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瑚
（１９０７—１９８０）
王毓瑚，农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农书目录专家。早期从事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著译，后期致力于整理、校注古农书，推进农业经济史和农业技术史的研究，肇端于比较农业史、农学思想史、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并在培养农史研究人才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王毓瑚，字连伯，１９０７年４月１６日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西田果园。父亲王树屏，清末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一生淡泊名利，青壮年时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曾经致力于提倡教育、妇女解放之类的工作。１９１１年后，一直在当时教育部任部员，也曾兼任中学教员。王毓瑚１９１５年离开河北高阳农村老家到北京上学，跟着依靠工薪为生的父亲生活。２０世纪初的河北高阳，以远近闻名的高阳土布为主要输出品，当时以家庭为主的纺织业，已抗不住洋布的倾销而日益衰微，濒临破产，而当地从事贩运的商贾，仍在苦撑挣扎，遍迹南北以至海外。那时北京学界思想日趋活跃，他父亲又是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毕业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些对少年王毓瑚有着耳濡目染的重要影响。同时对他发奋求学以及国学及外语基础的奠定也都有着良好的作用。青年的王毓瑚怀着求知救国的宏愿，于１９２５年奔赴欧洲，靠打工收入和亲友资助，先在德国波茨坦（Ｐｏｔｓｄａｍ）市立高级中学学习，随后想学习工程技术，又感到当时中国经济方面困扰尤重，所以在进入慕尼黑（Ｍｕｎｃｈｅｎ）工业大学时，便把攻读方向改为经济学。当时德国的经济学以逻辑严密和追求体系完整见长；而法国的经济学却以求实，深邃与自由活泼著称。为了更深入地领悟西欧经济思想的发展，加以维持求学经费上的原因，他于１９２９年转去法国，人巴黎（Ｐａｒｉｓ）大学经济系。他强烈的愿望是在国外尽多寻找新知，来日以报效祖国。至１９３３年毕业时，已获取经济、统计、新闻三科的合格证书。
在德国、法国近９年的留学生活，王毓瑚对西欧数国经济发展特点与规律已有更深的了解。１９３３年回国后，所见所闻对每况愈下的官僚政治完全丧失了信心，决定与鱼肉百姓的当政者保持距离，走自己学术研究的路子。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担任河北省立法学院经济系讲师，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业大学的前身）经济系讲师。抗日战争期间，他几经辗转到了重庆，１９３９—１９４４年任国立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１９４６年返回当时的北平，被聘为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他在几所大学和国立编译馆，曾致力于讲授中国农业史，欧洲土地制度、经济思想史、普通经济学、中国经济史课程，主持农业经济专题讨论。编辑中国经济史资料，翻译外国经济学著作。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辅仁大学农学系等院、系合并组建成北京农业大学。他被聘为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曾开设政治经济学、农业史、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等课。从１９５２年起，至１９８０年逝世，长期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为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在农书古籍整理及农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曾被推选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名誉理事，被聘任为农业出版社顾问。
王毓瑚的学术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１９４９年以前从事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二是１９５２年全国农经系教师在北京农业大学卢沟桥农场参加农业经济讲习班之后，王毓瑚把研究重点转向古农书整理与农业史的研究，并在农史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发展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王毓瑚熟谙西方经济思想史，回国后，取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长处，结合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阐释，把教学、科研的着力点放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曾发表《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唐代岭南产银与货币经济发展之关系》，出版了《管子传》，从德文翻译了《经济学解》、《经济之四种基本形态》。１９３９—１９４４年在国立编译馆，他和傅筑夫、史念海教授等从事中国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工作。仅就当时他和傅筑夫编辑１９８２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即可窥见其工程之浩大，其中农业部分，就包括约７０００字的绪言，以及作物种植、附养蚕、耕作方法及生产效率、动力及工具、灌溉、农业经营、畜牧、附政马、屯田等内容。全书融经济与技术为一体，寓观点于材料，读起来显得实际生动，跌宕起伏，而不给人留下公式化的色彩。编者的见解很明确：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而资料的缺乏和资料之不易搜集，又是造成这一学科长期以来不够繁荣的原因之一。王毓瑚等经过艰苦的搜索挖掘、淘汰取舍、分类排比、写作绪言等工作，给经济史学界研究参考作了修桥铺路的善事。
王毓瑚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贡献，在于他以深厚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根基，倾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探索，所描绘的中国经济史发展轮廓和中国农业经济演进格局，自成一家或属一种风格之作。所著《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于经济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就是治秦汉史的学者亦均能称道。他的经济史研究工作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未能绵延，但他作为成熟的经济史学者，思绪是不会歇息的。１９７８年写成的《从<史记·货殖列传〉来推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王毓瑚提到：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都不曾明白地规定过一个社会发展的绝对公式。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五个阶段的发展规律是出于斯大林之手。它基本上应该说是以欧洲的历史为样板的。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从像欧洲那样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这也如同在欧洲的历史上找不出来一个与中国近代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相同的时期。他的主张是必须“异”中求“同”，而不应强求一致。即是：（１）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社会变化与西方不同，虽有一定的共同规律，但不存在同一模式。（２）在论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叙从春秋末期到西汉中期经济领域的活动时，王毓瑚将中国历史上春秋以后的几个世纪各诸侯国实行变法，经济上土地私有被确认，工商业事实上得到了相当的自由，人各使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出现百家争鸣局面，与欧洲封建制度从内部瓦解，知识的解放促进了对民主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滋生相比较，阐明它们间有极其相似之处。（３）论述了中国型的资产阶级与中国型的封建统治。王毓瑚认为秦始皇并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个实用主义者。法家提倡变法，主张历史是有发展变化的。秦始皇却妄想建立万世不易的“家天下”。他只是有选择地采纳法家学说中有利于皇家政治利益的那一部分。秦始皇过于依赖自己的权威，觉得无需争取那般平民经济活动家们的支持。在他的统治之下，在影响整个社会发展上面，经济这个因素远远跟“政治”这个因素不能相比。王毓瑚认为这是与欧洲王权专制时期大不相同的一点。还指明中国早期历史上的工商业者，主流未趋向于真正的产业经营。这样的工商业者基本上活动在流通领域，不会发展成为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尽管萌芽很早，在整个历史上确也几度颇有些表现，但直到鸦片战争，始终没有出现过一个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时期。在经济思想史领域，王毓瑚是以其著述中的真知灼见来显现其学术功力的。潜心整理校注农书推进农业经济史、农业技术史研究在客观因素制约下，经济思想史不便研究的时候，王毓瑚把研究方向折转到过去做过大量资料积累与研究探索的农业领域。在农书古籍整理校注和农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开拓意义、颇受国内外同行称誉的学术成就。
１．整理校注多种农书，撰写《中国农学书录》。他提出：“中国农书……指的是没有受到近代西方农学影响以前中国人所撰写的那些有关农业生产知识的著作”这种颇有影响的观点。他在农书整理与农史研究的目的上，指明今天整理农学遗产的目的，主要在于把这份遗产中的有用部分清理出来，使之为当前的农业生产服务。
王毓瑚校注整理的中国古代农书有：《区种十种》、《农圃便览》、《秦晋农言》、《梭山农圃》、《农桑衣食撮要》、《郡县农政》、《王祯农书》、《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等多种。他校注整理的多是北方的农书典籍，为弄清一些技术细节，常要阅读大量典籍和多方与从事各学科教学研究的专家教授切磋。１９５７年出版、１９６４年修订出版的《中国农学书录》尤属治农史的国内外同行和农科、综合学科图书馆必备之册。王毓瑚提到：编写《中国农学书录》，是想清算一下我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历来一共写下过多少种关于农业生产知识的书。他为此反复思忖，多方商讨，拟定了取舍标准。他对于农书线索确是苦苦搜寻。对过去目录典籍中一书误为二书、有名无实、时代错移、著者不清、刊刻讹误，作了许多订正。《中国农学书录》确是切合实用的供查检中国农书文献的力作。日本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学者天野元之助教授（１９０１１９８０年）对该书非常推崇。在天野教授的努力下，１９７５年日本龙溪书舍将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与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合刊，作为纪念中日友好交流的学术著作隆重出版。
２．潜心祖国农业学术遗产的研究。１９５５年北京农业大学召开首次学术讨论会，他作了《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后来写出了《关于<农桑辑要>》、《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近代后套开垦试论》、《我国历史上农耕区向北面的扩展》、《关于中国农书》、《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及经验教训》、《我国古代的大田作物》、《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等多种论著，论文不仅发扬先贤在农学方面的成就，且多注意致力于实用。王毓瑚在农史上主要的学术观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主要生活在黄土地带，中国的农业是在水等自然条件很不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是靠实行精耕细作，才养活着众多的人口。中国耕种区从黄河中下游平原开始，向低地扩展，从开沮洳沼泽地到与水争地；向高处扩展，与林、牧、山岭争地，在千方百计找地种中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教训。王毓瑚认为除牧区和军马外，中国历史上的农业中，动物生产与植物生产两个部门过于不平衡，实际上养畜作业只能说是种植作业的附庸。那时也谈不到发展森林，古农书中述说的，一般都是松、柏、杨、榆、柳适合小农经济需要的家常树的种植。关于中国畜牧的历史演进与评论，他是在辑录大量素材，编写《中国畜牧史资料》的基础上才形成结论性的认识的。这一观点为治畜牧史、农史的学者所乐于称道。
肇端比较农业史、农学思想史和世界农业史的研究
１９７７年以后，王毓瑚极力主张根据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力量的条件，尽早着手安排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和农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这是把他所长的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多年研究探索农书文献、农史心得的有机结合。在这方面，他给农史比较研究方法以极大的重视。王毓瑚在诸病缠身的情况下，译出法国巴黎格林琼国立农学院比较农业教授马佐耶（Ｍａｚｏｙｅｒ，Ｍａｒｃｅｌ）《作为开发自然界的农作制——其演进与分化》的论文。此文用比较的方法和量化的析解，研究不同地区垦耕制度的演变，它们与器械、动力、技艺发展的关系，产量与人们衣食生活所需如何相互联结，种种见解，可以把人们眼界开阔。就法国学者来说，“比较农业研究”讲座所探索的内容也具新颖性。王毓瑚在该文１９７６年刊行一年后，即移译、印制供给国内同行学者参考，这在当时农史领域可能是介绍、吸取、参用欧美专业同行学术成果的最快速度。
他很重视农学思想的研究，曾建议身边助手做逐项逐段的细致研究。他撰著《吕氏春秋四篇农论别释》，其中阐述部分就是在这方面的示范。可惜这项研究事未终竟，病魔已将他从人世夺走。他开拓的学术领域，已由助手和学生们加以继承和发展。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十年间，北京农业大学在比较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农学思想史有关方面已刊行论文２０余篇。这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已毕业数人，比较农业史等研究生课已开设多门。
博采众长刻意求新诲人不倦的治学作风
王毓瑚以独具匠心和功力深厚的农史与农书文献著述，只在国内同行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在国际农史学界也受到誉。１９７２年在直肠癌手术后不久，就多次会见来访的日、英、法、德各国青老农学史学者，与客人们的交谈极其认真。外年轻农史学者曾提问，贾思勰是怎样成为一个农学家的？王瑚告诉他们：贾思勰是公元六世纪中国后魏时期职为太守官员，他那个时代没有机会受系统的农业科学培训，他是在真搜集农书典籍、积累当时农事经验而撰著成《齐民要术》的。后世人们以这部传世著作尊称农学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增加了他中国古代农业权威的份量。约略数语，提者心悦诚服，消释了积年的疑团。他从不以教诲者的面目炫一番，把观念强加给朋友，得到的却是良好、永恒的学术交的效果。
在治学方面，王毓瑚主张贯通中西，相互比较，吸收多种学科成就。他常说：“农业学科范围广阔，农史文献与材料绵亘千年万年，一个人什么都想研究透彻是不可能的，必须有自己的部分拿手工作。他提倡向校内外其他学科领域的行家多方求教，并身体力行。１９５５年前后，他就和本校农学系耕作教研室孙渠教授等一起组织《吕氏春秋》四篇农论，《汜胜之书》、《马一龙农说》的研读会。他与气象、土化、园艺、畜牧、兽医许多系的青老教师切磋学术，都是双方受益的。他很注重研究近现代农业历史课题，着力于为当今农业建设寻求有益的借鉴。他提倡学术自由探讨，长于历史、长于农业技术、长于文献校勘、长于地区特点、长于国外情况、长于专项领域、长于综合概括等等各种不同学术风格的人要互相尊重，彼此借助，共同推动农史研究。他屡屡和助手与学生们结合实例生动讲述“学无常师”、“择善而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理。他常说：从事农史研究，有了心得，要讲给别人听和写成文章，目的是彼此交流，相互提高。你不要轻慢、也不要拘泥于前辈学者，你却更要为后来治学的人开拓通路，使他们更高一筹。写我们这种学科的文章书籍，最怕的是没有理会。虽是自己尽心尽力写的东西，但限于写作时的环境与条件以及自己的水平，总会有所疏漏。有人商榷、驳辩、加以增删、纠正和推展，应该认为是其乐无穷的好事。
他从事农史研究，坚持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力主根据丰实材料，得出合体的结论。他说，研究中外农业历史，忌讳先定框框套套，接着填充材料。这样的农史可能表面看起来颇有声色，但那不是农业经济、科学技术、农学思想历史。他的见解是：农业的历史是生动、曲折、多态的，不可能极其顺畅迳直。古代中国的农业历史尤其如此，他说，中国的农史资料那么多，是要人们认真下刻苦功夫的。王毓瑚撰写论著，不书引文，这已是他为人们熟悉的风格特点。他的学术挚友傅筑夫教授等，这方面和他有相似的情形。他的主张是：把道理弄透，用自己的话表述看法。但也并不勉强别人，不约束助手和学生们也这样做。他要求助手与学生们的是：撰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材料或观点，千万不要长篇大套地“炒冷饭”。他说，宝塔顶部再提高一分也着实不易，但搞农史学问的人，要有为学科“添新”这样的心思和毅力。他很关心、支持农业考古研究，少数民族农史研究，热切鼓励中国农业博物馆早日成立并开展学术研究。
他自身经过无数次从搜集资料到写文章的甘苦，对１９７９年开始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撰写工作，他态度十分明确，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农史研究旷废多年，工作必须从逐段逐项的研究着手。应就农史专家学者的具体工作积累和治学所长，早上专史、地区史、阶段史。指明学者的劳动要紧的不是人数相加而是水平的高低，等等。他强调指出：此书学术观点和编撰要相应由主编裁决，以保持成书的水平风格。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此书的编撰、审改、增删、定稿、印刷、发行历程，证明他的许多意见是中肯、切要的。他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教授，多年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他认为大学图书馆馆长要代表教师使用图书文献的利益和要求，同时要代表学校科学管理和长期使用图书文献的利益和要求。在图书馆工作中，他力主把图书馆办成一个为师生欢迎的图书馆，办成一个具有专业藏书特点的图书馆，办成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图书馆。他的学术研究一部分为农书古籍著录，与他兼长图书馆不无联系。他在《中国农学书录》方面的出色成就，为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树立了远可景仰、近得学习的风范。
他生活简朴，性情刚直不阿，平易近人。他认为治农史是千秋百代的功业，个人只能擎一程火炬，他很愿意与人们悉心深入探讨学问。在国内同辈农史名家中，他从未给人以争强赢胜、锋芒直露的印象；而是以见地深湛、富于哲理的切磋获得人们的尊敬。学校各科的学者们称他为“饱学之士”，邻里老幼倍感他和蔼可亲。他熟谙德、法、英以及北欧若干语种，时有登门求教的人前来，他每次都能很耐心、认真地给予帮助。他十分爱惜人才。对助手、学生们谆谆善诱，指点他们撰写文章，数遍十数遍地修改文章，一般不予具体改动，而使之领悟了自己去完成，质量上把关从不放松，而态度上极其宽厚。他喜好京剧，对京剧科班从幼童进入到分别向生、旦、净、末、丑等不同方向发展因材而用的方法颇为欣赏。他认为培养青年是这样，同行间合作也是这样，有志趣的业余爱好者更是这样。要细心摸准自己所长和学科具体发展所需，这样才能自然茁壮地成长和彼此有机地配合，免得弄出与学术无关的闲事。作为一位农史学者多愿去他那里求教，而去造访的人每每感到收益良多。他对子女教育有方，严格要求，不准他们忽视业务学术，浮燥从事。他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常说：自己活着不搞科研，不为人民作贡献，是不可容忍的。就连临终前一天，还在和助手与学生们研究“世界农业史”、“农学思想史”等论题的写作和翻译计划，并拟亲自主持动手完成这一功业。
王毓瑚献身学术的年代，有近３０年是在反复折腾中度过的。但他追求真理，爱憎分明，相信人民群众确是始终如一的。他认为在农业经济史、技术史以及思想史的研究上，要给某一时某一事上为人民大众做过好事的人以应有的肯定，对做错事与做坏事的人要精心区分，抑扬褒贬讲求分寸，史家贵秉春秋之笔。他从不计较名位待遇，崇尚事物自然发展。太史公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是王毓瑚的座右铭。在对待学术业务上，他说：搞我们这种学科，要下决心做学问，不为利禄羁绊，不赶时髦，要肯坐冷板凳。撰文章、写书，准备它１０年、２０年不被重视，得不到机会刊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把书稿用层层防潮油纸包裹寄藏在挚友处，埋在煤堆中，但他相信总有一天祖国会需要它。他的《王祯农书》校注稿，就是几经磨难，于１９８２年终于出版问世的一例。王毓瑚精心提炼的学术成果和他开拓的农史研究新道路一样，确是为后辈学人所乐于研读、吸取、沿行和将之往前推移。
简历
１９０７年４月１６日 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西田果庄。
１９１５—１９２５年 从河北高阳到北京，读小学、中学。
１９２５—１９２９年 赴德国留学，入波茨坦中学、慕尼黑工业大学经济系。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 转去法国，入巴黎大学经济系，获经济、统计、新闻三种大学毕业合格证书。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经济系讲师。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现为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讲师。
１９３９—１９４４年 任国立编译馆编审。
１９４４—１９４６年 国立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经系教授。
１９４９—１９８０年 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教授。
１９５２—１９８０年 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病逝于北京。
主要论著
１ ［德］桑巴特（Ｓｏｍｂａｒｔ，Ｗ．）著，王毓瑚译．经济学解．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万有文库二集１０１种，１９３７年５月．
２ ［德］斯潘（Ｓｐａｎｎ，ｏ．）著，王毓瑚译．经济之四种基本形态．上海：商务书馆，１９３５．
３ 王毓瑚．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载《文史杂志》２卷９期，１９４４年０月．
４ 王毓瑚．唐代岭南产银与货币经济发展之关系，载《文史杂志》６卷３期。
５ 王毓瑚．管子传．胜利出版社，１９４５年．载
６ 王毓瑚．慕容燕及拓拔魏时期之军封．东南日报，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８日．
７ 王毓瑚．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北京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５５（１）．
８ 王毓瑚辑．区种十种．北京：财经出版社，１９５５．
９ 王毓瑚．《关于农桑辑要》．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５６２（２）．
１０ 王毓瑚．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北京：科普出版社，１９５７．
１１ 王毓瑚校点．农圃便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
１２ 王毓瑚辑．《秦晋农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
１３ 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
１４ 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４年修订出版．
１５ 王毓瑚，杨直民．学习夏纬瑛先生《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笔记．农业遗传研究集刊（３）．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５９．１６７１７５．
１６ 王毓瑚校注．《梭山农谱》．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０．
１７ 王毓瑚校注．《农桑衣食撮要》．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２．
１８ 王毓瑚校点．郡县农政．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２．
１９ 王毓瑚．一部新发现的古农书——《四时篡要》的几个问题．上海：文汇报，１９６２．７３．
２０ 王毓瑚．关于中国农书，图书馆，１９６３（１）．
２１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及经验教训．中国农业科学，１９８６（１），９０９６．
２２ 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讨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８０（３），３１４４．
２３ 王毓瑚．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４ 王毓瑚．从《史记货殖列传》来推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抖擞．香港：１９８１（３），６０６５．
２５ 王毓瑚．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代农田水利问题．中国农史，北京：１９８１（１），４２５２．
２６ 王毓瑚校注．《王祯农书》．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１）．
２７ 王毓瑚．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农业考古，１９８１（１），（２），１９８２（１）．
２８ 傅筑夫．王毓瑚．《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６）．
２９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农耕区向北面的扩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８２（１）．
３０ 王毓瑚．读《史记货殖列传》杂识．人文杂志丛刊，１９８５（４）．
３１ 王毓瑚．历代畜牧兽医著述简目．中国畜牧史料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作者：杨直民