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农业

　

土地利用的深入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土地利用又得到了深入的发展。与水争田和与山争地，仍然是明清时期土地利用的主要途径，不过争田、争地的范围又有所扩大，主要的区域已由原来的长江下游发展到了长江中流，甚至于长江上游和陕西地区。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湖广一带的垸田（即圩田），垸田的开发，使得两湖地区成了新的谷仓，以至于在明代中期以后就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在与水争田，与山争地的同时，人们还加紧了对盐碱地、冷浸田、海涂、低产田等的改良和利用，著名的陇中砂田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陇中地区降雨量少，蒸发量大，无霜期短，气温偏低，温差很大，水源不足，而地下水含碱成分高，对作物生长十分不利。砂田即是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的特殊产物。砂田是先将土地深耕，施足底肥，耙平、墩实，然后在土面上铺上厚达六至十二厘米不等的砂石，通过砂石的增温、保墒、保土和压碱等综合性能，来取到增产的效果，这是明清时期改造低产田的一项重大发明。

土地利用的深入发展还促进了桑基鱼塘的形成和发展。所谓桑基鱼塘，据广东《高明县志》的记载，其办法是将低洼地挖深变成水塘，挖出的泥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为地基，基和塘的比例为六比四，六分为基，四分为塘，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屎用以饲鱼，而鱼塘中的塘泥又取上来作桑树的肥料。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在明朝中叶江苏常熟地区即已出现。以后很快就在地势低洼的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广开来。其形式多样，除典型的桑基鱼塘以外，还有的是以农副产品养猪，以猪粪肥田；有的是以青草、桑叶养羊，以羊粪壅桑，还有的是以鱼养桑，以桑养蚕，以蚕养鱼。

新作物的引进

明清时期，土地利用的深入发展与甘薯和玉米等新作物的引进有着密切的关系。甘薯和玉米等原产于美洲。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传到了欧洲，以后经由不同的途径，先后传到了中国。

甘薯最初是从福建和广东两省传入中国的，具体说来又有几条不同的路线。一是明万历年间，从国外引种到漳州，由漳州传到泉州，再由泉州传到福建莆田地区，这条路线以漳州最早；一是明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1583年—1584年），有人把甘薯由海上传到了晋江，第二年在泉州推广，这条件路线以泉州为最早；一是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长乐商人陈振龙从菲律宾的吕宋岛引种甘薯到家乡，次年由福建巡抚金学曾加以推广，这条路线以福州为最早。大致在福建从吕宋引种甘薯的同时，广东也从越南引进这一作物，东莞人陈益于万历十年从越南把薯种带回到东莞。甘薯引进后，首先在闽粤部分地区得到推广，十七世纪初，甘薯由福建引种到了长江流域，到十八世纪前期，长江流域许多省都已有甘薯栽培，出现了“高山海泊无不种之，闽、浙贫民以此为粮之半”的局面。与此同时，甘薯也开始传到了北方黄河流域地区。明清之际，为了推广甘薯而编写的著作有徐光启的《甘薯疏》、陈世元的《金薯传习录》和陆耀的《甘薯录》等。

和甘薯相比，玉米的引进可能要更加早一些，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甘肃《平凉府志》中就有关于“番麦”的记载，就其对番麦所作的植物学形态的描述，可知番麦即玉米，证明至迟到十六世纪中期，玉米已传入到中国。从玉米栽培的最早记载出自甘肃平凉来看，玉米可能是从中亚沿古丝绸之路引进到中国的。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杭州人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也认为：“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同时，他还记载：“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说明当时杭州已有玉米栽培。但当时玉米的种植并不普遍，主要分布在山区。所以《本草纲目》说：“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大致到十九世纪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玉米种植不仅继续向山区，而且也向平原地区扩展了。出现了“遍山漫谷皆包谷”的景象。

明清时期传入的新作物还有花生。一般认为花生原产南美巴西，但也有人依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浙江吴兴与江西修水先后出土的植物籽粒，主张中国古已有之，是原产地之一的说法。但花生的广泛种植确在明清时期，且极有可能是明清时期传进来的。明代方志如嘉靖《常熟县志》(1538)已有明确记载；王世懋的《学圃杂疏》(1587)也已述及，“香芋、落花生产嘉定。落花生尤甘，皆易生物，可种也。”就其有关生物学性状及经济特征叙述较为详尽的，当属18世纪中期成书的《三农记》。书中就其叶、花、根的形态都有所记叙，并以“角插土中成荚”来概括说明，花开胚珠受精，子房柄随即向下伸长，发育为荚果的过程。按“荚”是指延伸的子房柄；“角”指子房和发育的荚果。从而对落花生这一名称的由来也已提示。在指出花生的多种用途及经济价值时，强调其可充油料，而花生已成油料作物则始见于本书，从它说当时湖田沙土已普遍种植，又可推知花生已是主要的油料作物。

马铃薯也是明清传入的新作物之一。传入之后各地叫法不同，有称洋芋、阳芋，也有称马铃薯、山药蛋。《植物名实图考》“卷六”：“阳芋，黔滇有之，绿茎青叶，叶大小，疏密，长园形状不一。根多白须，下结园实。压其茎，则根实繁如番薯。茎长则柔弱如蔓，盖即黄独也。疗饥救荒，贫民之储。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羹霍煨灼，无不宜之。叶味如碗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隽永。开花紫五角，间亦青纹，中擎红的绿蕊一缕，亦复楚楚。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尤硕大，花色白。闻经南山氓，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和路径待考，一般认为是多次多途径的。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康熙时福建《松溪县志》(1700)。有关资料见于方志的仅六十多种，远少于本期其他引进作物。经统计分析，其种植分布之处多为贫瘠冷凉山区。

从甘薯、玉米等新作物的传入和推广中不难看出，新作物对于山地和海涂的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山地和海涂的利用，使得人口对于原有土地的压力又有所减轻，这就为明清以后，人口的激增创造了条件。另有一种传入的作物为烟草。明代中叶，烟草自菲律宾传入中国，当时仍旧使用其在本土的读音“淡巴菰”。“淡巴菰”的传入和甘薯、玉米等不同，它不仅损害了吸食者的健康，同时侵占了大量的良田。明崇祯年间，已有不少人以吸烟为乐，一些种植粮食的农田也改种烟草了。但烟草的传入对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岁数收技术

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人们还着眼于对现有土地的利用，这就促进了多熟制的进一步发展。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北方除一年一熟的地区以外，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等地已较普遍地实行了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制，这种农作制经过逐步完善，到十九世纪前期，传统的种植制度已基本完成。但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明清时期中国北方的一岁数收之法主要还是通过间作套种来实现的。清代农学家郑世铎在《知本提纲》中讲述了一个自己亲自实验过的例子，“其法：冬月预将白地一亩上油渣一百五、六十斤，治熟。春二月种大蓝，苗长四、五寸，至四月间，套栽小蓝于其空中，再上油渣一百五、六十斤。五月挑去大蓝，又上油渣一百五、六十斤。六月剪去小蓝，即种粟谷。秋收后，犁治极熟，不用上粪，又种小麦。次年麦收，复栽小蓝；小蓝收，复种粟谷；粟谷收，仍复犁治，留待春月种大蓝。是岁皆三收，地力并不衰乏，而获利甚多。”农学家杨双山还提出一个“二年收十三料之法”，包括菠菜、白萝卜、大蒜、小蓝、谷、小麦等多种作物。

南方的多熟制首先是发展了以水稻为中心的水旱轮作制，包括水稻与小麦、蚕豆、油菜、蔬菜、大豆、荞麦、棉花等多种形式的轮作复种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双季稻和在双季稻基础上，再加上各种小麦，形成的麦、稻、稻三熟制。双季稻在魏晋时期代即已在岭南地区出现，宋元时期，在南方稻作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不过在明清以前，主要是再生双季稻，明清时期，则发展起来了间作双季稻和连作双季稻，据《农田余话》的记载，明初，闽广之地已有间作双季稻的栽培，到了明末，据《天工开物》说：“南方平原，田多一岁两栽两获者……六月刈初禾，……插再生秧”，表明南方平原地区，连作双季稻的栽培已比较普遍。在双季稻的基础上，再加上小麦，或油菜等越冬作物，就成为一年三熟制。不过由于各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南方双季稻和三熟制的发展并不平衡，总体水平并不太高，例如，太湖流域地区仍然是以稻麦二熟制为主，是以太湖地区的农业改制成为百余年来，农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

耕作栽培技术的发展与完善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农业的耕作栽培技术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北方旱地耕作形成了浅－深－浅耕作法，《知本提纲》指出：“初耕宜浅，破皮掩草；次耕浙深，见泥除根（翻出湿土，犁净根茬）；转耕勿动生土，濒耖毋留纤草”。这段话是对浅－深－浅耕作法的概括。何谓“转耕”？郑世铎的注释是“转耕，返耕也。或地耕三次：初次浅，次耕深，三耕返而同于初耕。或地耕五次：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返而同于二耕，五耕返而同于初耕，故曰‘转耕’”。

和北方深浅搭配的耕作方法不同，明清时期，南方水田耕作中深耕得到提倡，深耕的深度通常在八、九寸，有的甚至达到二尺余，为此出现了套耕的耕作方法，深耕多选择在冬至之前的晴天进行，以起到冻土晒垡的作用。适应南方旱地作物的需要，针对南方许多地方地下水位高，且又多雨的特点，开沟作畦，已成为一项很重要的技术措施。

明清时期，对于肥料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肥料的种类和积制方法也得到了发展，主要的肥料有厩肥（养猪、养羊积肥）、熏土、泥肥、饼肥、磷肥（骨灰和灰粉）、绿肥等，在肥料的加工方面，出现了煮粪和粪丹，煮粪是将粪在锅里煮熟，粪丹则是配制混合肥料。明清时期，施肥的方法也有所改进，明末沈氏提出了著名的“看苗施肥”技术。《沈氏农书》上说：“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为农家最要紧机关。”如水稻追肥，“须在处暑后，苗作胎时，在苗色正黄之时，如苗色不黄，断不可下接力；倒底不黄，到底不可下也。”清代杨双山、郑世铎则提出了“施肥三宜”，即根据时宜、土宜和物宜来施用不同的肥料。

最能代表明清时期耕作栽培技术的要数“亲田法”，亲田法是明代耿荫楼在《国脉民天》中提出的，它综合了区田法和代田法的某些特点，即在大块土地选出小块土地进行人力和物力的顷斜投资，以夺取小块土地的隐产高产，以后逐年轮换，还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

明清时期，棉花和甘薯的栽培管理技术得到了总结。棉花在宋末元初传入到中原地区以后，到明代业已成为主要的衣着原料，与此同时，棉花的栽培管理技术也日臻完善，徐光启总结出了棉花丰产的“十六字诀”，即“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甘薯从明代中期传入到中国以后，人们很快就发明了甘薯的无性繁殖技术，解决了甘薯藏种越冬的问题，还出现了多种的育苗和扦插方式，使甘薯栽培在其传入之后，很快就趋于成熟，这也它得以普及的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的农书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农学最为发达的时期，除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以外，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农书的增加，据统计，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著录的古代农书共497部，其中明和清前期就有283部，占57%，超过了历代的总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便民图纂》、《农说》、《群芳谱》、《农政全书》、《国脉民天》、《天工开物》、《补农书》、《知本提纲》、《授时通考》等等，而最能代表明清农学成就的农书当属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地方性农书的大量出现，是明清时期农书的一大特点。这类农书的篇幅不大，都以一个特定的地区为对象，因而所记耕作技术等比较详细切实。具有实用性、经验性和可行性的特点。明清时期出现的主要的地方性农书，表列如下：

农书名

作者

成书年代

地区

主要内容

宝坻劝农书

袁黄

1591

天津宝坻

包括天时、地利、田制、播种、耕治、灌溉、粪壤、占验等八篇

沈氏农书

沈氏

1640

浙江涟川、归安

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及家常日用。

补农书

张履祥

1658

浙江桐乡

补沈氏农书之缺

农桑经

蒲松龄

1705

山东淄博

蚕桑

梭山农谱

刘应棠

1674

江西奉新

记叙了从种到收的水稻生产全部过程，

农圃便览

丁宜曾

1755

山东日照西石梁

作者自己的经验之谈

三农记

张宗法

1760

四川什邡

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修齐直指

杨屾

1776

陕西兴平

 　

浦泖农咨

姜皋

1834

上海松江

水稻栽培管理的技术和经验。

马首农言

祁俊藻

1836

山西寿阳

内容包括地势气候、种植、农器、农谚、占验、方言、五谷病、粮价物价、水利、畜牧、备荒、祠祀、织事、杂说等14篇

农言著实

杨秀元

1856

陕西三原

关中旱塬地区农业生产技术

《救荒本草》及应用植物学的产生是明清时期农学发展又一特点。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本草学发展并进入总结的时期。从《神农本草经》开始，中国的本草学就是以药物学为主，但自进入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便是本草学由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的发展。它的标志就是《救荒本草》等一系列本草学著作的出现。

中国虽然有号为发达的农业，但由于其结构不甚合理，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于粮食的增长速度，以致出现“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局面，救荒植物成为传统中国农学和植物学一项特殊内容也就不可避免。而开创这一领域的人并不是一个食不裹腹的穷人，而是一个可以享受“禄之终身”的王子。他就是朱橚。朱橚生当元末明初，正是一个饿莩遍野的时代，于是他和他周围的学者们，便从众多的野生植物种类中，选出一些可以在荒年充饥的种类，进行培养、观察，把每一种的可食部分记下来，并一一绘制成图，加上文字说明，编成了《救荒本草》。《救荒本草》是一部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全书共四卷，记录植物四一四种，除已见于过去本草书的之外，新增入的有二百七十六种，也就是说有近三分之二植物种类是以前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全书分为五部，计草部二百四十五种，木部八十种，米谷部二十种，果部二十三种，菜部四十六种。

与传统的本草学著作不同，《救荒本草》对于植物的描述都来自直接的观察，不作繁琐的考证，语言简洁通俗，且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花基数、叶脉、花序等。此外还使用了一些易为学者和民众接受，能够简洁、确切地描述出植物特征的植物学术语。描述一种植物，即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对植物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所以无论是从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便利民众寻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救荒的目的，书中还记载了一些新颖的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例如，基于经典本草书中，豆可以解毒的说法，他想出用豆叶与有毒植物商陆同蒸以消其毒性的制备法。在讲述白屈菜的食用时，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用细土与煮熟的植物体同浸，然后再淘洗以除去其中有毒物质。有人认为近代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书在明代就翻刻了几次，并对本草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救荒本草》出版之后，有不少文人学者纷起仿效，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如王磐的《野菜谱》一卷，所记野菜六十余种，每种亦都有附图。周履靖的《茹草谱》四卷，所记野菜一百零五种，都有附图。屠本畯《野菜笺》一卷，记野菜二十二种。鲍山的《野菜博录》三卷，记野菜四百三十五种。姚可成的《救荒野谱》一卷，记野菜一百二十种。顾景星的《野菜赞》，记野菜四十四种等。

《救荒本草》还对其它一些本草学著作产生了影响。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颇详明可据”，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不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徐光启编撰《农政全书》将《救荒本草》和《野菜谱》全文收载。清代重要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草木典”的许图文也引自《救荒本草》，同样的还有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救荒本草》传到国外之后，还对世界的植物学发展产生了影响。一七世纪末，传到日本，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青睐和关注，并出现了一些类似的著作。

救荒只是一种消极的预弭灾害的办法，当时更有积极防灾抗灾措施。蝗虫是北方旱作区的最主要的害虫之一，其为害甚至超过水旱灾害。明清时期，由于农田水利长期失修，蝗灾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为严重，除蝗专书的涌现也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农书特点之一。现存陈芳生《捕蝗考》、陈仅《捕蝗汇编》等治蝗专书都是清代以后的作品。

蚕桑的发展

明清时期，很多地区的蚕桑业出现了“衰废不举”的现象，但在杭嘉湖地区及珠江三角洲，蚕桑业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繁荣起来。

明清时期蚕桑技术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桑树桑树品种有明显的增加和栽培技术的进步。仅《乌青文献》就记载了嘉湖地区的桑品种16个。而当时各地所拥有的桑树品种数要远远超出此数。在栽培方面，继宋元时期重视“科斫”之后，明清时期非常注重桑树树型的养成。宋元以前，大多是高干桑或乔木桑，明以后，高干或中干的拳桑养成逐渐流行，后来更有低干桑的出现。据《蚕桑辑要》的记载，所谓拳桑就是栽植后的第二年正月，在离地二尺高处剪去苗梢，留两个芽，秋后长成两个枝条。第二年正月，又在这两枝条的一尺多高处剪去，并各留二个芽，其余的芽都抹去。以后每年如法剪留。至第五或第六年，在枝条基部连枝带叶剪伐养蚕，经过数年在这一部位的剪伐，便成拳式。一株桑树上可养成8—10个拳。拳桑的养成具有省工、便于采摘、和保证雨天能有干叶饲蚕这样一些好处。所以在明清嘉湖地区颇为流行。明清时期还将科斫用于枯桑的更新，“将己枯之树，离地六七寸截去，而留其老桩，以肥土堆积其上，俟明春另发嫩条，养成低桑，亦一善法也。”“低桑之放叶较早，于采小叶者最宜”。。为了提高桑叶的产量，明清时期十分注重桑园施肥，尤其是提倡“谢桑肥”。《沈氏农书》指出：“剪桑毕，再浇人粪，谓之‘谢桑’。浇一钱，多一钱之叶，毫不亏本，落得好桑。谢桑尤是紧要工夫，切不可因循。”杭嘉湖地区用做桑肥的主要是河泥，“桑不兴，少河泥”，所以“萳泥第一要紧事。”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明清时期注意到桑蟥和癃桑的防治。《沈氏农书》中提到，防治桑蟥着重在于刮桑蟥卵块，不使遗漏，以免后患无穷。癃桑是病毒引起的桑病，为害严重，因此《沈氏农书》指出：“设有癃桑，即翻去之，不可爱惜，使其缠染，皆缘剪时刀上传过。凡桑一癃，再无医法，断不可留者。”

二是养蚕技术的发展。明清时期，在浴蚕方面采用了添加石灰、盐卤和高温水浴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可以消毒，还可以起到留强去弱，选择良种，促进蚕卵孵化的作用。明代在养蚕方面的重大成就就是认识了杂交优势。《天工开物·乃服》：“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所谓早雄配晚雌，就是指用一化性的雄蛾与二化性的雌蛾杂交，通过人工选择培育出新的良种。该书还记载：“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嗣变成褐茧。”书中还指出：“又一种不忌泥涂叶者，名为贱蚕，得丝偏多。”所谓“贱蚕”是指在不良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抗逆性强的品种。

蚕种优化的结果，使得扩大养蚕规模成为可能，明清时期，浙江湖州一带，为了节省蚕筐，往往在大眠之后，把蚕放在地上饲养，叫做“放地蚕”。放地蚕时，要建蚕仓，“择室之明亮者，打扫洁净，以坚厚土砖散置其中，使布叶者有立脚处，仓边用厚木板围好（小土砖亦可），再以稻草截作寸许乾，匀铺地面（以不露地面为度），而以蚕匀铺其上，不宜过密，亦不宜过稀，过疏则费叶，过密则老得不齐。”

明清时期还创造了花簇和方格簇。花簇是广东特制的一种排湿结茧工具，以适应广东气候高温多湿，养蚕批次多，批量大的需要。方格簇则出现在太湖地区，它对于控制上簇密度，减少双宫、黄斑、紫印等屑茧，提高蚕茧质量有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方格簇需要较高的经济条件，未能得到很好的普及。

明清时期，为了提高蚕丝的质量，还对缫丝的方法进行了改进。是有“出口干”和“出水干”的出现。所谓“出口干”，就是当熟蚕吐丝结茧时，保持适当的温度环境，使则吐出的丝一见空气就能迅速干燥。“出水干”就是使刚从煮茧锅中缫出的生丝能迅速干燥。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用炭火加温。明清时期，以太湖之滨七里村所产蚕丝质量最高，名为“辑里丝”。

明清蚕桑业发展还有一项值得注意的成就，这就是柞蚕的放养。西汉末年，山东蓬莱、掖县一带人民已利用野生的柞蚕茧，制成丝绵。后来人们逐渐知道利用柞蚕丝来织绸。到明代，山东蚕农已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初山东益都孙廷铨著的《山蚕说》专门介绍了放养柞蚕的技术。书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着柞蚕。清初，放养柞蚕的方法已传至辽东半岛，不久传到了河南、陕西，接着便推广到云贵地区。

对农作物和一般植物性状特征的研究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本草学的集大成时期。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农作物和一般植物性状特征的研究。明初出版的《救荒本草》就是以救荒为目的的研究救荒植物性状特征的一本专书。它在研究方法方面，却给予人事作物栽培研究的人们很大的启发。这就是通过采集种子、实际种植，观察植物生长发发育的真象，然后据以描述绘图说明。书中共记录了414种野生植物，按草、木、米谷、果、菜分做五部，又按着食用部分做“菜可食”、“根可食”、“实可食”和“根可食”等细目。

在《救荒本草》等书的影响之下，明中叶部分农业著作也开始着重作物特征特征的研究。《群芳谱》在它的谷、蔬、菜、花等谱里，谈到每一种作物的栽培技术，首先说明各该作物的植物特性特征。如“麦，一名来，俗称小麦。秋种厚埋谓之麦。苗生如韭，成似稻，高二、三尺，实居壳中，芒生壳上，生青熟黄；秋种夏熟，继绝续乏，为利甚普；故为五谷之贵。亦可春种，至夏便收，然不及秋种者。”又如“大麦，一名牟麦，一作（麦牟）。茎叶与小麦相似，但茎微粗，叶微大，色深青而外如白粉，芒长，壳与粒相粘，米易脱。小麦磨面作饼饵食，大麦止堪碾米作粥饭及喂马用，此其所异也。……他如穬麦、赤麦、青稞麦、黑穬麦，大抵与大麦一类而异种。”类似这样的描述在以前的农书中是少见的。

明代中后期，随着外来作物的引进，对外来作物性状的描述也成为农书的新内容。如，《群芳谱》、《农政全书》和《三农记》和《郡县农政》就对玉米、甘薯、花生、马铃薯等作物的性状有细致的描述。

清代对于植物性状特征的研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栽培植物，如黍、稷、梁等的名实辨析，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如程瑶田的《九谷考》，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刘宝楠的《释谷》等。这些著作对于植物名实的考证多采精到之处，为植物改善研究的重要成果。

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于上海。万历九年（1581年）二十岁时，考取金山卫秀才，从此开始了教书生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十六岁时顺天乡试第一，成为举人。考中后仍以教书为生。直到四十岁前后，徐光启的人生道路才发生了转变。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三十九岁的徐光启再度赴京赶考，途经南京时拜访了耶稣会士利玛窦（Mate Ricci, 1552--1610年），开始接触传教士。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徐光启再访南京，在传教士罗如望（Joao de Rocha, 1566--1623年）的指点下，加入了天主教会，教名“保禄”。次年徐光启进士及第，任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又历任翰林院检讨、内书房教习、翰林院纂修、左春坊赞善、少詹事、河南道监察御史等职。六十八岁时任礼部左侍郎，旋即升为礼部尚书。崇祯五年（1632年）任大学士。次年（1633年）死于任上。

徐光启接触利玛窦等人以后，便开始学习探讨西方科学知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译出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万历四十年初（1612年），礼部奏请他和李之藻及西方传教士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ja 1571--1618年）、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1575--1620）等同译西洋历法，同年他与熊三拔制造天盘、地盘、定时衡尺、璇玑玉衡等，并与熊三拔译成《泰西水法》。与此同时，他自己还写了不少天文、算学和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等。在跟随利玛窦等人系统地学习了一些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特别是“历象之学”以后，万历四十年（1612年），他便开始转入农业和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水利方面的系统研究。

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他对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天文历法方面，他主持了历法的修订和《崇祯历书》的编译。《崇祯历书》的编译，起自崇祯四年（１６３１），终于十一年（１６３８）。徐光启负责总编的工作，还亲自参加了其中《测天约说》、《大测》、《日缠历指》、《测量全义》、《日缠表》等书的具体编译工作。《崇祯历书》采用的是第谷（Tycho）体系。这个体系认为地球是太阳的中心，日、月和诸恒星均作绕地运动，而五星则作绕日运动。落后于当时在欧洲已经出现的哥白尼（Copernicus）体系。尽管如此，按西法推算的日月食精确程度已经较中国传统的《大统历》为高。此外，《崇祯历书》还引进了地圆思想、大地经纬度的计算及球面三角法，区别了太阳近（远）地点和冬（夏）至点的不同，采用了蒙气差修正数值。

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当推《几何原本》的翻译。《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于公元前３世纪编成的。这部世界古代数学名著，以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用一系列定理的方式，把初等几何知识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几何原本》经过历代数学家，特别是中世纪阿拉伯数学家的注释，经阿拉伯数学家之手再传入欧洲，对文化复兴以后近代科学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几何原本》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再加上科学实验，是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换言之，《几何原本》的近代意义不单单是数学方面的，更主要的乃是思想方法方面的。徐光启指出：“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这可能就是徐光启选择翻译《几何原本》的原因。

在军事学方面，徐光启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保卫了京师。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选练百字括》、《选练条格》等。

但徐光启平生用力最勤、影响最深远的，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农遗杂疏》、《屯盐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其中主要的代表就是《农政全书》。

六十卷的《农政全书》分为十二目，五十余万字。十二目依次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农政全书》是继元代王祯《农书》之后，又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农书。虽然，《农政全书》取材于王祯《农书》的地方很多，但从体系上比较中就可以看出《农政全书》的许多特色。其中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农本、开垦、水利和荒政等属于政策内容的加入。这也就是本书之所以称为《农政全书》，而不称为“农业全书”的原因。

《农政全书》分为十二目，六十卷，五十余万字。十二目依次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农本”一目三卷，择要地列举历史上和当时有关重视农政的经史典故，诸家杂论，以及当代人冯应京的“重农考”一篇。“田制”一目二卷，收录了徐光启本人的“井田考”，以及元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的“田制门”，主要讲述有关土地的利用方式。“农事”一目六卷，分为营治、开垦、授时、占候四个部分。讲述土壤耕作、荒地开发利用、农业生产季节和气候等内容。“水利”一目九卷，分“总论”、“西北水利”、“东南水利”、“水利策”、“水利疏”、“灌溉图谱”和“利用图谱”等部分引述各家论说，还收入了《泰西水法》一书，讲水利工程、农田灌溉及水源利用；“农器”一目四卷，取材于《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主要叙术耕作、播种、收获、贮藏、日用等方面的农器。“树艺”一目六卷，分作谷部、蓏部、蔬部、果部四部，讨论一百一十多种粮食、蔬菜及果树作物的栽培技术。“蚕桑”一目四卷，分为总论、养蚕法、栽桑法、蚕事图谱、桑事图谱、织絍图谱六个部分引述古农书中有关种桑养蚕技术方面的内容。“蚕桑广类”一目二卷，引述蚕桑以外的纤维作物生产技术，主要包括木棉（即棉花）和麻类。“种植”一目四卷，引述有关竹、木、茶，及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牧养”一目一卷，则主要引述有关六畜、鹅、鸭、鱼、蜂等的饲养技术。“制造”一目一卷，主要引述食物加工，另附营室、去污、辟虫等家庭日用技术。“荒政”一目十八卷，分为“备荒总论”、“备荒考”二部分，同时收入了《救荒本草》和《野菜谱》二书，叙述备荒与救荒。

《农政全书》是继元代王祯《农书》之后，又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农书。是书“博采众家，兼出独见”，是中国农学有集大性著作。书中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农本、开垦、水利和荒政等属于农业政策方面内容的写入。而对于农学的贡献，则莫过于对甘薯和棉花等栽培经验的总结，对于蝗虫发生规律的研究和防治对策，对于“风土说”的阐述等。

甘薯是明代新引进的作物。徐光启敏锐地认识到甘薯的优越性，总结了甘薯十三个方面的优点，即所谓“甘薯十三胜”，并积极加以推广。为此，他对甘薯的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甘薯从福建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是留种越冬。徐光启曾反复三次向福建求种，说明他在冬季藏种上曾一再失败，为此他进行了多次试验，提出了甘薯越冬藏种的几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甘薯从华南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使甘薯得以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推广。除藏种之外，徐光启还总结了新的育苗和扦插方法。

棉花，在宋代以前，主要种于华南及西南和西部的边疆地区，宋元时期，开始分南北二路传入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才开始有了简单的技术总结，明代时期植棉技术又有了进步，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此做了全面的总结。并提出了“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植棉要诀。

徐光启继承了元代农学家们的积极主张，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异地之间是可以相互引种的，还用宋代占城稻引种成功的史实，对风土不宜的学说做了进一步的批判。徐光启对引种失败或不愿引种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懒惰保守是“美种不能彼此相通”的根源。

徐光启研究历史上从春秋时期到元代一共111次蝗灾所在月份的记录，得出了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的结论。又根据历史记载和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在研究了蝗虫生活史和蝗虫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之后，徐光启又提出了治蝗之法。这是《农政全书》中最为精采的部分。

徐光启根据历史经验，吸取当时西方的技术成就，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提出了著名的“用水五术”和“取水四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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