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农业

农田的开垦和农作物分布的变化

宋元时期，农业生产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其所养活的人口可以得到反映。有学者估计，“到12世纪初，中国的实际人口有史以来，首次突破1亿。”其中尤以南方的人口增长最快。人口的增加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发展的表现，同时它又给农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耕地不足。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的局面。扩大耕地面积已成当务之急。何处去取得耕地的补尝呢？南方和北方相比，地形地势较为复杂，除了有早已开垦利用的平原以外，更多的是山川和湖泊，于是与水争田，与山争地是解决耕地不足问题的主要方向。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一些耐旱耐涝作物品种，如黄穋稻和占城稻等的出现和引进为山川和湖泊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另外各种农具的出现，也为土地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宋元时期的土地利用形式有梯田、圩田和架田等几种主要的形式。

梯田之名，始见于宋代，南宋诗人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了他游历袁州（今江西宜春）时所看到的情景，“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宋元时期，闽、江、淮、浙等地都有许多梯田的分布。其中宋时以福建梯田最多。

梯田所开发的都是山区的农田，但从宋以后的情况来看，新增耕地面积主要来自湖区或水滨地区。早在春秋末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人们就已开始筑圩围田。这种围田到唐五代时期，则已发展成“塘浦圩田”。进入南宋之后，围湖造田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大规模的圩田在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地区如星罗棋布。

在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中最为巧妙的要数架田。架田，又名葑田，是一种浮在水面上的田坵。《陈旉农书》上说：“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坵，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坵，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宋元时期，江浙、淮东、二广一带都有使用，其分布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其中二浙最多。与梯田和圩田有所不同，架田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还大量地种植蔬菜。

宋元时期，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其中的荞麦和薥黍（即高粱），油料作物中的油菜等就是这一时期新增的种类。荞麦是一种种植季节较长而生育期短，适应性广而耐旱性强的作物，荞麦的普遍种植对于增加复种面积，扩大土地利用和防旱救荒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唐以前，荞麦的种植似乎并不普遍，只是在唐代才开始普及。高粱虽然在魏晋时期即已可能进入中国，但可能仅局限于边疆地区种植，内地种植并不普遍，农书中记载高粱栽培始见于《务本新书》，后《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都有记载。供食用、作饲料，秸秆还可以作多种杂用，强调高粱的利用价值，这种不见于以前农书的新杂粮，显然已为人们所重视。除此之外，高粱还以其“茎高丈余”的优势，广泛种植用以保护其它农业生物。

粮食作物种类的增加并没有削弱某些作物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相反一些作物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还得以加强，稻麦即便如此。中国的粮食生产结构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以粟稻为主，所谓“北粟南稻”，由于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是在北方的黄河流域，所以粟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格局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开始被打破。稻逐渐取代粟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麦紧跟而上，与粟处于同等的地位。形成了稻粟麦三分天下的局面。到了宋元时期，稻麦的地位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唐宋以后，南方地区各种土地的利用形式不断出现，加上大量的旱地改为水田，扩大了水稻的种植面积，同时耕作技术的不断提高，也大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这使得水稻在全国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扶摇直上。在水稻向北方扩展的同时，麦类作物也在早有麦作种植的南方地区，由于有各级政府的鼓励而得以发展。宋代，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他们把原有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了南方，社会对麦类的需要量空前增加，以及佃户种麦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因而促进小麦在南方的种植达到了高潮。南宋绍兴（1131-1162）初，出现了“竟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的局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稻麦二熟制。在稻麦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的同时，芝麻、油菜等也开始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

宋元时期，衣着原料生产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此前衣着原料主要来自于桑柘和大麻。此后，棉花加入进来。由于棉花拥有特殊优秀的性质，非其它纤维品所能及，“且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缉绩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元代农学家王祯说：“中国自桑土既蚕之后，惟以茧纩为务，殊不知木绵之为用。夫木绵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駸駸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名曰‘吉布’，又曰‘棉布’。”特别中随着栽培技术和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使得棉花在宋元以后得到了普及，到明代已是“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的大众衣料。在棉花进入中原的同时，另一种重要的纤维作物苎麻种植也在北方又开始复兴。

土地的利用和地力维持的宝贵经验

农田的开垦和农作物分布的变化使得对土地的利用向着深度和广度进军。与此同时，一些关系到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发展的理论问题，诸如什么样的土地适合于种植？什么样的土地适合什么样的作物？地力是否会出现衰竭？如何保持地力常新壮？不同地区之间的作物可否相互引种？等等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粪药说

土壤的性质是不同的，有好坏之别，肥瘐之差。挑肥拣瘐是人们在进行土地利用时共同的心理。但肥沃的土地终究有限，因此，如何来利用表面上看来不太适合种植庄稼的土地是扩大耕地面积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陈旉说：“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而治的关键在于用粪。在此基础上，陈旉提出了粪药说。即“相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也。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因土施肥。元代王祯继承了这一学说，认为：“田有良薄，土有肥硗，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药有生药之分，剂量也有大小之别。王祯进一步说：“粪田之法，得其中则可，若骤用生粪及布粪过多，粪力峻热即烧杀物，反为害矣。”粪药说的形成，是宋元时代对肥料的作用，有机肥料的特性有了相当深的认识，也反映了当时在肥料施用上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是我国古代在肥料科学上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地力常新壮论

土壤的性质不同，性质也非一成不变，宋元时期，人们发现“地久耕则耗”，一般情况下，“凡田种三、五年，其力已乏”。能否扭转地力衰退的局面呢？陈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凡田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指出只要重视施肥，或掺用客土，土壤是可以改良的，地力是可以提高的，而且能保持地力常年新壮，那种认为土地种了庄稼，就会土敝气衰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是地力常新壮论。

元代，王祯也继承了这一看法，他中说：“所有之田，岁岁种之，土敝气衰，生物不遂，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王祯认为，土地连年种植，如不重视施肥改良，地力是会降低的，庄稼是会长不好的，反之，如果重视积肥、施肥，并采取相应措施，仍能做到“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这是宋元时代对土壤肥力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

风土论

宋元时期作物分布的改变实际上引种的结果。然而在引种过程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是有风土论的发生。《周礼·考工记》：“桔逾淮而北为枳，鸐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认为一切生物只能在它的故土生长，逾越这个范围，就会发生变异，甚至引起死亡。宋元时期种植于边疆的棉花开始分南北二路传入中原。由于有的地区因为没有掌握好种棉技术，造成引种的失败，也被有些人归之于“风土不宜”。

元代孟祺等一批农学家，则认为棉花引种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风土不宜。他们举例说：“中国之物，出于异方者非一，以古言之，胡桃、西瓜，是不产于流沙葱岭之外乎？以今言之，甘蔗、茗芽，是不产于牂柯、邛筰之表乎！然皆为中国珍用，奚独至于麻绵而疑之”，又说“苎麻本南方之物，木绵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绵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同时又指出：有些地区棉花引种失败，“虽然托之风土，种艺之不谨者有之，抑种艺虽谨，不得其法者亦有之”，即不是风土问题，而是技术上的原因，后来，农学家王祯，在论述棉花种植时，对这一看法，表示完全同意，他在《农书》中说：“信哉言也”。

经过孟祺等人的分析研究，将棉花引种中的风土问题和技术问题，明确的区别了开来，同时，又将地区和风土条件区别了开来，指出尽管地区不同，但不同地区之间有相同的风土条件，作物仍可以引种，能否引种不能完全从地区来决定。这一论述，不仅批驳了“风土不宜”说的错误，为当时棉花的引种和推广扫除了思想障碍， 同时也确立了我国古代的风土论，为后来明清时期的玉米、烟草、番薯的引进铺平了道路。

农具和农田水利建设

（一）农具和动力的创新与发展

宋元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稻作的勃兴，一大批与稻作有关的农具相继出现，唐代出现了以江东犁为代表的水田整地农具，包括水田耙、碌碡和礰礋。宋代耖得以普及，标志着水田整地农具的完善，还出现了秧马、秧船等与水稻移栽有关的农具，宋元时期则是水田中耕农具的完善时期，出现了不少与水田中耕有关的不和农具，如耘爪、耘荡（耥）、薅鼓、田漏等。宋元时期还出现了掼稻簟、笐和乔扦等晾晒工具。与此同时，一些原有的农具也由于水稻生产的需要，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运用。传统南方水田稻作农具至此已基本出现，并配套定型。

北方旱地农具随着旱地耕作技术体系在魏晋时期的定型，也已经基本上定型了。宋元时期，旱地农具的发展主要是在原有农具上的改进，并进一步完善。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有犁刀、耧锄、下粪耧种、砘车、推镰、麦笼、麦钐和麦绰等。以耧车为例，它原本是汉代出现的一种畜力条播农具，宋元时期，对这种旱地农具进行了改进，发展出了耧锄和下粪耧种两种新的畜力农具。

元代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是关于传统农具集大成的著作，在其所载的百余种农具中，除有些是沿袭或存录前代的农具之外，大部分是宋元时期使用，新创或经改良过的。体现了高效、省力、专用、完善、配套等特点。中国传统农具发展至此，已臻于成熟阶段。

在传统农具日益完备的同时，人们还在动力上作文章，以应付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不测，是有应急农具的增加及水力和风力的利用。在应急农具方面，唐代王方翼发明“人耕之法”，宋代推广踏犁和唐宋以后开始流行铁搭。这些农具都是在畜力不足，而被迫采用人力耕作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补救办法。在动力创新方面，以对水力的运用表现得最为突出。唐宋元时期，出现了水转翻车、水转筒车、水转高车、水磨、水砻、水碾、水轮三事、水转连磨、水击面罗、机碓、水转大纺车等，这些都是用水为动力来推动的灌溉工具和加工工具。以水转翻车为例，据《王祯农书》记载，水转翻车的结构同于脚踏翻车，但必须安装于流水岸边。水转翻车，无需人力畜力，“日夜不止，绝胜踏车”，而且以水力代替人力，“工役既省，所利又溥”。与水转翻车等差不多同时创制的还有风转翻车。最早记载见于元初任仁发《水利集》。集中提到浙西治水有“水车、风车、手戽、桔槔等器”。显然，其中的“风车”无疑是指风转水车，而非加工谷物的风扇车。风力这一时期也用于谷物加工。元人耶律楚材有“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的诗句，原注：“西人作磨，风动机轴以磨麦”。这说明，在元代东南和西北地区都已利用风力作为动力了。

（二）农田水利的兴修

1、河北海河流域的淀泊工程

北宋建国伊始，便与辽国处在军事对峙状态。为了防止辽国骑兵南下，端拱元年（988），知雄州何承矩上疏，建议在宋辽边界筑堤贮水，播为稻田。当时沧州临津令福建人黄懋也认为屯田种稻于公于私都有利。宋太祖采纳了这一建议，以何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于淳化四年（993）三月，调拔各州镇兵一万八千人，在雄、莫、霸等地（今河北雄县、任丘、霸县等）兴修堤堰600百，设置斗门进行调节，引淀水灌溉种稻。第一年种稻因错用了南方的晚熟品种，在河北不能抽穗，“值霜不成”，于是遭到了本来就反对他屯田者的攻击，第二年改用南方早稻品种，“是岁八月，稻熟”，“至是，承矩载稻穗数车，遣吏送阙下，议者乃息”。“由是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这一成功极大地促进了河北淀泊工程的进一步开发，到熙宁年间（1068-1085），界河南岸洼地接纳了滹沱、漳、淇、易、白（沟）、和黄河诸水系，形成了30处由大小淀泊组成的淀泊带，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东至沧州泥沽海口，约800余里。

2、黄汴诸河的大规模引浊放淤

北宋中期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出现了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从熙宁三年（1070）到熙宁九年（1076），全国兴修水利田共10793处，溉田3611万亩。其中引人注目的便是大规模的引浊放淤。北宋熙宁二年（1069），政府设立了“淤田司”，专门负责有关引浊淤田的工作，至熙宁五年（1072）程昉引漳河、洛河淤地，面积达二千四百余顷。此后，他又提出了引黄河、滹沱河水进行淤田的主张。尽管中间存在许多的争论，但由于宰相王安石的大力支持，引浊放淤在熙宁年间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淤灌改土的地区一共有34处之多，包括开封汴河一带、豫北、冀南、冀中、晋西南及陕东等地，其中有淤田面积记载的共9处，面积达645万亩。淤灌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是改良了大片盐碱地，使得原来深、冀、沧（今河北沧县东南）、瀛（今河北河间县）等地，大量不可种艺的斥卤之地，经过黄河、滹沱和漳水等的淤灌之后，成为“美田”。二是提高了产量，使原来五、七斗的亩产量，提高了三倍，达两、三石。但由于存在安全上的隐患，加上朝廷仰漕运为命脉，所以大规模的放淤未能坚持下去，从公元1069-1078年，只有短短的十年便宣告终止。

南方的农田水利

南方的水利建设依据于自身的地理条件，主要分为丘陵来原的陂湖灌溉，低湿洼地的水网圩田和东南沿海的捍海石塘。其中著名的工程有木兰陂和范公堤等。木兰陂是北宋期间在福建莆田县修筑的一座引、蓄、灌、排综合利用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范公堤则是范仲淹建议和主持修筑的通、泰、海州捍海堤。木兰陂和范公堤的修成都具有抵挡海潮捍护农田的作用。进入南宋以后，南方的水利建设已明显地超过了北方，故《宋史》如是说：“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南方的水利兴修工程又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这与南宋奠都临安不无关系。

江浙的水利工程中又以太湖水系的治理为重中之重。北宋元祐年间单锷就著有《吴中水利书》，提出了行洪、排涝和通运的意见，主张修五堰、开夹苎干渎，以截西来之水，使之不入太湖。熙宁年间郏亶提出运用高圩深埔，束水入港的办法，来恢复和发展塘埔圩田体制。两宋时期，各级政府都曾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太湖水利的治理，为扩大耕地面积，使太湖成为全国的粮食供应基地做出了贡献，但太湖地区的水利一起未能彻底地解决，这就使得太湖水利在明清两代仍然是议论的焦点。

园艺、畜牧兽医和蚕桑技术

园艺

宋元时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繁荣，促进了园艺业的发展。《齐民要术》卷首“杂说”云：“如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余出卖。”当时只要在“负郭之间，但得十亩，足赡数口。若稍远城市，可倍添田数，至半顷而止。结庐于上，外周以桑，课之蚕利。内皆种蔬。先作长生韭一二百畦，时新菜二三十种。”事实亦是如此，如《东京梦华录》记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汴京有一名菜农名纪生，几十年来靠种菜养活一家30口，临死告诫儿孙们说：“此土十亩地，便是青铜海。”南宋都城临安则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说法，何谓“东门菜”呢？周必大讲到“盖东门绝无居民，弥望皆菜园”。菜园之外，更有花园。唐都长安，王室宫苑种花、赏花之风盛行，并影响到社会风尚。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当时京都长安有“移春槛”和“斗花”的习俗。宋代赏花的风气和唐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以洛阳和杭州为盛。

宋元时期，蔬菜花卉的种类很多。以蔬菜为例，据宋《梦梁录》记载，仅南宋临安一地，蔬菜种类就达30余种。这一时期的主要蔬菜种类有：菘（白菜）、萝卜、胡萝卜、莴苣、菠菜、竹笋、茭白、菌蕈（食用菌）等；花卉的种类则有：牡丹、芍药、菊花、梅花、兰花等。花卉的品种更是繁多。仅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中就记载了牡丹达109种。果树栽培方面，由于两宋经济的南移，南方热带、亚热带的果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最突出的当属柑桔和荔枝。

园艺的发展最主要的还表面在技艺方面。宋元时期，出现了白菜黄化技术，“冬间取巨菜，覆以草，积久而去其腐叶，黄白纤莹。”还利用无土栽培培育出了豆芽，在韭菜栽培方面，利用了温室和阳畦，以便在寒冷的季节里也能吃上蔬菜。在食用菌培养方面，创造了人工接种的方法，先是“以蕈碎剉”，将菌种匀布种在经年树朽的坎内，再用蒿叶及土覆盖，经常用泔水浇灌，过一段时间后，还要“以槌棒击树”，帮助菌种扩散，这样到天气蒸暖时，就会长出菌来。花卉栽培技艺也相当精细。牡丹栽培注重接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而菊花栽植更细到养胎、传种、扶植、修茸、培护、幻弄、土宜、浇灌、除害等各个环节。嫁接技术在花卉栽培上得到最成功的动用，临安东西马塍人创造的花卉促控栽培的“堂花术”更是名闻遐迩。在柑桔栽培方面，当时已认识到土宜对于柑桔产量和品质的影响，运用了嫁接技术，还实行了对树枝和树根的修整。并采用了刮藓和钩虫两种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对于荔枝也有了不少的认识，认识到荔枝生长年限长，有三四百年犹能结实者，但不耐严寒，并采取相应的防寒措施；二是存在“歇枝”（大小年）现象，同时果实不耐贮藏，因此对于果品的贮藏最为在意。

畜牧兽医

宋代的养马业已不复汉唐之盛，但养牛却得到高度重视，这主要是出于农业动力的考虑。然而农区养牛，不能完全放牧，为其可能会糟蹋忠诚庄稼，且冬天大多地方也无草可牧，因此，牛畜大多时间需要在牛舍中度过，因此养牛的功夫大多花在牛舍上。宋元时期，人们注意到牛舍要保暖，要注意清洁和卫生。喂料要“洁净”、“细剉”，并要“和以麦麸、谷糠或豆，使之微湿”，盛放在槽内，让牛吃饱。喂法上讲究先粗后精。《农桑辑要》指出：“一顿可分三和，皆水拌，第一和草多料少，第二和比前草减少，少加料，第三和草比第二和又减半。”

养牛是为了使用，因此使役宜忌也十分注重。《陈旉农书》说，使役要掌握在“五更初，乘日未出，天气凉时用之”，这样“力倍于常，半日可胜一日之功”，至“日高热喘”时，“便令休息，勿竭其力，以致困乏”。使役还要根据季节的寒暑不同，分别对待。“盛寒之时，宜待日出宴温乃可用，至晚天阴气寒，即早息之”，在“大热之时”，则要“夙馁令饱健，至临用不可极饱，饱即役力伤损也”。《农桑辑要》提出：“食尽，即往使耕，噍了牛无力。”意思是说，喂后不久可以使役，不要等到噍（反刍）完了才用。到了反刍透了，就要给牛以休息和刷拭，喂过水之后，还要上槽。即《农桑辑要》所谓，“牛下饷，噍透，刷刨，饮毕。辰己时间上槽。”元代百姓将牛的喂养和使役，概括为“三和一缴，须管要饱，不要噍了，使去最好”。

养猪、养羊是农区肥料的主要来源。为了多养并养好猪羊，人们积极开辟饲料来源。猪饲料方面增加了水生植物和马齿苋，羊饲料中则有桑叶。宋元时期，太湖流域成为蚕桑业的中心，与此同时，原蒙古羊的一支也落户到了江南，由于缺乏放牧条件，而采用舍饲的办法。春、夏之季，割青草饲喂，秋冬草枯时，便用养蚕余下的桑叶来作饲料。久而久之，蒙古羊在江南地区终于形成了一种特宜于舍饲的新羊种—湖羊。湖羊的出现，实在是养羊饲料开辟的结果。

在兽医学方面，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置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这是中国设立兽医院之始，收养的病马，“病浅者送上监，深者送下监，分十槽医疗之”。在马病治疗方面，当时值得注意的是马眼浑睛虫的治疗。这是马眼感染牛指状微丝蚴引起的疾病。当时采取了针刺加药物的疗法。另外，当时辽国还采用了用麻醉法切除马肝的外科手术，不过成功率不高。和马病治疗相比，当时人们，特别是南方地区的人民更重视牛病的防治。陈旉《农书》中就列了“医治之宜”专篇，对于牛病的防治作了专门的讨论。指出牛的病因是不同的，针对不同的病因，要对症下药，“其用药，与人相似也，但大为之剂以灌之，即无不愈者。”有些牛病是会传染的，“欲病之不相染，勿令与不病者相近”，即要进行隔离。元代《农桑辑要》对于牛的胀、疥虱、尿血、气噎、肩烂、漏蹄、白膜遮眼、不食水草等诸病，提出了18个具体的治疗处方。

蚕桑

宋元时期，蚕桑业的重心也随经济重心一道移到了南方。南方的蚕桑技术在继承北方蚕桑技术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原来北方的鲁桑系品种在移到杭嘉湖地区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桑种，即湖桑。湖桑保留了鲁桑的一些优点，叶厚大而疏，多津液、少椹，饲蚕蚕大，得丝多。湖桑的形成与当时的桑树繁殖技术不无关系。桑树嫁接即其中之一。最先说到桑树嫁接的是陈旉《农书》，书中提到当时湖州安吉人都能够进行桑树接缚。这种技术在南方形成之后，元代时传到了北方，《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都有桑树嫁接的记载，并且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桑树嫁接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嫁接的方式已经有六种之多。六种方法分别为：身接、根接、皮接、枝接、靥接、搭接。除此之外，压条技术也在桑树繁殖上得到广泛的运用。在桑树病虫害的防治方面，《农桑辑要》引《农桑要旨》提到“害桑虫蠹不一，蠦蛛、步屈、麻虫、桑狗为害者，当发生时，必须于桑根周围封土作堆，或用苏子油于桑根周围涂扫，振打既下，令不得复上。”《王祯农书》则提到“用铁钱作钩取之”、“用硫黄作烟熏之”，“或用桐油纸燃塞之”三种治虫方法，《农桑要旨》则进一步提出“尽修桑下为熟地”的农业防治方法。南宋《分门琐碎录》中指出：“桑叶生黄叶而皱者，号曰金桑，非特蚕不食，而木亦将就槁矣。”这是古农书中对桑萎病危害的最早记载。

不过在宋元时期，人们还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养蚕方面，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蚕丝的产量和质量。“凡育蚕之法，须自摘种，若买种，鲜有得者。”摘种又是从择茧开始，“开簇时，须择近上向阳或茧草上者，此乃强良好茧。”在择茧之后，还要择卵。宋元时期，采用了低温选优汰劣的方法。这使日后蚕的健康有了保证，但人们并没有放松蚕病的预防。《陈旉农书》指出：蚕“最怕湿热及冷风”，对于蚕病的防治也主要是从控制温湿度来进行的。金元时的《士农必用》批出：“蚕成蚁时，宜极暖，是时天气尚寒；大眠后宜凉，是时天气已暄。又风、雨、阴、晴之不测，朝、暮、昼、夜之不同，一或失应，蚕病即生。”所以要“使其蚕自始至终，不知有寒热之。”当时主要是通过窗户的启闭和室内加温等方法来控制温度和湿度。

元代《农桑辑要》将养蚕经验总结为十个字。这十个字是：十体、三光、八宜、三稀、五广。其中十体指寒、热、饥、饱、稀、密、眠、起、紧、慢（谓饲时紧慢也）。实际是养蚕时的十项注意事项。三光即“白光向食，青光厚饲，皮皱为饥，黄光以渐住食。”是古人看蚕体皮色变化来确定饲养措施的一个概括。八宜即“方眠时宜暗，眠起以后宜明，蚕小并向眠宜暖、宜暗，蚕大并起时宜明、宜凉，向食宜有风（避迎风窗），宜加叶紧饲，新起时怕风，宜薄叶慢饲，蚕之所宜，不可不知。反此必不成矣。”此专就饲养环境而言。三稀分别指下蛾、上箔、入簇时要稀放。五广即人、桑、屋、箔、簇等五个基本条件要求宽裕。十字经验是中国古代对养蚕经验的高度概括。

宋元农学四大家

宋元时期，不光有数学四大家，医学四大家，还应该有农学四大家，他们分别是宋代的陈旉、元代以孟祺为代表的司农司、王祯和鲁明善。这四大家除陈旉是南宋时人外，其他三家都是元代人。元代在中国的统治时间不长，总共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是却在中国农学史上留下了三部了不起的农书，这三部农书分别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

一、陈旉及其《农书》

陈旉，自称“西山隐居全真子”，生平事迹不详。仅从他的“自序”和洪兴祖的“跋”中，得知他曾经“躬耕西山”，“种药治圃以自给”。南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他写出了一体《农书》，当时他已74岁，据此推测他应生于北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陈旉农书》的篇幅不大，全书共有一万余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总论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中卷牛说，讲述耕畜的饲养管理，下卷蚕桑，讨论有关种桑养蚕的技术。其中上卷是全书的主体，在这卷中陈甫比较突出地提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土地利用。陈旉在“地势之宜篇”中指出，土地的利用必须因地制宜， 他依据地势提出了高山、下地、坡地、葑田、湖田五种土地的利用规划；二是土壤肥力学说，陈旉认为，土壤虽有多种，好坏不一，只要治得其宜，都能适合于栽培作物。陈旉还认为，如果能够时常加入新而肥沃的土壤，施用肥料，可以使土壤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也将会保持新壮的，不存在什么衰敝的问题。三是肥料和施肥学说，陈旉在《农书》中不但有“粪田之宜”专篇，在其它各篇之中也都谈到了肥料，显示了他对于肥料的重视，并在肥源和施肥方法方面有不少的创造和发明；四是水稻栽培，《陈甫农书》是第一本关于南方稻区农业技术的农书，书中对于稻田整地和水田中耕等都有论述，还有专篇谈论水稻育秧。这些标志着传统的水稻栽培技术至此已经基本定型了。

二、《农桑辑要》

《农桑辑要》是元代专管农桑，水利的中央机构“大司农”组织编写的。主持人孟祺、张文谦、畅师文、苗好谦等都是当时农业方面的专家。书成于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它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全书共有六万五千多字，分作七卷。卷一典训，讲述农桑起源及其经史中关于重农的言论和事迹，相当于全书的绪论；卷二耕垦，播种，包括整地，选种总论及大田作物的栽培各论；卷三栽桑，卷四养蚕，讲述种桑养蚕；卷五瓜菜、果实，讲的是园艺作物；卷六竹木、药草，记载多种林木和药用植物，兼及水生植物和甘蔗；卷七孳畜、禽鱼、蜜蜂，讲动物饲养。从全书的整个布局来看，《农桑辑要》基本上继承了《齐民要术》的内容，但是《农桑辑要》和《齐民要术》等书相比，也有一些显著的特点。首先，《农桑辑要》增加一些新的资料。如苎麻、木棉、西瓜、胡萝卜、同蒿、人苋、莙荙、甘蔗、养蜂等，都注明了“新添”。其次，《农桑辑要》第一次将蚕桑和棉花等衣着原料的生产放在与粮食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当时栽桑养蚕的成就，还“新添”了苎麻和木棉，以及作者之一的孟祺所作的“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和“论苎麻、木棉”等项内容，从理论上和技术上阐述向北方推广木棉和苎麻的可能性。第三，《农桑辑要》提出一种全新的风土观念。指出环境条件对于作物生长是有影响的，亦即是有风土论，但在一定条件下，作物又是可以引种的，不能唯风土论。引种的失败不能完全归罪于风土，有的是没有好好地种，有的是好好种了，但是却方法不得当。这种看法，不仅为当时的棉花的传播，也为后来的番薯，玉米，花生，烟草等作物的引进和传播，在思想上铺平了道路。

三、王祯及其《农书》

《王祯农书》成书于1313年以前，作者王祯是山东东平人，他曾经在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和信州永丰县（今江西省广丰县）两地任县尹。农书就是在他任职期间，为了劝农而编写的。《王祯农书》系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农桑通诀”，即农业通论。共有六卷，十九篇。书中首先论述了农业、牛耕和桑业的起源；农业与天时、地利及人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接着按照农业生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基本顺序记载了大田作物生产过程中，每个环节所应该采取的一些共同的基本措施；最后是“种植”、“畜养”和“蚕缫”三篇，载有关林木种植，包括桑树，禽畜饲养以及蚕茧加工等方面的技术。这一部分中，还穿插了一些与农业生产关系不大的内容，如“祈报”，“劝助”等篇。第二部分“百谷谱”，共有四卷十一篇，这部分属于作物栽培各论，书中一共叙述了谷属，蔬属等七类，八十多种植物的栽培，保护，收获，贮藏和加工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与方法，后面还附有一段“备荒论”；第三部分“农器图谱”，共十二卷，是《王祯农书》的重点，篇幅上占全书的五分之四。收集了三百零六件图，分作二十门。《王祯农书》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第一次将南北农业技术写进在同一本农书之中，成为第一本兼论南北农业技术的农书；二是“农器图谱”的写作。这不仅是以前历代无法比拟的，而且后世农书和类书所记载的农具也大份以它为范本。

四、鲁明善及其《农桑衣食撮要》

《王祯农书》之后，元代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又一本重要的农书问世了这就是《农桑衣食撮要》。《农桑衣食撮要》的作者是鲁明善，维吾尔族人，曾经在安丰路、太平路、池州府任职，后来又转监衡州、桂阳、靖州等地，历史上称他“连领六郡，五为监一为守”，所到之处，政绩显赫，声震朝野。《农桑衣食撮要》就是他在安丰路（今安徽寿县）任职时撰写的。《农桑衣食撮要》在写作方法上采用了月令体形式，全书以农桑为主，还包括林、牧、副、渔各业，凡是属于气象、水利、畜牧、园艺、农产品加工等各种农事项目，以及衣、食、住等等方面应有尽有，用作者自己的来说：“凡天时，地利之宜，种敛藏之法，纤悉无遗，具在是书。”据统计，书中除介绍了五谷（稻麦黍粟豆等粮食作物）和六畜（牛羊马鸡鹅鸭等畜禽）以外，还记载了蔬菜四十种，果树十多种， 经济作物和林木各十三种；还有一些江南地区特产，如鸡头（芡实）、菱、藕、茭白、竹笋、鳜鱼等也作了介绍。书中还介绍了一些西北少数民族的的农牧业生产经验，如，二月“插葡萄”，五月“造酥油”，“晒干酪”以及十二月“收羊种”等内容。《农桑衣食撮要》和同时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相比，在著书方法上除了采用月令体外，还有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在行文时力求通俗易懂，方便实用。发满足农民读者的需要。因此，《农桑衣食撮要》被称为是“最好的农家月令书之一”。

动植物谱录的大量出现和生物学知识的发展

动植物谱录

宋元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士大夫开始热衷于“花草之流”。花卉业的发展，也为各种诸如“牡丹记”、“芍药谱”之类的花谱著作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根据《中国农学书录》的记载，宋代有农书著录为一百余种，其种涉及花木栽植技艺的达三十多种。当时人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近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尝集牡丹、荔枝与茶之品，为经及谱，以夸于市肆”。植物类谱录著作的繁荣也带动了动物谱录的出现，在宋代众多谱录类著作之中也有一二关于动物的谱录，如《蚕书》、《蟹谱》之类。

动植物谱录一览表

书名

作者

卷数

品种个数

备注

洛阳牡丹记

欧阳修

一

二十四

最早的牡丹专著

洛阳花木记

周师厚

 　 　 　

越中牡丹花品

僧仲林

一

三十二

 　

天彭牡丹谱

陆游

 　 　 　

亳州牡丹志

 　 　 　 　

芍药谱

刘攽

 　

三十一

最早的芍药专著

扬州芍药谱

王观

 　 　 　

菊谱

刘蒙

 　

三十五

最早的菊花专著

菊谱

范成大

 　 　 　

梅谱

 　 　 　

最早的梅花专著

百菊集谱

史铸

六

一百六十

 　

东溪试茶录

宋子安

 　 　 　

全芳备祖

陈景沂

五十八

 　

最早的植物学辞典

荔枝谱

蔡襄

一

 　 　

茶录

蔡襄

二

 　 　

北苑茶录

丁谓

三

 　 　

桐谱

陈翥

一

 　

最早的泡桐专著

永嘉桔录

韩彦直

三

二十二

最早的柑桔专著

禾谱

曾安止

 　 　

最早的水稻专著

竹谱

吴辅

 　 　 　

笋谱

僧赞宁

一

 　 　

菌谱

陈仁玉

一

一十一

最早的菌类专著

金漳兰谱

赵时庚

三

 　 　

兰谱

王贵学

一

 　 　

打枣谱

柳贯

一

七十三

仅有的枣树专著

糖霜谱

王灼

一

 　

最早的种蔗和制糖专著

蚕书

秦观

一

 　

现存最早的养蚕专著

蟹谱

傅肱

二

 　 　

蟹略

高似孙

四

 　 　

谱录类著作，多以一种或以一类动植物为主，比较注重于品种及品质的高下优劣的记载。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分为三篇，“花品叙第一”，列举了“姚黄”、“魏紫”等24种牡丹精品的名称、特征。“花释名第二”讲述了这些花名的来历，从中可以看出，有的花名是根据产地、花名，有的是根据栽培者的姓氏。蔡襄的《荔枝谱》详细描写了32种最优秀的荔枝品种，如陈紫，“其果晚熟，上大而下圆，每颗直径可达一寸半。香气清远，色泽鲜紫，壳薄而平，瓤厚而莹，膜如桃花，红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晶，食之消如绛雪。”韩彦直《永嘉桔录》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记载“柑”8种；中卷有“橘”14种，以及香橼等。《扬州芍药谱》中转述的旧芍药谱载31种，分为上、中、下三等七品，其中上、中各两品，下三品，他自己又补充了8种。刘蒙的《菊谱》记载了菊花35种，分为黄花、白花、杂色三大类。《洛阳花木记》中记有牡丹达一百零九种《东溪试茶录》则记载了北苑贡茶产地出产的茶叶7种。《笋谱》中有品名九十余个，《菌谱》中有品种11个，《百菊集谱》记有菊花品种163个。

除了注重品种的分类之外，这些谱录类著作对于所谱植物的种植、采摘、加工和利用等方面也都有所记载。关于荔枝的种植，蔡襄在《荔枝谱》中谈到，其树畏寒，福州之西一百里的水口，气候稍寒，已不可植。尤以初种时更需小心，头五六年冬天要加以遮盖。韩彦直的下卷专讲橘树栽培技术。书中还谈到橘树的浇灌，果子的采摘、收藏、制治、入药等问题。《桐谱》一书中对于桐树的施肥、播种、移栽、剪枝、田间管理等等都作了介绍。《洛阳牡丹记》“风俗纪第三”，则记述洛阳人赏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的方法。

生物学知识的发展

谱录类著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动植物品种或种类的记载。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生物学知识发展的反映。如欧阳修的《牡丹记》不但记载了24个品种，而且还认识到观赏牡丹起源于野生类型的山牡丹，这种牡丹“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并指出单叶花是其原始类型，后来经过人工栽培、嫁接、选育，推陈出新，才逐渐培育出千叶花的品种。书中还记载了一个由突变产生的珍奇品种——潜溪红，这是关于芽变的最早记载，也是利用芽变培育新品种最早最典型的事例。周师厚的《牡丹记》中也提到了两个由突变培育出来的品种——御袍黄和洗妆红，还第一次述及重瓣花“间金”的花瓣是由黄色雄蕊演变而来，甚至推测不同品种可能来源于同一个亲本，如“魏胜”和“都胜”可能都是魏花的后代。刘蒙在《菊谱》中提到“花之形色变异，如牡丹之类，岁取其变者以为新。”并提出“今此菊亦疑所变也。”并据此推测，当时丰富多采的菊花品种是由古代少数品种变异而来的。这种以变异为材料得出可通过人工选择实现生物由少数类型演化成多数类型的思想，不仅可以指导生产实践，而且也是近代生物进化论的萌芽。再如陈翥《桐谱》在分类学方面，对“种”的考察研究已经注意到形态学、生理学、解剖学等方面的的特征，做到既详细又能抓住“种”的典型特征进行精确描述。他正确地把白花桐（白花泡桐），紫花桐（绒毛泡桐）和一个白花桐的变种归为一类，已经精确到现代分类学上玄参科泡桐属的层次，他还认识泡桐、梧桐（青桐）和油桐三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科间差异，是桐树认识史上一次飞跃。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