实践，在逐步加深对上述诸因素认识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天’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时学和农业气象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地’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土壤学的知识和理论，对‘稼’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生物学的知识和理论。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各种农业技术的原理、原则大都可以归属到这些学科之中；而‘三才’理论则是对‘天’、‘地”、‘人’、‘稼’等因素及其关系的总体认识”(见该书“结束语”)。以前的研究者已经指出“三才”理论是中国传统农学的灵魂和总纲，《农史卷》作者的新贡献在于他们具体地论证了“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农业实践的关系，指出它不是从哲学领域外加于传统农学的，而是传统农学体系中血肉相连的有机部分，并从而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根据以上认识，《农学史》每篇大体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二是该时期农书的介绍，三是该时期以基本学科为中心的农学的发展。后者是全书重心所在，它正是以“三才”理论为纲，基本上按“天”(对农时的认识和农业气象知识等)、“地”(土壤学和土地利用等等)、“稼”(农业生物学理论知识及相关技术等)、农学思想等次序安排章节的。这样，《农学史》的这种结构体系，既不同于《史稿》以农业生产的要素和部门为纲，也不同于《农学史》以骨干农书为纲，它兼顾了“内史”和“外史”的关系，农书和农学的关系，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传统农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历史依据，鲜明地展示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色，不但比《农学史》前进了一大步，也凸显了农学史不同于一般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特点。可以看出，撰写者的这种安排是煞费苦心的，使人读后耳目一新，深信中国古代确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学，其特色就是比较注重农业生产的总体，注重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使人和自然之间比较协调，使农业生产能够持续发展。事实上，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从不间断地持续发展，其基本原因也在于此。
第二、传统农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农学卷》综合考虑农业生产和农学发展等因素，把重要农书的出现作为划分我国农学发展阶段的主要因素和标志，打破封建王朝体系，把传统农学的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中国农学的萌芽和形成阶段——先秦时期；2、中国农学的发展与成熟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3、中国农学的全面发展阶段——隋唐宋元时期；4、中国农学的深入发展阶段——明清时期。这四种分法，从时段划分上说，和《农学史》下册第17章“提要和结论”中所提的方案几乎完全相同，但当时(1960年3月写成，1984年出版)仍未能将各阶段农学特点明确概括出来，仍采用1、精耕细作传统奠基于战国时代；2、封建前期(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农业传统的发展；3、封建中期(隋唐五代宋元)农业传统的发展；4、封建后期(明清)农业传统的发展等分段标题，基本上是依封建社会发展的前、中、后期进行划分。但这种划分，从断代的时间上说，与《农学卷》的四分法几乎完全相同，这大概是因为它们都以主要农书的出现作为划分依据的缘故吧?中国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农业社会，《农学卷》的四分法，既符合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状况，又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说明这种方法是比较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方法。20世纪90年代末，在《史稿》通稿过程中，通稿者已感到正文按王朝更迭分章叙述，存在明显的不足，故在“结束语”中特别提出了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分期的看法，以作补救。其具体分法与《农学卷》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把夏商西周作为“精耕细作萌芽期”，把春秋至南北朝划入“北方精就细作体系成型期”，并将隋唐宋元命名为“南方精耕细作体系成熟期”。这种差异的出现，大概是因为前者着重于农业技术，而后者则着重于农学所致。一般说来，都是技术发展在前，农学总结在后，而且农业技术较之农学原理往往具有更明显的地域性。《农学卷》不但比较准确地划分了传统农学的发展阶段，而且在“结束语”中对各阶段农学特点的论述也比较贴切，言简意赅，特点鲜明，值得赞赏。
第三，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论述的内容和体系结构的安排是相互联系的。《农学卷》作者认为，传统农学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他们以较大的篇幅阐述各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期正确说明当时农学发展及其特点的依据，这在同类著作中是相当突出的，是一种可贵的探索。中国古农书不但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内容。《农学卷》除充分利用农书的有关材料以外，还以相当篇幅作了单独的介绍，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说明各个时代农书的概貌，重要农书的作者、基本内容、特点、历史地位以及流传和研究情况。作为全书重点的，论述农学体系的部分，更有不少开拓和创新。书中对中国古代人民掌握农时的理论和实践的论述是迄今最为详尽的，相当清晰地揭示了各种指时手段的出现以及它们如何形成综合性的指时体系的发展脉胳，分析了这一指时体系与传统历法发展的关系，据说是根据游修龄先生的建议而命名为“农时学”。中国传统土壤学有鲜明的特色和很高的成就，80年代中国农业科学界老前辈乐天宇曾致函梁家勉先生，提出应讨论中国传统的“土脉论”，侯光炯、王云森等土壤学界的前辈也强调中国古代的“土宜论”，提出应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土壤学的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土壤学。《农史卷》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土宜论”和“土脉论”的形成和发展，把它作为中国传统土壤学的核心理论予以介绍，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土壤学的特色和它所达到的科学高度。《农史卷》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古代人民是如何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不但系统介绍了育种和引种方面的成就，而且用丰富的材料说明中国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长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种类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生物群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农史卷》在充分吸收农史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发掘，并把它作为传统农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论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这也是《农史卷》的主要贡献之一。
还应该提及的是，《农学卷》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传统农学东传西被的情况及其世界意义。以往论及中外农学交流的著作，包括《农学史》、《史稿》以至该书的“导言，大都着墨于中国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东西，对于中国传统农学向外传播的状况却极少言及，几乎是一片空白。《农学卷》却改变了这种状况，填补了这一空白，特别是第四编专节讨论了“明清时期中外农学的交流与融汇”，不仅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对西方实验农学的引进和推广，而且还全面介绍了中国传统农学向日本、朝鲜和欧洲各国传播的状况。对于东亚各国，由于边界相邻、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相近，所以对中国农书的传播显得更早、更快、更多，影响也更大，书中对此作了详尽的评价。正如2000年4月出版的日本《农文协60年略史》中关于“中国古代科学风具有的人类史意义”一节中所说：“不仅日本，还包括朝鲜和越南，在近代以前，整个东亚地区，都把‘中国古代农书’看作是他们共有的财富”。关于中国传统农学的西传及其影响，书中也作了详尽的介绍，不仅介绍了耶酥，而且还列述了达尔文的主要论著中征引中国农学文献的情况，还论述了中国传统农学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在中西农学交流中，中国不仅从西方农学中学到了不少先进的东西，而且东亚和西欧各国也从中国农学中受益匪浅。由此，似乎可以说，中国传统农学曾经走向世界，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四，新材料的发掘。中国传统农书是农业科学技术史、也是农学史的主要资料来源。这些材料是人们所熟悉的，已被反复研究和反复征引。能否在材料方面也有新的发掘和新的阐释，关系到《农学卷》能否保证质量、能否以新的面目出现的问题。在这方面，《农史卷》的作者是下了功夫的。在这里我只谈两点。一是善于利用专业性农书，特别是花卉类农书的记载，论述农学思想和农学理论的成就。《农学史》也许受以农桑为主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少言及花卉等专业性农书，《史稿》虽很重视并在有关章节专门论述花卉栽培和盆景技艺，但大都着重于其栽培技术或生产和销售状况的记述，较少对其机理进行探讨。《农学卷》则着重于介绍古人对花卉变异的认识和利用。如介绍刘蒙《菊谱》中关于菊花“小可变为甘”、“单叶变为千叶”，“花之形色变易如牡丹之类，岁取其变以为新”等记载，以及王观《扬州芍药谱》关于牡丹、芍药的“大小深浅，一随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奇容异色间出于人间”，“花之颜色深浅与叶蕊之繁盛，皆出于培壅剥削之力”等等(见该书557页），借以说明唐宋间我国人民对花卉的遗传变异已有细密的观察和深入的认识，并将之应用于育种工作之中。可以说，潜心从花卉等专业性农书中挖掘古代生物学方面的资料，也是《农学卷》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二是善于发掘农书以外的各种材料。就先秦秦汉时期而论，以前写农业科学技术史或农学史，主要是利用农书以及《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管子》中若干篇章和《诗经》等文献中的有关内容，《农史卷》除了利用上述材料以外，还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发掘了先秦秦汉法子等典籍的材料，尤以《管子》、《淮南子》和《周礼》的材料发掘比较充分，《韩非子》、《左传》、《国语》、《札记》、《尚书》、《逸周书》等的有关材料也获得了利用，初期道教典籍《太平经》、汉代纬书以至出土帛书、简牍的材料，也被运用到书中。这些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无疑已使《农学卷》增色生辉。
第五，新见解的阐述。《农学卷》对农学史上不少重要问题提出新观点、新见解。例如(一)、关于春秋战国时期虞衡业的论述，《农学史》基本上没有涉及，《史稿》虽已涉及，并已正确地指出“虞衡是管理山林川泽的官吏”，“虞衡业则以对山林川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利用为其特点”，但对其存在的原因和功能仍未进入深入的探讨。而《农学卷》则明确指出：“当时种植业不够稳定，经常受自然灾害的威胁，需要以山林川泽的天然富源作经济生活的必要补充”。一般年景，山林川泽可以作为储藏天然财富的资源库；歉收之年，则可让饥民从山林川泽中获取生活资源以渡荒年(见该书146—147页)。看过这段文字，使人对古代虞衡业存在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作用都有比较深入和完整的认识。(二)、关于宋元时期中原地区大力推广棉花种植的原因，《史稿》提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有了一年生的棉花品种，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农学卷》却进一步提出了三方面的原因，即：1、经济上的原因：人口增长，需要解决穿衣问题；2、气候上的原因：宋元明清时期气候变冷，急需御寒棉衣；3、技术上的原因：植棉技术和棉纺技术的积累、推广和改进(见该书第393页)。这些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论述，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三)、尽人皆知，19世纪以后中国传统农学显然是落后了，但对落后的原因和过程却很少深入的探索。《农学卷》在深入分析研究近代实验科学的形成发展历程及其对近代农学形成发展的影响后指出：“倘仅就农学而论，19世纪以前的中国与西方的传统农学，都虽同样囿于生产中累集经验的描述上，但其他自然科学中与之相关的各学科的研究进展，却已拉开差距，正是这种科学总体水平的落后，才使中国的传统农学一时无法跟上时代步伐……”(该书第791页)，对中国传统农学落后原因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述。其他如战国前的农田水利以排涝为主，战国后以防旱为主的分析(该书第275页)，对清人提出“余气相培论”的解释(该书第713页)等等，均在吸取近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里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从上述几方面看，《农学卷》的撰写确已取得了成功，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是《史稿》问世以来农史研究成果的新总结，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史研究的新水平。
但是，一部好书，并不等于它已十全十美。就笔者看来，《农学卷》仍存在下列一些问题，需要商榷、研究和改进。
一、存在一些错漏或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2如页把《广志》的作者“郭义恭”误为“张华”，446页把“蝉鸣稻”误为“蟑鸣稻”，853页把“避其不可为”误为“用其不可为”，410页和428页提到的《广中荔枝语》应为宋初的著作，而不是唐代的著作等等。虽然有些可能是笔误或排印之误，但在这样一部学术性很强的著作中是不应该出现的。需知有时一字之差，意义全反，不可忽视。有些问题则值得商榷。例如，197页“表9—1”中的沈莹《临海异物志》，到底是“岭南植物志录”，还是记述台湾风物的志录?290页注2提到的“苕草”，到底是“紫云英”，还是“毛叶苕子” (Vicia Sativa l)或“巢菜” (Vicia Cracca)?514页提到的南宋广西钦州的稻作，到底是“间作双季稻”，还是不同季节在不同田块上的稻作?522页提到的耖耙，到底是是到了宋代始出现，还是晋代已在岭南使用?如此等等，似乎都很值得研究。
二、存在一些内容重复或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如“参考文献”中便出现了三处重复，其一是870页13、14行；其二是87l页14、15行；其三是872页6、7行。文献的著录体例也欠统一。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如棉花传人中原的时间，393页认为《四时纂要》成书之前(即五代以前)中原地区已有棉花种植，而606页和632页却认为中原种植棉花始于宋元时期。再如有关肥料施用的历史情况，607页认为战国已施用肥料，西汉时又创造了基肥、追肥和种肥的施用方法，285页则提到《氾胜之书》已把施肥纳入耕作栽培的总原则中，但531页一532页却主张隋唐宋元以前，肥料的使用并不普遍。又如有关嫁接技术发明的时间，135页和316页注2都认为先秦已有了嫁接技术，但562页却认为“嫁接在秦汉时期即已发明”等等。虽然各种见解可以“百家争鸣”，但在同一种有严密系统的著作中，出现观点不一致的现象，似觉有些不协调。
三、“三才”思想并非十全十美，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对农业生产中的“物”(农植物、农动物等等)是被囊括在“天”和“地”之中，而没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专顶，这种情况是否限制了对农业生产对象的深入研究?对我国农业发展有无不利影响?又，传统农业通过施用农家肥和基塘生产等方式，吸纳了大量的城乡粪便、垃圾及其他有机废物，使它们重新回到土地上参与物质循环，从而使它具有了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第二功能。这方面，似乎也可以加大力度，作更深入的探讨。当然这是更高的要求了。
综上所述，虽然《农学卷》还存在着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它仍不愧为建国50年来我国农史研究的结晶，不愧为农史研究工作的又一块丰碑。
作者简介：彭世奖，男，1936年生，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研究员。
原载：《中国农史》2001年2期110-113页。
参考：游修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